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拯救美国的经济学家

　　钱颖一从斯坦福打来电话，说他和斯蒂格利兹(Joseph E.Stiglitz)教授将到珠江三角洲和广州市公干，如果方便，很乐意访问中山大学，斯蒂格利兹教授还可以做一个题为《公共政策与东亚奇迹》的演讲。我听了非常高兴，马上作出安排。
　　斯蒂格利兹教授是美国经济学界一位富有影响的极其高产的学者。一九六六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经济学哲学博士学位，四年以后即在耶鲁大学考尔斯(Cowles)经济学研究所和经济学系晋职正教授，那是人称诺贝尔桂冠学者摇篮的地方。
　　斯蒂格利兹曾经颇富感情地写过，他当初之所以学习经济学，是希望经济学的研究，总能够为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四分之三人类做点什么事情。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有几个国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进步。对于每一个这样的国家，事后人们总是可以说出他们为什么会成功的一些道理。但是，迄今我们没有什么药方，足以让落后国家摆脱贫困。如果我们的研究能够帮助一些国家在未来的世纪走出贫困的泥潭，那将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这是我们的追求。
　　斯蒂格利兹教授在中山大学对经济学系部分学生作了演讲。他说，这次带他们到中国来的，是世界银行的一个项目，题目就是《东亚奇迹和政府政策》。所谓东亚奇迹，指的是亚洲四小龙，以及新近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都有一个长时期的非常高速的增长，其速度之高和持续之久，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这种高速增长的基本原因在哪里，世界银行可以从中得出怎样的政策结论，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国家可以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世界银行的传统观点是，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事务，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政府作用限于提供基础设施，提供教育，保证价格可以按照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自由地调整。除此之外，最好什么也不要做。这就是所谓最小政府作用观点。
　　日本在世界银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钱也多。日本提出，最小政府作用观点，是美国新古典学派影响的结果。日本之所以成功，政府作用并不小。在东亚各国，政府的角色都相当积极。所以，他们提出，你们这些世界银行的顾问们，可能提供了错误的意见。他们提供资金，设置了这样一个项目。
　　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候实施这一项目，更迫切的原因，是遵循世界银行的意见去做的许多国家，包括像玻利维亚这样跟得很紧的国家，都未能实现经济增长。中国人说良药苦口。他们这些国家，吃了世界银行的苦药，却毫无成效。究竟是药吃得不够，还是另有原因，必须对照东亚的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
　　世间的事物常有例外。项目所关心的，是看来共同的东西。首先，在这些东亚国家，市场非常非常重要，政府也非常非常重要。并不是让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二者的作用之间保持平衡，如何恰到好处地发挥二者之所长，
　　早期对韩国和台湾的研究，注意到他们都是出口导向的增长，就下结论说市场在经济增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政府是不重要的。这一见解，部分还由于认为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才是政府作用的表现，政府要保护国内市场，所以要搞进口替代。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的确，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放弃了严格的经济计划。政府并不试图控制整个经济。但是政府仍然有一份计划文件。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份计划文件，和企图通过计划来控制整个经济，完全不是一回事。事实上，这些国家都曾冀求于经济计划，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任何计划都不可能运行一个复杂的经济。他们不再把计划看作是对经济的控制。这样，在某种意义上，计划变成了政府“运行自己”的东西，就像一个大公司需要自己的发展战略一样。于是，计划变成了内部文件，帮助政府决定要做什么，而不是用于运行整个经济。这样一份文件是政府预算的依据，同时给经济发展以某些指导。
