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代学人风范长存

　　一年多前，友人告我陈岱孙老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今年春节我去给岱老拜年，他从沙发上起来时，我感到他有点吃力，但坐下后他谈吐的风度，清晰的思维不减当年。他关切地问到我最近的工作与研究，并说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了我写的几本书的广告。广告是在十月份左右刊登的，岱老不仅留意看到了，而且还记着，很使我欣慰。临别时我祝岱老健康长寿，心想岱老是应该能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不料七月二十七日友人打来电话，岱老过世了。他只说了这一句话就说不下去了，我拿着听筒也说不出话来。尽管也不断听到岱老身体欠佳的消息，但当知道他真的已离我们而去时，心情仍然十分沉重。
　　我曾在北大学习、工作近二十年，与各代学人都有接触交往，但我总感到在岱老他们这一代留美学者的身上，有一种其他学者所欠缺的风范，那就是学问的博大精深与为人的谦虚宽容融为一体。
　　记得一九九四年底，我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是“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我刚从美国回来不久，就在大会发言中介绍了美国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并强调了对西方经济学不应该立足于批，而应该立足于学。整个发言的基调与当时国内学术界对西方经济学整体批判，个别合理之处借鉴的调子不同，其中也不乏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及其理论的赞赏。发言进行到一多半时，主持人不断敲杯子，我硬着头皮，仍把准备好的内容讲完。下来后友人告我，发言超时了，主持人才有敲杯之举。但接着一位长者发言，他声明自己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仍不理解，只是按组织原则服从，接着大批西方经济学，把诺贝尔经济学奖称为有政治偏见的资产阶级捧场，并对我的观点点名或不点名地逐一批驳。他的发言比我长得多，但主持人并未敲杯。我感到，是否敲杯恐怕不是取决于发言长短，而是主持人对内容的偏好。想到我的发言有点逆主持人的基调，心情也就沉重了。会后我去问候岱老。岱老握着我的手说，你今天的发言很好，我们是应该多学、多了解国外经济学的新动向。这是在我与岱老交往的这些年中第一次得到岱老的当面夸奖。这几句话把我心头的不快一扫而光。我想，岱老也许并不完全赞同我那些有点偏激的观点(如经济学离开数学是万万不能的)，但他鼓励我有自己的观点，并希望我讲自己的观点。岱老这种宽容的态度使我胆大起来，把这个发言整理为《重要的还是学习》，发表在一九九五年《读书》第七期上。
　　但是，岱老的宽容不是无原则的不抗争和逆来顺受，也不是某些旧文人“闲时帮闲，作恶时帮凶”的恶习。他有自己的信仰与原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出卖自己的良知。他和大多数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使中国富强，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对“文革”前的种种极“左”错误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他决不盲从。在极“左”的环境中，他坚持了康德的原则：我不能说违心的话，但我可以不说话。这正是改革开放前二十余年中他一篇学术文章未发表的原因。
　　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知识界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然而，在极“左”思想仍未肃清的情况下，天气还是乍暖还寒的。这时，有人沉默，有人观望，有人随风转，而年近八旬的岱老成了经济学界的中流砥柱。八十年代初，介绍与研究西方经济学，尤其对西方经济学某些观点、方法的肯定或借鉴，曾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甚至商务印书馆把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列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也受到“吹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指责。当时刚刚起步的西方经济学研究遇到了阻力，大学里正在或准备开设的西方经济学课程面临被砍掉的危险，原纳入出版计划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原著也被推迟或准备取消出版。我们这些以西方经济学为专长的人则有些遑遑不知所措的感觉。正是在这时，当时已八十三岁高龄的岱老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上发表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一文。岱老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个体系，不能成为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理论。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在若干具体经济问题的分析方面，它确有可供我们参考、借鉴之处。”这篇文章以后由《人民日报》转载，得到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和学术界的首肯。当时我们读岱老的这篇文章，尤其是读《人民日报》明确肯定这篇文章基本观点的“编者按”时，真有一种得到解放的感觉。至今，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在一起相聚时，还常常兴奋地谈到这篇文章，谈到读这篇文章的感受。现在当我们回顾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历程，评价经济学的繁荣及其为改革所作出的贡献时，我们不能忘记当年岱老力挽狂澜的壮举。
　　按我的理解，宽容作为一种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见解的耐心而公正的容忍，决不是毫无原则的唯唯诺诺，不是见风转舵的投机行为，也不是逢场作戏的人生哲学，而是一种有容乃大的胸怀。我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用“宽容”这个词来说明岱老的学风与为人。
