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香港文学史》得失谈

　　王剑丛先生三十一万字的《香港文学史》，可以说结束了香港文学一直无“史”的状况。因为，谢常青先生虽然在九十年代初写了本《香港新文学简史》，但太过简略，而且只写到一九四九年前，不足称为香港文学史。一九九三年潘亚暾、汪义生出版了《香港文学概观》，可视为香港文学资料长编，也不是文学史。因此，王氏《香港文学史》的开拓意义是毋庸赘言的。
　　另外，以往学术界曾盛行合编文学史，这类文学史固然也显示了集思广益的优点，但往往呈现“大杂烩”的特点，体例驳杂、水平参差、前后重复、自相矛盾之处甚多。这种“合编热”，应该视为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暂时现象，我们还是应该提倡学者、教授个人独家撰写文学史(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批评等专史)，提倡在深入钻研的基础上，撰写独家文学史，以便逐渐取代“大杂烩”文学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更应该欢迎王氏《香港文学史》的出现。
　　王氏文学史基本上勾勒了一条香港新文学自二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发展线索。对于初涉香港文学的高校学生和一般读者而言，这本书不无“导游”意义。其中的不少章节(如对现代主义文艺在香港兴起的分析、对“框框杂文”的分析、对一些作家作品的分析等)写得较好，很有启发意义。特别值得肯定的是，针对对台港作家作品的某些廉价吹捧之风，王氏采取了有褒有贬的态度。也许某些褒贬未必尽当，但这种态度是可贵的。
　　由于是第一本《香港文学史》，著者的知识结构、学术功力也有缺欠，加之资料上的客观困难，这本文学史自然也留下了诸多遗憾，它只能说是一座由无到有的桥梁。它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
　　第一，体例还不尽合理。比如，想在绪言中简介香港文学的内涵与分期、构成与流变及其基本特点，以收纲举目张之效。不意篇幅稍大，与正文形成了重复。再说，尚无接触史实，即塞给读者这样一些特点与规律，也不妥。王著将一九四九年前的香港文学统称“拓荒期”，跨度也太大，不能准确说明问题。事实上，香港文学萌芽于二十年代中(而非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即出现了第一个通俗文学的高潮，三十年代后半至四十年代不仅有侣伦、黄谷柳等本土作家，而且有许地山以及茅盾、萧红、叶灵凤、戴望舒等第一批内地南来作家。笼而统之称为“拓荒期”，显然不妥。另外，“拓荒期”后称为“自立期”(指五十年代文学)也有待斟酌。“自立”的含义是什么？它构不构成一个文学史概念？再则，许地山、茅盾、萧红、叶灵凤、戴望舒、徐讦等早在大陆成名的作家以及早在台湾成名的作家(如余光中)，他们与香港无关的作品不宜展开论述。目前，这种“回眸”联系的比重显然过大了。此外，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王著依然没有跳出作家作品论的传统模式，而这一模式对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并不合适，结果就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谁立章？谁立节？谁立段？根据是什么？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公平”，无异作茧自缚。而真正带规律性的东西，却轻轻忽略了。尤为严重的是，一些相当重要的作家(诸如望云、平可、李维陵、萧铜、金东方、梁荔玲、李碧华、颜纯钩、温绍贤等)、一些相当重要的作品(诸如三十年代一大批通俗文学作品、曹聚仁的《酒店》、司马长风的长中短篇小说、舒巷城的著名短篇《鲤鱼门的雾》、梁锡华的历史小说《李商隐哀传》、黄国彬、黄维梁等的散文等便在这样的章节安排下统统消失了。
　　第二，有些提法和评价还有欠允当。如对有些作家作品仍失之溢美。比如称《穷巷》为“丰碑”式作品、“高峰”，说梁锡华“师承于鲁迅、钱钟书、梁实秋等大家”等，皆属此类。对创作方法的认识比较含混。如“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文学都是严肃文学”，似乎“严肃”与“通俗”是由创作方法决定的，这是一种误解。称徐速为现实主义作家，值得研究，毋宁说徐氏小说的浪漫主义更浓重一些。有些提法、理解欠妥。如将张君默、钟晓阳统称之为“第二代本土作家”，显然不伦不类。张君默生于一九三九年，钟晓阳生于一九六三年，完全是两代人，不可混为一谈。说陶然小说《蜜月》“描写赌场夫妻造爱的真人表演的下流和无耻”，完全看走了眼；说《今天不回家》“反映歌星卖艺卖身的辛酸苦涩生活”，也完全不是作家命意所在。此外，也有一些用引证代分析、甚至引用不恰当的评价代替分析之处。
　　我们希望王氏继续用力，争取将《香港文学史》加工、提高成为一部高水平的文学史著。
　　(《香港文学史》，王剑丛，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版，16.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