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初的一九一四年，那位用英语写作的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开始了他的伟大小说《尤利西斯》的创作。可惜，这部英语小说的诞生却在大西洋两岸的英语世界受尽了侮辱和剥夺。那个正统的英语社会、正统的英语历史，对这部无比丰富充满创新的巨著，加以“有伤风化”、“色情诲淫”的罪名禁止印刷，并当众焚毁。以法律的最高权威给一部小说判刑，可以说是权力粗暴简化语言的最佳案例。因为它不仅有权决定人们可以做什么，它还可以决定人们说什么和想什么。一九二二年《尤利西斯》的第一版几经周折终于问世，可也还是只能在英语世界之外的巴黎出版。当《尤利西斯》的法文、德文、日文译本相继出版以后，在美国和英国它照样还是被列为非法的禁书，正统的英语历史既不能容忍它对自己价值观的颠覆和嘲讽，更不能容忍它对传统叙事语言的打破和创新。可是，《尤利西斯》到底还是在一九三三年，挣脱了历史套在它脖子上的简化的枷锁，在广大读者和各国著名作家的大力支持下，它终于在美国的法庭取得胜诉。从那以后《尤利西斯》成为一部风行世界的小说。这部现代主义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如今已经被看做是西方一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创世纪”，已经被看做是一次对英语最大的丰富和开拓，已经被看做是开创了崭新的叙述方式。今年，美国最著名的蓝登书屋，评选本世纪最杰出的一百部英语小说，《尤利西斯》荣登榜首。当年的洪水猛兽如今终于变成了圣殿里的雕像。现在，已经有英国的评论家把《尤利西斯》和其后的《芬尼根守灵夜》夸大成为“作者企图将它写成世界的历史，一本人人都参与其中的书；作者试图建立一种现代的元语言，一种为小说艺术而构造的世界语”(Molcolm Bradbury[Britain]
James Joyce，见《外国文艺》一九九九年二期)。两相对照，我们会觉得乔伊斯从地狱到天堂的遭遇实在有点滑稽和幽默。一本用英语写成的书怎么可能成为“世界的历史”？使用一种语言写出来的一本小说又怎么能放大成为“世界语”？什么叫“现代的元语言”？谁的“现代”？又是谁的“元语言”？根据前面提到的事实，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历史”，当年起码是无法包括法语、德语和日语的历史的。而被乔伊斯辛辣讽刺抨击的种族主义和大英帝国的占领与统治，当年也正是“现代元语言”的一部分。当初以禁止和扼杀来清除、简化《尤利西斯》的英语世界，如今却又要把全世界都简化、归纳到英语的历史之中。不是以扼杀去简化，就是以无限膨胀的自我中心来简化。总之，是要把变动不居、复杂无比、活生生的语言，简化、归纳到正统历史的等级中来。
我之所以举出这本英语小说为例，实在是因为它在本世纪历史中的经历太有戏剧性，太典型，也太有说服力。而这样的事情，几乎在所有不同语种、不同国家的历史中都曾发生过。法语的《巨人传》、《包法利夫人》，汉语的《红楼梦》，当年也都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尽管它们都没有被赞誉为是表达了“世界的历史”，或是创造了什么人类的“元语言”，但它们和《尤利西斯》是同样杰出的小说。以权力、伟人、大事件所组成的历史，用权力、伟人、大事件来简化、缩写的历史，几乎从来都是艺术的天敌。那道“历史”的闸门不知窒息过湮没过多少艺术和艺术家的努力。一旦充满创造和个性激情的艺术冲破了闸门，历史所能做的就是尽快把成功者变成伟人，变成新的闸门。被堆满了赞美花环的“历史丰碑”，常常就是最严厉的禁忌。圣殿里的雕像就是被绞死的个性和激情。
面对着权力、伟人、大事件的历史，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小市民犹太人布卢姆，真是显得卑微低下。但是乔伊斯却以不可思议的三卷本的篇幅，来再现布卢姆十八个小时的琐碎生活。伴随着布卢姆吃、喝、拉、撒、睡的，是他那些“见不得人”的胡思乱想。而这卑琐的十八个小时，却又是以戏仿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方式来结构的。乔伊斯大张旗鼓地把大英雄尤利西斯的名字，作为自己这部反英雄小说的题目，把一面英雄的旗帜郑重其事地插在这些所有的卑琐和平庸之上，他的讽刺和嘲笑响亮得好比是天上的雷霆。作为源头的荷马史诗，可说是西方历史文化的最高典范。可见，乔伊斯对宏大历史刻毒的讽刺是摧毁性的。乔伊斯对权力、伟人、大事件的历史的解构也是摧毁性的。如今，在人们又忙着把乔伊斯本人也推上伟人的台座的时候，我们需要记住的不是他的伟大，不是他已经完成的伟大，不是要跟在他的伟大后面亦步亦趋。而是要时时记住，他当年是以怎样的勇气和洞见去打破一切陈规，去打破历史的闸门的。
