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高尔基的选择

　　优秀作家的创作从来都是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统一，在这方面，高尔基(一八六八——一九三六)也绝不例外。任何时代无不是以自己时代所特有的语汇，来对既往作家做出自己所特有的“诠释”。因此，所谓作家的生存，往往包含有两重含义：其一是物质生理的；其二是历史文化的。前一种生存的结束往往恰好是后一种生存的开始，使作家本身(包括其个性和创作)成为面向未来开放的语义载体。一本书、一个人之所以常常会越读越厚、常读常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从这种意义来看高尔基，我们会不无惊奇地发现：他是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包括他以他的一生写就的悲剧本身，实际上，始终是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进行着一场潜在的对话。
　　首先，高尔基属于他那个时代。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
　　这个时代，既是编年史意义上的两个世纪之交，也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两个时代之交。这是俄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转型的时代，是俄国迟到了数百年之久的文艺复兴时代，是充满了日出与日落、新生与死亡、革命与战争、不安与探索、希望与幻灭……的时代。在全部俄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一个时代，像“白银时代”那样五光十色、斑驳陆离：寻神论、造神论与马克思主义、托尔斯泰主义与尼采哲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与俄国的宗教哲学、东方与西方、西欧派与斯拉夫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土壤说”与拜占庭文化传统、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全都被投进同一个思想的大熔炉里，相互熔合、化合、分解、再生。
　　生当其时的高尔基，由于他在当时文坛上所处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不充当“各种力量的交点”，也不能不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一当之无愧的使命。写于早期的以流浪汉为主人公的小说、长篇小说名作《母亲》、名剧《在底层》等等，无不忠实地传达了在当时的民众中潜在酝酿着的情绪：对旧制度的不满、对新生活的渴望、对革命性巨变的向往，传达了时代的精神，揭示了历史的大趋势。所有这些，使高尔基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只呼唤革命的暴风雨的“海燕”，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伟大作家，对中国、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在近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所有这些都作为不争的历史事实而永载史册。
　　高尔基不是以上所述各种思潮中任何一种的代表，但在他的思想和创作中，各种思潮都在其中有所反映、有所折射。
　　高尔基这种以急风暴雨的革命方式改造现实的愿望，是与他有关人的理想、有关俄罗斯民族性格，有关俄罗斯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命运的理想分不开的。以理想为参照系返观和批判现实，这绝非高尔基所独有的特征，而是一切知识分子的共同特性。
　　众所周知，对高尔基来说，文学，就是人学。从早期直到晚期，他的每部作品中都贯穿着对人的思考。人应当是什么样的，是他用以针砭和鞭挞小市民习气“奥古洛夫习气”的基点，也是他之所以对一场变革社会改造旧制度的革命寄予如此大希望的原因。在他看来，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不能不先从一新俄罗斯民族性格、召唤新人的诞生开始其伟大的步伐。归根结底，人是历史的主体，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的主体。革命的意志就是人的主体意志的一种实现方式。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世间万物包括神祇的创造者，他是“最优秀、最有意义、最宝贵、最神圣的”。(《文学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在《人的诞生》(一九一二)这篇最初体现高尔基有关人的理念的短篇小说中，那“手脚乱动，胡闹着，有劲地喊叫着”的“红通通”的人的出现，由一种写实具体的描写笔触，升华出一种具有广泛意蕴的象征：那象征着多灾多难的俄罗斯母亲和人类之母的“孕妇”和象征着“新人”和“新的俄罗斯”的“新生儿”，焉知不是高尔基对其时代特征的一种诗意的概括？具体的分娩过程在这里已然升华为与圣经中的创世纪具有同等意义的描写，寄托着作者对行将到来的革命的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高尔基笔下的“海燕”，敢于在暴风雨来临前天低云暗、风云剧变的关头，骄傲而又欢乐地振翅高翔，喊出“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一时代的“最强
