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可悲的“自绝”

　　在我国四五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中，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不过，很多人对其人生平尚知之甚少。
　　《读书》今年第六期载蓝英年的文章：《作家村里的枪声——法捷耶夫之死》概略介绍了有关情况，读来颇引人思索。这里不避浅陋，仅就蓝文中提供的材料，一抒己见。
　　或许可以认为，法捷耶夫是个“复杂环境中的复杂人物”，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而其最为可悲之处，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以自杀的方式终其一生。
　　从蓝文全文引述的法捷耶夫遗书中，我们看到：他满怀愤懑，以激烈的言辞批判了斯大林和当时的苏共新领导，而对后者尤甚。另方面，却竭力“高扬自我”，表白其“非凡才华”和“崇高情怀”，并充溢着“无辜受害者”式的哀怨。
　　事实上，法捷耶夫自三十年代初期，即与其“拉普”战友们分道扬镳，并受到斯大林的赏识，被授与高位。后者当然只是将之作为“有用的工具”，而法捷耶夫却也不敢懈怠，紧紧跟随，唯命是从：他吹捧自己并不喜欢的马雅可夫斯基，却严厉谴责自己欣赏的帕斯捷尔纳克，还尖锐批判了另一位自己喜欢的作家格罗斯曼；他带头参加歌颂斯大林的大合唱，并在《青年近卫军》受到上边批评时，公开认错，决定重写；上边向他就指定题材“订货”时，他无条件地奉旨炮制……对自己的上述所作所为，他是否确信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最神圣的”文学事业，而不是对这一事业的蹂躏、玷污、戕害和扼杀？
　　诚然，在斯大林统治下，法捷耶夫自有其苦衷。他十分“明戏”：斯大林“对敢于违抗他意志的人从不留情”，若以卵击石，无异自取灭亡。但他如果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民作家，就终究不能迴避自身对前述行为应负的责任。特别是在斯大林死后，更应反躬自省，进行一番全面彻底的灵魂拷问和自我清算，而不是仅仅含糊其辞地以“我犯了很多错误”一类说法敷衍。然而，即使在他的遗书中，我们也找不到他愧疚自责的片言只语。而他自杀前把斯大林画像摆在床边椅子上，“似乎想说他所犯的错误也应算在斯大林的帐上”，更表明他至死也既无勇气独立承当自己一生中的历史过失，又无勇气面对自己的人格与良心；换句话说，他至死也未能“拯救自己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