标题文学乐观主义者的自信

　　不管世界上如何云水怒兮风雷激，如何天翻地覆慨而慷，我们这些“不可救药的文学乐观主义者”仍旧坚信，既然众多的文学杂志依然办着出着刊登着小说，众多的写家依然活着写着发表着小说，那么，有值得重读、保存、评论的中短篇小说，应是“理”所当然毫无疑“义”之事。
　　然而，正如别的种类的乐观主义者的坚信一样，文学乐观主义者的坚信并非“理”“义”层面上可以自圆其说的体系之类，毋宁说，更多的是基于审美感情的偏执，阅读与写作习惯的延伸，对时间连续性的爱好，乃至职业的惰性，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犟脾气，等等。何况，众多的量是否就一定是文学的质的保证，仍然是一个有待论证的命题。“大国必出大作家”的说法，除非仅仅用作一种自我激励，否则就是愚妄的迷思，让如鲁迅当年一般喜读波兰爱尔兰等小国的大作品的读者，闻之齿冷。撇开这一切，年度小说的编选者的“坚信”里，或许，仍旧有着对艰难时世里文字劳作的尊重与珍惜，有着对浩劫中复苏的文学的势头的关怀，对透过文字折射的世道人心(“精神史”或“思想史”)的关切罢。
　　历史的巨变有时会远远超出文学家的艺术想象力。在这种时刻，事件的戏剧性转折胜过一切虚构的“悬念”，历史人物的离奇表演使久已见怪不怪的看客也目瞪口呆。在这种时刻，仅仅是目击、见证、报导、记载，就已足以喂养读者的求知欲、好奇心和参与感。在这种时刻，你甚至会说，一幅新闻照片提供的信息量和震撼力也远胜洋洋百万言的一部长篇小说。在这种时刻，“文学虚构”的权利与价值将再次被严重质疑，“史”与“诗”的天平再次向“史”的一侧倾斜。那么，在这种时刻，阅读仿佛是远离历史旋涡的国度的文学家的“小说”(西文fiction一词的本意即是虚构)，会不会有超尘拔俗之感呢？我想，文学乐观主义者可能面临的双重诘难就在于此。
　　关键仍是对“史”与“诗”、“真实”与“虚构”等一系列聚讼纷纭的命题的看法如何，这篇短文自然并不奢想承担分擘辨析它们的任务。就事论事地，仍可简略提出若干相关的参考之点。首先，“历史”一经记载和叙述，即有所拣选、删略、剪辑、补充、叙述者的背景、经历、主观情致必不可免地渗入其中，想象与虚构亦乘虚而入，构成“历史叙述”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历史”与“小说”的二项分立，就不象我们当初认定的那么泾渭分明。由是，对历史叙述的阅读，便依然是读者透过文字与那个“自在的”历史建立“想象性关系”的一种实践了。
　　其次，“历史”并不仅仅是政治史和战争史，即所谓“帝王将相相斫史”。大人物的你方唱罢我登台，固然凝聚了历史变动的总体战略情势的某些焦点，却不过是那个更深厚宽广的“历史”(包括社会、经济、文化、民俗、日常生活等等)的最表面部分。这后者，通常，都被所谓“大历史”叙述(我称之为“大说”)删略不计按下不表。而“小说”，则不单具有古人所谓“补正史之遗”的功能，在更积极的意义上，小说屹立在话语结构的边缘，暴露“大说”们的“选择性遗忘”，抵抗着对灾难的健忘症和历史的失语症，通过更具个人性和感性的“小历史”叙述，把人们跟那个“更深厚宽广的历史”，重新连结起来。
　　再次，虽然历史写作(和阅读)与文学写作(和阅读)都是人们跟那“自在的”历史建立想象性关系的实践，其中，对“似真性”与“虚构性”的不同需求，却会在历史过程的具体时空中消长起伏。正如我们在“读者反应史”或“作品接受史”上经常看到的，有时“写实”叫座，有时“浪漫”吃香，今朝“黑幕”“秘史”甚嚣尘上，明日“寓言”“魔幻”卷土重来。仅从写作者(和读者)的个人选择(或“操守”)解释，还远远不够，正应更进一步，透过这真伪虚实间的轻重取舍，一探那历史运动过程的律动脉搏。
　　还可以再略述数点，但从文学乐观主义者现在的角度，即为持续编选年度小说提供“理论支援”的角度，似已可以就此打住。
　　让我们来具体看看一九九○年的某些作品。阿城的笔记小说精悍老到，用一千来字的篇幅，勾勒读书人(“知识分子”)与市民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潜)冲突。《观察》一篇，从一老狱卒的角度，纠织罪与罚、生理与心理、权力与控制等诸般主题因子，读之令人悚然。李佩甫的《画匠王——1988》，正如题目所显示的，讲的是近年发生在一个名叫“画匠王”的小村子里的事，展现的人文场景，又与阿城笔下大不相同。《黑孩儿》这篇，写一村农人在新的经济大潮与旧的权力结构的夹缝中，辗转生存求发展的命运，竟系于一来路蹊跷的“黑孩儿”身上。村人们的“致富经验”中，郁积着太多太多无法用烈酒麻痹的辛酸无奈悲哀。同是写乡村轶事，李森祥的三题《小学老师》，则出以迥然有别的回忆抒情的笔调氛围。少年叙述视角中的乡村小学教师，自然有一番温馨的感觉。前辈作家茹志鹃在刊载这组小说的同一期《上海文学》专文评论，对之赞赏备至。
