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还要不要说

　　北京古城墙的拆毁，乃千古憾事，令人扼腕。　如今在清华园为梁思成先生竖立铜像(曾昭奋：《第十二座雕像》，一九九五年第九期)，除了缅怀先贤之外，也该有点接受教训的意思。遗憾的是，拆除古迹的悲剧虽成往事，假造旧貌的蠢事又在进行。作者提出批评，但孱弱无力，只好哀叹：“行动的批评和批判，却要坚决、有力得多”。
　　理大还是权大，始终是文人难以摆脱的一大困扰。解放初期，周作人在一篇短文中就说过：“虫的行动有时比人更合理，唯其不讲理，故更合理。”为什么呢？他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那些“讲理而讲得不通，以至行动不合理，将为动物所笑的，在人间也并不少，如中外过去历史上的宗教战争，神圣裁判，文字狱，三纲主义，卖淫制度等，都是人所独有的坏事。”这无非是说，人的行动有时连虫都不如，是由于讲理讲不通便硬要付诸行动；与其如此，还不如不讲理为好。
　　对此，林语堂也有议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是能将舌头和拳头混合使用；天使绝对相信公理，禽兽绝对相信强权，只有人类以为强权就是公理；正因为如此，大兵的作用就是能够把持不同意见者毫不犹豫地杀掉，只有那些无力强迫人家认错的人，才会用说话的方法。(《生活的艺术》)
　　这话不免使人胆颤、心寒，难怪不少人要三缄其口了；但也还有些爱认死理的人。比如胡适，自己远在美国，居然劝老蒋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元首，结果换来一顶帽子——“共匪的帮凶”。(郁之：《毛与胡适》)他也不想一想，蒋介石怎么会听得进这类书生之见！
　　谚曰：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这恐怕是孱弱无力而又百无一用者们的通病，于是只好在“文化阁楼”上乱弹一通，以博同好会心一笑，也免得到人头攒动的场合去大喊大叫。这，应当就是文明的一点进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