　　高尔基心目中的“新人”，是“大写的人”。他曾借笔下人物之口说出：“人，这是一个多么高贵的字眼！”“在世间做一个人，这是何等崇高的使命”。在高尔基看来，人之所以崇高、之所以可贵，不仅仅在于他是“为了美好的东西才诞生的”，而且在于他“比仅仅为了塞饱肚子更崇高”。在高尔基的心目中，新人存在和生存的价值，在于他是一种道德的存在、理性的生存，而不仅仅在体力意义上优于或是高于“奥库洛夫镇”上的小市民。丹柯——高尔基笔下塑造的“半神”，他的意义不在于他在智力上优于或是高于他周围的、陷于迷惘的丛莽中的人群，而在于他勇于为人群而献身，像埃斯库洛斯笔下的普罗米修斯一样高贵。不承认丹柯形象中有尼采的“超人”和宗教哲学家造神论的影子就犹如不承认太阳有光也有阴影一样，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尽管他并不是此二者的简单复制和移植。诚如俄国当时一位著名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所说的那样，在内在的、精神的意义上，人拥有有如上帝一般的伟力，而与神祇并驾齐驱。从这个意义上说，颂神即颂人，高尔基亦复如是。
　　丹柯——这是高尔基对时代、对新人、对革命发出的呼唤，也是他对新时代所寄托的深深的期许。
　　要知道，高尔基不是曾这样断言：“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吗？
　　被誉为“人类的良心”的列夫·托尔斯泰，与高尔基先后同时。这位与高尔基同样伟大的文学巨擘以“不以暴力抗恶的学说”著称于世，他在他所写的各类诗文中，不遗余力地鼓吹和宣扬这种道德学说。
　　可是，这一学说却不但遭到如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驳斥，甚至就连尼古拉二世朝中的股肱之臣、如今被俄国人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改革家的斯托雷平，也鄙夷不屑地斥责这一思想为“三岁小儿的呓语”，是“痴人说梦”，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是绝然行不通的。
　　这里的是是非非故且不论，但无论是列宁、还是斯托雷平，他们在见识上高于托尔斯泰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对理想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区别，有十分清晰的认识——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它们各有独属于自己的原则和界限，在许多方面是不可混淆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家，而托尔斯泰不是。
　　没有理想照耀的文学是庸俗的文学，而理想在政治范畴却寸步难行。任何革命都不可能使人的理想一步到位、一次性地占有终极真理。革命往往在部分地实现一部分人的部分理想的同时，而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理想的权力。道德上的最高纲领主义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注定永远扮演失败者的角色。指导现实政治的最高原则永远都是“国家利益”和“权力意志”，它们是支配政治包括其最高形式——战争——的最深刻、最内在的永恒动力。在政治的领域里，混淆理想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根本区别，势必导致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悲喜剧。
　　高尔基的悲剧，其最深刻的原因，就在于他把文学中人文主义的理想原则，应用于现实生活领域，以之作为指导其政治行为的原则了——这，就是导致他与时代、与革命发生抵牾的原因。在这当中，高尔基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者的光辉，使他足以与古往今来人文主义者所创造的最伟大的悲剧形象(如普罗米修斯)相媲美而毫不逊色——他本人，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那部悲剧中最感人的悲剧形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边哭泣，一边追求着。
　　任何伟大的社会革命，都不是在真空试管里进行的。革命，既可以是变革现实的契机，也可能成为各种错杂纠缠、纷至沓来、以致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辨贤愚的大混沌、大混乱。经过大乱而达大治，从来的革命无不如此。
　　革命的时代列车滚滚向前，而将那些被客观历史进程所偶尔抛弃的人，扔在后面，任由他们哀哀垂泪。
