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文化史学、微观史学和《蒙泰卢：谬误的乐土》

　　在西方，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和人类学互相影响的趋势日益增强。在法国，年鉴派中出现了“新史学”(new　history)的潮流；而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从事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对历史学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新的史学方法被称为文化史学(Culturalist　history)或新文化史学(new　cultural history)。文化史学研究的并不是文化的历史，而是通过文化、主要是人类学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历史。格尔茨认为：“文化不是一种力量，社会事件、人类行为、典章制度以及事件进程都是文化的产物；文化乃是一种范围环境，凡此种种产物都可以在其中予以明显的或是厚的描述(thick　description)。”(见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一九七三年版)因此，我们可以称文化史学是对社会的形态、象征、比喻、形式以及思想意识的研究，是对各种人类活动的综合性探索。文化史学的优点在于，它能够避免由于相信存在着某种独立、超个人的集体精神而易犯的错误。文化史学不仅可以全面记述政治领域中的各类事件，而且还能够综合描述人类学、美学、文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内的现象。
　　微观史学(microhistory)是一种史学综合(Synthesis　in　his－tory)的新形式，其目的是在小范围内对某种体制(system)加以探索研究。微观史学的研究对象一般是个人、小团体、家庭以及企业，而最通常的形式是对社区(Community)的研究。正如大卫·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cher)所指出的：“微观史学以其独具的方式，根据对个人经历、立场及行为的探索，聚零为整地得出结论。”(见The　New　Republic，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人们常常把微观史学比作是一架精密的天平，一座精细的微雕。在很多情况下，同规模庞大、往往不易把握和缺乏人类生活真实感的宏观史学(macrohistory)相比，运用微观史学对史学家，特别是社会史研究者较为便利。微观史学能够告诉人们：“事情原本是怎样的”(What　it　Was　like)。因此，许多史学家认为微观史学是从事史学研究的有效手段。
　　文化史学和微观史学的研究也有其局限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史学的概念过于广泛和含混，其方法及目的尚不能作为某一项专门研究的基础。正如格尔茨指出的，进行文化分析的危险在于“这种分析会脱离切实的生活表层现象，也就是脱离人们生活其间的政治及经济等各层次的现实状况，并脱离导致这些表层现象的生物及自然必然性”。(见《文化的解释》)至于微观史学的弱点，我们看到，尽管其研究者将事件的每个组成部分都归因于某一具体事物及个人，他们却很少能从中归纳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特征和观点。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一旦将微观史学置于较大范围的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研究的背景中，它就会显得肤浅、无足轻重和琐细。
　　法国著名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胡瓦拉杜里所著的《蒙泰卢：谬误的乐土》(以下简称《蒙泰卢》)一书，以奇特的方式将文化史学同微观史学结为一体，对欧洲中世纪一个名叫蒙泰卢的村庄进行了研究。年鉴学派的第三代传人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曾评论说：“勒胡瓦拉杜里的《蒙泰卢》最清楚不过地表明，新史学力图用历史人类学包容所有扩展了的史学领域。”(见Nouvelle　Histoire，一九七八年法文版)蒙泰卢坐落于法国境内比利牛斯山脉，全村有农民、牧民及其家庭成员约二百五十人，他们深受基督教异端派别阿尔比教义(Albigensianism)的浸染。阿尔比教派又称纯洁教派(Cathari希腊文中意为“纯洁”)，十一至十二世纪时流行于法国南部和西班牙北部地区。该教派自认为是正宗的基督教，不承认赎罪的基督，即不承认基督是上帝，并反对教阶制度和圣餐、圣事。该教笃信善恶二元论，认为善神造灵魂，恶神造肉体，而大地代表着恶。该教派还主张禁欲和禁肉食，并坚持说：所有性生活都是邪恶的，即便是已婚夫妇也是同样。十三世纪初，该教派被英皇英诺森三世组织的十字军所镇压。
　　然而直到十四世纪初期，阿尔比教派仍未绝迹。由于偏僻的地理条件，蒙泰卢成为法国全境内仅有的保存纯洁教的村庄。当时，在帕米埃(Pamiers)教区有一位狂热的正统基督教主教雅克·富尼埃(Jacques　Fournier)。在一三一八至一三二五年期间，他以根除阿尔比教派的异端邪说为名，处心积虑地对蒙泰卢的村民们进行了审讯，经他主持审讯的案子多达一百十四件。审讯的结果使上百名村民遭到监禁，有五人甚至被处以火刑。富尼埃本人却由此而于一三三四年升任为教皇本尼迪克特十二世(PopeBenedict　XII)。从此，纯洁教派在蒙泰卢不复存在。