　　房龙认为，“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人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实际上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当一个人没有足够的知识又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地位时，当一个人并没有掌握真理而又以真理的化身自居时，当一个人固守陈腐的教条而拒绝历史的进步时，当一个人目空一切自作井底之蛙时，这个人必然是不宽容的。岱老的宽容来自于他非常发达的智力。这种智力包括了他的个人修养与深厚的学问信仰与根底。
　　岱老幼年时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在美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教育，解放后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深厚的国学根底、广博的西学知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造诣是他学术成就的基础。解放前，岱老是财政金融专家，解放后专攻“经济学说史”。五十年代后期，岱老撰写了四十万字的《经济学说史讲义》。上册从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说，中册从十九世纪下半期到二十世纪初的各经济学学派，下册集中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这本讲义是岱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小结，也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学说史的早期成果。可惜这部著作还未及出版就在六十年代初高等院校内一次短命的政治运动中遭到批判。直至八十年代初在这本讲义的基础上由岱老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说史》才得以出版。
　　六十年代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岱老不再发表什么研究成果了。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研究，其成果是在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这本近二十万字的经济学说史专著以专题的形式评述了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说，及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这本书资料丰富、分析精辟，显示了岱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精通，以及对西方经济思想发展的造诣。至今这本书仍被作为经济系研究生的必读书。
　　八十年代以后，岱老的学术研究空前活跃。这时，各种国外新思潮涌人国门，国内各种离经叛道的观点也层出不穷，但岱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没有变。这集中体现在他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上。首先，他认为西方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因此对西方经济学应该批判。这种观点是继承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态度。其次，他认为对西方经济学应该认真研究、学习，不能简单地否定，也不能贴标签式地批判，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应该是有分析、有说服力的。这也是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时所采取的态度。最后，对西方经济学中合理的内容应该吸收、借鉴，而不能一概排斥。这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合理的成分也是一致的。岱老对西方经济学的这种态度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始终一致的。国内外有些学者根据岱老的这个观点把他划入反对改革的“左”派之中(一九九六年香港一家杂志点了国内经济学界“左”派的名字，第一个就是岱老，国内一些“左”派也把岱老作为他们的旗帜)，这实在是一个误会。从岱老八十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岱老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拥护改革开放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坚定的，对改革开放的支持也是衷心的。岱老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开放的、科学的理论，而不是作为教条，由此来解释他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支持也就顺理成章了。仅就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而言，岱老的观点也与那些“左”派完全不一样。某些人坚持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是与他们对改革开放的某种抵制相关的。他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某些过时的苏联模式教条，例如，把公有制的形式确定为传统的国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公有制形式的多样化就等于私有化。他们起劲地批科斯理论，其目的在于否定产权改革，否定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中“产权明晰”的观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名为批西方经济学，实为抵制改革。岱老与这些人的观点完全不同。他强调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是为了纠正对西方经济学的盲目崇拜，提醒我们不要忽略中国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既精通西方经济学，又了解中国国情的学者，这种忠告是非常可贵的。对西方经济学，他决不盲目排斥，更不作简单化批判，他坚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岱老长期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对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对某些人借他的名声与地位，以批西方经济学为名行反对改革之实的作法，岱老表示了明确的不满与拒绝。