　　政府积极作用的一种表现，是明确的产业政策。政府确定某一些领域，例如高科技领域，或重化工业，或汽车工业等，吸引企业家的注意力。同时，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鼓励。办法之一，是税率方面的优惠，或者，可以按照较低的利率得到贷款。政府补助，开设工业园区，按照优惠的方式提供必要的设施，都是有效的办法。
　　这就出现了政府是否看得准的问题。谁也不能保证政府不出错。因此，明确政府产业政策的鼓励性质而不是强制性质，十分重要。人们常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日本通产省曾经劝说本田公司继续从事摩托车，而不要生产汽车。通产省认为，日本的汽车公司已经不少了，本田公司专门为日本生产摩托车比较好。但是本田没有按照通产省的意见去做，却发展成为非常成功的汽车公司，为打开美国市场立下汗马功劳。这个案例之所以好，主要不是说明政府可能出错，而在于说明政府和企业应该是怎样的关系。政府给出意见，但是并不强迫执行。好的政策的一个特征，就是认识自己也可能会错，而不强加于人。
　　现代经济需要政府干预。政府干预是因为市场有不完善的地方。首先，我们需要市场；但是，市场有市场的问题。例如，当信息和技术成为主要因素时，市场往往工作得不理想。假如我有一个主意，能够以一种更好的方法生产某种出口商品。如果我成功了，别人就会仿效我，他们的竞争将夺去我的利润。如果我失败了，我当然承担全部损失。所以，这是一个“抽得红签你赢，抽得黑签我输”的局面。失败自不必说，而在我成功的情形，别人的仿效，使我不能收回足够的利润以补偿我实施新工艺所冒的风险。这时候，就需要政府的鼓励。
　　另一种市场失灵，是市场协调失灵。比方你要建设一个塑料工厂，这当然要耗费相当长的时间和大量的投资。不过更加要紧的是，你的塑料有没有销路。就你而言，最好工厂还未盖成，客户就挤上门。但是站在使用你的塑料来生产别的产品的企业的立场，最好你的塑料上市以后，他们才上马。所以，你面临一个与你的客户何时上马协调的问题。同时，你还要为你所需要的原材料何时能供应上来协调的问题。应该说，国际贸易的发展，稍稍减轻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可以就近得到原料和就近销售产品，总是很有价值，例如，满足相互之间的花式规格要求，也容易得多，而这对于市场竞争往往非常要紧。这里，适当的政府协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这实际上也是经济外部性的问题。通常人们只说起负面作用的外部性。而上面例子所追求的协调，是起正面作用的外部性。大家协调，大家得益。
　　东亚国家的政府，都十分注意协调企业界、劳工界和政府的关系。这是和美国很不相同的地方。“硅谷”和底特律，是自发协调的例子。但是在东亚，政府往往扮演协调的角色。例如在日本，行业理事会是企业和政府交流想法的地方。企业告诉政府他们要求什么，政府告诉企业他们希望什么。这是一种对话，是一种讨论，而不是政府下命令要企业做什么。政府和企业都从对话提供的信息中，检讨和协调自己的行为。实践证明，这样的对话，很有好处。
　　政府必须非常注意经济的宏观稳定性。当经济起伏很大时，大多数企业都要受到困扰，投资受到的影响就更大。所以，现在许多人把政府的“最小作用”，首先理解为一定要力图保持经济的宏观稳定。
　　斯蒂格利兹在演讲中特别谈到股票市场。在中国，股票市场的获利很高。而在美国，人们常说股票市场只是有钱人游戏赌博的地方。股票市场当然重要，人们可以交易其股份和风险。但是，股票市场并不是筹措资金用来投资的十分重要的场所。以美国为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股的发行，远远赶不上企业购回现股的规模，从而资本在股票市场是净流出。具体来说，新股减去回购对投资的比率是副百分之九。在其他发达国家情况好一些，也只有百分之二左右。人们的普遍认识是，股票市场是一个重要的架构，但不是财政的重要来源。
　　斯蒂格利兹教授走后，钱颖一从斯坦福打来电话，说他一回到学校，就被新上任的克林顿总统聘去华盛顿当经济顾问。“他拯救美国去了”。拯救美国，可能是别人的说法，然而却合乎逻辑。他对新古典经济学需要有一个质的飞跃的展望，对东亚经济奇迹的思考，对市场力量之不足的分析和对于政府作用的总结和设想，都使他处于可以受命“拯救”的位置。
　　(Joseph E.Stiglitz，Another Century of Economic Sience，TheEconomic Journal，101(1991)，134-141；Public POliCy and AsianMiracle，在中山大学的演讲，1992，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