　　在审讯中，富尼埃主教讯问了这些异教徒和证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把这些审讯材料存档于梵蒂冈图书馆，一直保存至现代。正是从这些遗留下来的档案中，勒胡瓦拉杜里获得了有关十四世纪村庄生活的丰富资料。勒胡瓦拉杜里对他搜集的那些被指控为异教徒的村民的三大厚卷供词加以发掘研究，重新加以转述。美国学者菲利浦·卡拉德(Philippe　Carrard)曾说，“勒胡瓦拉杜里的研究始终是富有结构特征的(topological)。”(见Poetics　of　the　New　History，一九九二年版)就这本著作的构架而言，勒瓦胡拉杜里把全书二十一章分为“生态”和“考古”两大部分。所谓“生态”是指蒙泰卢的自然环境，“考古”则主要讨论蒙泰卢村民的生活习惯、性生活、婚姻和宗教信仰。《蒙泰卢》一书中各章的题目就体现出文化史学的特点，譬如，“环境和权力”(Environ-ment　and　authority)，“比利牛斯山牧民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shepherds　in　the　Pyrenees)，“牧民的精神世界”(The　shepherd’s　mental　outlook)，“姿势语和性”(Body　language　and　sex)，“婚姻和妇女的状况”(Marriage　and　conditon　of　womens)，“道德、财富和劳动”(Morality，wealthy　and　labor)。
　　勒胡瓦拉杜里把中世纪史研究的范围从通常所描写的王公贵族和社会精英转移到普通农、牧民的日常生活。勒胡瓦拉杜里以比喻的口吻形容他的微观历史研究，“对蒙泰卢社会的研究可以说是‘以小见大’，蒙泰卢犹如沧海一粟；借助富尼埃所提供的显微镜，我们得以看到在其中游动的原生物。”他对蒙泰卢这一社区的经济、社会结构做了极为详尽的研究，《蒙泰卢》描写了欧洲中世纪生活中最深入的各个方面——饮食和穿着、性生活和死亡、巫术和宗教、期望和恐惧、邻里关系和夫妻关系，以及对命运和爱情的看法，从而读者对蒙泰卢村民的日常生活有了细致入微的体察。譬如，读者从书中了解到：当时的男子共同地在教堂、酒馆、弥撒仪式及公共广场等处从事社交活动；在纯洁教派的影响下，妇女非但没有被排斥于公共社交活动之外，还能够以家庭生活为话题进行更亲密的交谈，这时候男子是不得介入其中的。勒胡瓦拉杜里由此得出结论说：缺乏独有的男性关系网是非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读者从书中知道蒙泰卢的村民们尚无时间观念和距离概念。他们的时间观念是来自于每天何时进餐，他们的距离概念则是依据手和胳膊的长度，以及射箭的间程。读者还可以得知纯洁教派的成员由两部分人组成：“纯洁者”(parfaits)即善人，和普通信徒；并可以观察到两类教徒之间的关系：教士们是如何地乔装打扮，而信徒们又是怎样地曲从于他们。
　　在《蒙泰卢》里，勒胡瓦拉杜里以文化史学的方法，为人们重构了一个被遗忘了近七百年的中世纪村庄中人们的思想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诚如托马斯(Keith　Thomas)所说：勒胡瓦拉杜里“成功地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能够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出神入化地集为一体的能力”。(见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二日)这部著作以厚的描述生动地重现了在这个特定时期里饱经蹂躏的村民们的生活环境与精神世界，使读者如同身临其境，从而对十四世纪西欧的社会生活有一种深切的感受。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　Capra)评价《蒙泰卢》是将重新恢复叙述体(rehabilitation　of　narrative)、扎实的资料研究(Well－documental　research)和传统的故事形式(traditionl　story)相结合的范例。(见History　and　　Criticism，一九八五年版)尽管勒胡瓦拉杜里属于以呆板严肃写作风格著称的年鉴派，同时中世纪史的著作从来就不是热门书，但是勒胡瓦拉杜里却因其独特的文化史学与微观史学研究方法，使《蒙泰卢》成了欧洲的畅销书之一，发行量达二十万册以上。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书的英译者巴巴拉·布雷在翻译过程中，对过于冗长的法文原版作了相当的压缩和别裁，使英译本文字简练雅洁，便于阅读和欣赏。
　　当然，《蒙泰卢》一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的地方。勒胡瓦拉杜里按照自己规定的文化史学的理论框架，从蒙泰卢的“生态”环境进而论及蒙泰卢的社会“考古”。但是，这一理论架构本身有时并不具备作者自称的严谨性。譬如书中的“生态学”、“人类学”两大部分的题目和这两部分所叙述内容的界限往往不十分清晰。勒胡瓦拉杜里在书中所作出的某些概括也是以相当薄弱的依据为基础，比如他对十四世纪社会的同性恋的描述就是一例。我们还看到，勒胡瓦拉杜里对村民生活的大部分描述似乎都是同宗教法庭纠缠在一起的。再者，书中使用的史料是当年由抄写员从奥克语(Occitan)方言转译为拉丁文的，所以两者必然会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别；然而，勒胡瓦拉杜里却只是按表面意义引述资料，从而有时导致误解或误译。另外，由于原始材料的细致和引人入胜，勒胡瓦拉杜里常常只是大段地引用原文，而不加入自己的分析。譬如，他在援引史料时，往往没有明确指出该史料是出自某个人的信口回忆，抑或对审讯者特定问题的回答。此外，这本著作不是以年代为序而是按照不同的主题来记述史实，这样便导致了一些行文上的重复。这点也可视为本书的缺陷之一。
　　Emmanuel　Le　Roy　Ladurie，Montaillou：The　Promised　Land　of　Error.translated　by　B.Bray，George　Braziller，NY，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