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站的故事

　　北京西站主楼头上的“超级小亭子”(张开济建筑大师语)，令“古都风貌”的重心一下子向西倾斜了。
　　西站总建筑面积三十万平方米，预算投资四十五亿人民币(香港报纸说是六十亿)，人们把它视为首都的西大门。建筑师们和工程师们在总图规划、建筑布局、交通组织、旅客流线、结构体系、施工技术、分期建设以至建成后的管理，维修、服务等方面，花费了巨大的劳动，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在建筑艺术创作方面，建筑师们却似乎束手无策。
　　据说，对这种仿古复古的超级小亭子，首都建筑艺术委员会并没有赞成。最后，它是由古建筑专家完成的。主持西站设计的建筑师们有意避开了这种生硬的、强加上去的的东西。这是“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的最大、最新的动作之一。
　　在高五十二米、中间净跨四十五米的门式建筑的“横梁”正中，安上一个五十米高的三重檐四坡攒尖亭子。设计者都会明白，这在实用上毫无意义，在结构上则是最不科学、最浪费的做法。为了这个超级小亭子，需要一个重一千八百吨的钢桁架来支承，需要增加八千万元人民币的投资。张开济建筑大师为此算了一笔帐，“用这笔钱捐赠希望工程，可帮助二十万失学儿童上学。”(《建筑师》第六十七期)
　　当西站落成时，人们欢呼它“是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工程。(《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它是一个巨人，但是，在建筑艺术创作方面，它却是一个侏儒。
　　解放初期，干部们批评别人的思想落后跟不上时代时，就说他“身子已进入新社会了，但脑袋还留在旧社会中。”(原话似乎是毛泽东或斯大林说的，记不起是在哪一篇文章里了)用这句话来评说西站建筑形象，是最现成、最恰当了。
　　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顶着一个旧式的脑袋。
　　这个“脑袋”的顶端，有一个“宝顶”。人们在宝顶中装进了稻麦粟黍粱五谷和金银铜铁锡五金，祈祷祖国五谷丰登、百业兴旺。对此，我们的宣传媒介还进行宣扬，说是一种“传统习俗”。
　　这当然不是什么“传统习俗”，这明明是皇帝老子搞愚民、搞迷信的“遗规”。“传统”的老百姓哪来的胆量和钱财竟敢盖琉璃瓦大屋顶，大屋顶上加宝顶，还往宝顶中填金子？
　　北京有一位女工，为了凑足宝顶中的五金，献出了自己的金项链。我们的宣传媒介也宣扬说：“这位可敬的女工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她为什么不把她的金项链捐赠希望工程呢？我想，这条金项链可以帮助好几位失学的山村小姑娘重返校园。我还想，果真有哪一位工人师傅，为宝顶的五金献上一块铁，岂不成了铁石心肠么？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真是至理名言。这西站建筑，这超级小亭子，这亭子上的宝顶，这宝顶中的项链，不正是一段忠实而沉重的信史么？
　　搞大屋顶，是一种迷信。往大屋顶的宝顶中装五谷五金金项链，是另一种迷信。
　　我听过乡下的老农低声嘟囔道：“只准上面搞迷信，就不准我们搞迷信。”生活富裕了的东南沿海的农民盖了小庙，被宣布为“非法”，被拆了，或改了用途了。我们有不少党政官员，在搞基本建设时，其迷信风水并身体力行的“力度”，并不亚于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家，似乎未被视为非法。
　　报载，一位全国知名的巨型构件吊装专家，风尘仆仆赶回北京，在指挥吊装上述那榀一千八百吨重的钢桁架时，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使我记起乡下农民在动土盖房时，头一件事是在地盘上安放土地爷的神位，烧香烧纸，祈求施工过程平安无事。
　　你能嘲笑这位农民吗？
　　你能嘲笑那位献出项链的女工吗？
　　你能嘲笑设计、监造超级小亭子的古建筑专家吗？
　　这是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建筑文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