　　有一句古老的话道出了其中的真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所以，叶甫盖尼——普希金《青铜骑士》中那位可怜的小人物，只能泪洒街头、飘零无主。
　　而无数日瓦格医生那样的“零余者”、逃亡者，又何尝不如此呢？
　　个体与群体、个人与集体，个体理性与集体无意识，两者之间太不成比例了。天平，永远都倒向后者。历史，只纪录成功者。
　　偏偏高尔基又只关注那些“零余者”，这，构成了他的不幸。他是在一个阴阳大裂变的创世时代，充当了人道主义的守护神的。人道主义使他在革命前成为召唤革命的“海燕”，同时，又使他在革命后，当革命最初的混乱开始浮现于历史的表层时，他迷惑了、他怀疑了，他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追问着自己、追问着时代：难道一个以造福于人民为宗旨的伟大的社会革命，必须以杀人来开场吗？
　　尼古拉二世——俄国末代皇帝。在列宁及其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眼中，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皇帝，是非杀不可的，因为不能给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留下一面他们随时可以以之为号召而集合在它的下面的“黑旗”。
　　然而，高尔基却以为他“罪不该死”。以此，他不但给皇家的大公以帮助，而且，据说，还亲自安排其中一些人的逃亡。
　　这样一来，高尔基的立场，在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们看来，就十分可疑了：他是一位老党员，后来却莫名其妙地脱了党。身为同情过和呼唤过革命的“海燕”，却反对布尔什维克用暴力夺取政权，反对新政权的“红色恐怖”，抗议对社会党人的大审判(一九二一——一九二二)，甚至还凭着他与列宁的老关系，请求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手下留情”。
　　凡此种种，在一些被革命的风暴搅得昏头昏脑、左得可爱的人们看来，是不可理喻的；而在一些保持了理性和人道立场的知识分子阵营中，却赢得了普遍的赞扬。人们称他是圣经中大洪水里出现的诺亚方舟，是宣布和平莅临人世、口衔橄榄枝的鸽子，是所有陷于不幸和无助中的人的救星和保护神。他是在杀声震天中罕见的一个理智而又清醒的声音，是敢于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人道主义的一面旗帜。高尔基不但为无数与他相识和不相识的学者、作家的命运而奔波呼吁，而且，通过他所领导的“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来切实地把人们大量地从饥饿、屠杀和恐怖中解救出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非凡的劳动。诚如阿赫玛托娃所说的那样，“没有高尔基，我们全都会死于饥饿”。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几乎所有作家、艺术家，其中包括那些在学术思想上与高尔基有歧见的人，都曾沐浴过从高尔基身上散发出的人道主义光辉。说他是太阳，绝不仅仅是一种比喻。
　　然而，使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党内现实的政治斗争、与党内某一派别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原因，也就在于此。这些人，出于现实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对高尔基和高尔基所从事的活动，是忌恨的，但又慑于高尔基的崇高威望而又不能不有所忌惮。如果《高尔基临终之谜》(载《星》，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维·伊万诺夫作)所披露的事实属实的话，那么，高尔基最终还是为了他心中孜孜以求的人道主义理想，而献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之所以相信这种说法或结局，是因为它符合高尔基的性格和逻辑。他的死，一如马雅科夫斯基的死一样，也是为了殉心中那样一种崇高的理想——一个没有官僚主义的，一个约伯和该隐可以在其中打牌的未来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他的死，是一部以“高尔基”命名的历史悲剧中，最感人、最动人的最后的一幕！
　　这，恰恰应了这样一句话：“你追求什么，你就是什么”！
　　“你追求什么，你就是什么！”这句话似乎与主张自由的人生选择的萨特的存在哲学暗合。然而，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的确是人生哲学中第一个颠扑不破的前提。
　　精卫填海，成为复仇之神的象征；夸父逐日，活化出人类追求光明的永恒精神；而西西弗斯的劳役，又何尝不是人类永恒不竭的形而上本体追求的精神的写照呢？求仁得仁，求道得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生，处处都面临着选择，而选择什么，却决定着、规定着一个人的本质。
　　高尔基选择了人，也就意味着他选择了悲剧。
　　但是有一点是有目共见的：高尔基正向今天阔步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