　　岱老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严谨求实。改革开放以后他发表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体现了这种学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岱老就《魁奈<经济表>中再生产规模的问题》为北大经济系师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在这次报告中，他根据国外学者新发现的材料，对法国重农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魁奈的《经济表》的版本和模式作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过去学术界认为《经济表》只分析了简单再生产，岱老根据详细的考证说明《经济表》及相关文献中还分析了规模扩大或缩小的再生产的可能性。当时我是经济系的研究生，也正在学习经济学说史。岱老这次演讲考据之翔实，分析之透彻，令我们耳目一新。魁奈《经济表》中关于再生产的分析，本来是经济学说史中的一个老问题，有关研究成果我也曾看过一些。没想到岱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此深入、广泛，并且作出了有开创意义的新发现。这次报告使我深感学也无涯的道理。我们这些小字辈在一起议论这次演讲时都说，这才是作学问。
　　一九八一年岱老在《经济科学》上发表了《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本文是岱老一九八一年五月在四川大学及西南财经大学的一次演讲，可惜那次我未去四川开会，没有亲耳聆听岱老风趣、幽默的演讲)。这篇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其立意与观点都是当时国内学术界所未曾提出的。岱老从方法论的角度精辟地概括了从古到今的经济学发展史。尤其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评价有所突破。传统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者认为，十九世纪上半期，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方法从规范向实证发展是庸俗化的表现，是掩盖政治经济学本身阶段性的手法。岱老认为，这种说法是把事情简单化了。他不认为经济学可以完全脱离价值判断，但肯定了经济学实证化对以后经济学发展的意义，并肯定了过去我们一直完全否定的庸俗经济学家萨伊和西尼尔对经济学实证化的贡献。对以资产阶级价值判断为基础的规范经济学，岱老也肯定了其合理的内容。通过这种分析，岱老的结论是：“对待西方的经济学，对我们来说，同对待引进生产技术一样，不能采取绝对化的态度，要作具体分析。”岱老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与批判是以求实的研究为基础的，不是盲目否定与简单批判，更不是随风而变。这种态度贯穿了他终生的研究，是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九八四年八月我在武汉开会时聆听了岱老在华中理工大学所作的《西方经济中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两思潮的消长》的学术报告。这个报告仍然是对西方经济学发展史的高度概括，但角度是各经济学派的政策取向。过去，我们对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的研究更多偏重于一个人或一个流派的思想。这种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缺乏总体观念。也有一些学者试图用价值论或发展论把各学派的思想发展串起来，但都不能令人满意。岱老用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消长与交替来把握经济学发展的总体趋势，既说明了经济学说与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又抓住了各经济学派分歧的实质。岱老以此为线索分析了从重商主义到现代各派的经济思想，令人对许多难解的问题豁然开朗。没有多年精心的研究与思考是作不出这种高屋建瓴的分析的。听了这个报告真有醍醐灌顶之感。顺着这个思路，我对经济学说史上各流派之间的纷争，对那些不断创新理论有了更深的理解。我为人民出版社所写的《西方当代经济思想》正是按这个思路写出来的。
　　八十年代之后，岱老还应各方作者之邀写了大量序文，内容广泛，立意独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尽管篇幅都不长，但读后总令人有所得，有所思。例如，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所写的序，回顾了这本辞典三个版本的情况，介绍了国外对这本辞典的评价，肯定了它的出版是“八十年代经济学界一件大事和经济学文献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指出了它词条选择失当等缺点。这篇序言发表在辞典出版之前，看了岱老对这本辞典如实的介绍，我才下决心买了一套。
　　岱老作学问无哗众取宠之心，无标新立异之意，也没有产生轰动效应的企望，他只是辛勤地耕耘，认真地探索，他不追求轰轰烈烈，也不去跟踪什么热门话题。他甘于在书斋中苦读、静思。但是，他的成果为经济学界所重视，为后学者指点了研究方向，他无声的榜样影响了数代学人，他真正无愧于一代宗师的称号。
　　岱老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风范永存。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一次伟大的历史变革，其间有创造，也难免浮躁。岱老之所以作出了我们难以企及的学问，根源在于他求实的学风、勤奋的态度，以及博大的胸怀。只有作好人，才能作出好学问。岱老的一生正是对这个平凡真理的证明。这也正是我们在悼念岱老时所应牢记的。
　　一九九七年八月初稿，一九九七年十月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