　　倘若幼时恰逢乱世浩劫，则其童年记忆无法不平添一层怪诞嘲讽的阴影。刘索拉的《浑沌人生》更叠合上异国他乡留学生涯的形形色色，扩大了“文革”经验的时空参照域。李晓的《最后的晚餐》，如其题目所显示出来的宗教性喻象，小说在“文革”背景下探讨着强权迫害下的忠诚与背叛、恐惧与自我保护等复杂的主题。羊羔那用红塑料皮包裹的《圣经》，老乌那代代相诫“勿与官府打交道”的“族谱”，以及那关于人因贪欲而滥用误用了神的祝福的“荤笑话”，是小说中耐人寻味又互为参照的三个“本文”。恐惧与贪欲是权力得以实施的社会心理条件，人的命运倘若不是冥冥中那造物的“计划”，则无论如何挣扎，都无法不呈现为一系列的迫害或出卖。在《妻妾成群》等作品之后，苏童的《妇女生活》再次状写女性命运。半个多世纪物换星移，几代妇女的人生中，却似乎总有某种永劫轮回般的“结构性重复”，拂之不去，难以祛除。写法自是比李晓的这篇来得细致入微，但在形而上思考方面，则稍逊一筹。
　　我想，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是值得特别向读者推荐的一部作品。以前辈小说家作小说的主角来叙写，则小说家的“小说”亦成了小说本身探究质询的对象了。王安忆在解构“叔叔”们由“俄罗斯童话”、“苦难”、“父老乡亲”等等组成的一整套写作模式的同时，亦质疑了写作和虚构本身。因此，这既是两代小说家之间的一次对话，更是小说家与他们的小说之间，小说与小说之间的一次自我反诘，亦是这一代的小说家的一次自我反省，其中，亦深蕴着历史事变带来的深层震撼了。
　　许辉的《夏天的公事》，亦是值得叫好的作品，读到几处“一夜无话”时能会心地想起吴敬梓的笔法。我想，这是一种平淡的甚至是抒情性的嘲讽，是一种洗净了嘲讽的嘲讽。许辉将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亦看作真正的日常生活来叙写，琐细平淡罗嗦的一切全都抒情性地记录在案，令人在司空见惯的迎来送往公事公办中，深味着无奈与悲凉。
　　杨争光的《黑风景》与余华的《偶然事件》是两部风格与写法都很不相同的作品，但都关注于人的生存困境中那最令人震惊的主题。杨争光对西北方言的纯熟运用使他所叙写的血腥故事较易被读者接受，年代不明的偏僻陇原上，毫无缘由的冤怨相报，仿佛在在提醒着我们不应忽略的深层历史风景。余华则给故事罩上冷静的心理分析式的叙述氛围，探究所谓“偶然事件”后边的一切因果、策划、巧合与“必然”，都市风景中的情杀案件与偏执狂的推理欲互相转化，对所谓“因果”的执迷正好成为杨争光笔下无缘由的乡村仇杀的一个对照。
　　一九九○年，批评家在讨论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时，曾给出一个很精彩的概括：“放松”。与“放松”相对的自然是“紧张”，“伤痕文学”有一种控诉的紧张，“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有一种拨乱反正的紧张，寻根的紧张是本位化文化与世界对话的努力，“先锋派”或“新潮小说”的紧张是追赶时尚或“世界标准”，到了“新现实主义”，才有一种“放松”的写作状态出现。
　　我想这一概括是否准确并不重要。即以一九九○年小说而论，符合“放松”标准的作品，怕也不太多。它只是提醒我们注意到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作家写作的历史语境、心境和状态。“紧张”的恐怕不单止是小说家，你看到新生代的中国导演的影片，每一个镜头都那么刻意求工，用力过度便显得僵。批评界的“紧张”更是有目共睹，谁要是想在批评里来点幽默感什么的，就会被冠以所谓“老桥上的名士”，为义愤填膺之士所不齿。然而，生当二十世纪之末，紧张确实是我们的历史出发点，紧张赋予我们的话语实践以意义、以价值，紧张是我们的写作动力和历史灵感的源泉。那么，在紧张了整整十年之后，是不是到了该有点“放松”的时候呢？我想，如果这“放松”不是疲惫和疲沓，不是厌倦与厌烦，而是一种对技巧、语言、激情和主题的得心应手的“控制”(显然“放松”决不是“失控”或“失禁”)，那么，是“放松”的时候了。佛家语有“平常心”一词，现代俗人万难做到。可是，当这两个世纪相交的年代，那个“更深厚宽广的历史”也在发生难以预测的变化，惟有这“平常心”，能冷眼觑得世间百态盛衰荣辱，能够在与历史重建想象性关系的当口，获得一种从容、一种批判的距离感。
　　然而我的这篇短文也还太“紧”。“放松”？或许哪一天我能够。
　　一九九一年岁末于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