如今的乔伊斯和他的《尤利西斯》已经成为英语世界的骄傲，已经成为英语世界傲视、俯视他人的至高点，已经成为新的荷马史诗。当英语世界的一些人把乔伊斯神化成所谓“世界的历史”、“现代元语言”的时候，他们也有意简化了乔伊斯之所以成为乔伊斯的历史。当其时，大英帝国治下的爱尔兰，不过是一个偏远的自治邦。就像布罗代尔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资本主义中心以外的次等区域。而且是一个不断造反、不断出麻烦的地方。它最高的地位也只能算做欧洲的边缘。《尤利西斯》的出现，是这个落后的边缘出现的又一个麻烦。听听乔伊斯是如何评价“世界的历史”和“现代元语言”是很有意思的：
我从心中摒弃这整个社会的结构：基督教，还有家庭，公认的各种道德准则，当前社会的阶层以及宗教信仰。我怎么能爱我的家！我不过是来自一个为遗传下来的挥霍行为所毁坏的中产阶级。
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已由于教会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人身则为警察、税局及军队所摧残。凡有自尊心的人，绝不愿留在爱尔兰，都逃离那个为天神所惩罚的国家。(见，萧乾、文洁若《尤利西斯》中译本序言)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乔伊斯对“主宰世界”的价值观，和到处流行的生活方式的全面否定。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乔伊斯对一种历史进程的彻底否认。乔伊斯的否定不是出于历史的虚无主义，更不是所谓艺术家的偏执。乔伊斯创作《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夜》的时间，恰恰是他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间。那两场发生于“世界中心”的人类浩劫，对于“世界历史”的否定、毁灭超过了所有艺术家的想像。不错，作为“语言革命”经典之作的《尤利西斯》，以它极端的形式，打破了旧有的语言和神话；更以它难以想像的丰富和奥妙，以它崭新的叙述重新塑造了历史。乔伊斯重新叙述历史绝不是为了简单地回到旧有的历史秩序和历史等级之中。“使小说的艺术成为语言本身的艺术”，并非是为了使语言成为逃避历史的语言，并非是为了让语言一次又一次地被权力、伟人、大事件的历史所驯服。今天，当我们打算学习或是继承乔伊斯的语言遗产的时候，绝不能简化、回避他对所谓“世界的历史”和“现代元语言”的无情批判。更不能把这彻底的批判偷换成神圣的肯定。没有这个彻底的批判和反叛，也就没有《尤利西斯》所有的丰富和价值，所有的创造和激情。这个彻底的批判是乔伊斯语言大厦不灭的灵魂。乔伊斯不是一个为语言而语言的魔术师，他的语言大厦并非是建立在人间之外的空中楼阁。乔伊斯以他全部的创造、激情和语言，否定、批判、拒绝了“世界的历史”，否定、批判、拒绝了被他所看到的那个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难道这一切竟是为了用所谓的“现代元语言”重建那个“世界历史”的中心和等级？在这个偷换的背后，我们再一次看见了权力的阴影，再一次看见了权力阴影下的世界的历史。在这个越来越体制化、等级化的“世界的历史”中，在这个窒息生命的“现代元语言”的牢狱中，乔伊斯为我们留下了人的出路和可能。为此，我们该永远记着乔伊斯。永远记住在权力、伟人、大事件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英语世界。正是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孕育了乔伊斯，也孕育了对权力、等级和正统的永远的对抗。
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当今的历史处境下，文学、艺术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就在于对这种简化的抗拒和打破。如果你不想被强势文化的“世界的历史”所湮没，如果你不想被单一的“现代元语言”所“一体化”，如果你不想被这个权力和金钱所建立起来的肮脏体制所同化，那你就必须坚持自己的叙述，那你就必须以个人的叙述来打破简化的枷锁，来丰富这个世界，来丰富人。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日下午，于太原
(《尤利西斯》詹姆斯·乔伊斯著，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49.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