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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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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文化的翻译
栏目
田野札记
作者
乐梅
期数
1998年02期
把文化翻译过来的困难最显而易见地表现在民族志的文字翻译过程中。我现在正在把我的博士论文从英文译成中文,准备出版,时常因为找不到准确合适的词而着急。英文原文是我自己写的,在美国罗彻斯特城的田野调查是我亲自做的,体会原文原义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翻译过程中却有一种“怎么也不能把所有的故事原封不动地搬回家来”的感觉。原文中可以与英文读者意会言传的双关语,经常给译丢一半。比如论文中有个小标题为Local History in Recreation,它有两个意思:一是指通过消遣娱乐活动和设施体现地方史;另一是指地方史在消遣娱乐活动中经过再创造(recreat)增添了新的意思。翻译这句的时候就犯头疼,当然这跟我的中文水平差也不无关系。又比如论文中提到的covelet,是用来罩床的薄毯。虽然我用了好几页描写,并且图文并茂,但美国传统家庭赋予它的含义,对它怀有的特殊情感有没有确切地传给中文读者,我没有把握。影视工具似乎可以弥补一些文字做不到的。但话又说回来了,最近看了译制片《恐怖地带》,遇到有些片段我真叹气,由于译制导演的理解,达斯廷·霍夫曼虽然还是那个模样,但他的幽默和他的那种“劲儿”都走形了。看来文化翻译也和电影译制一样是门遗憾的艺术。我想真正的传神还是在于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获得共同的经历。英国人类学家福特斯(Meyer Fortes)三四十年代在西非也没有摄像机录音机,然而受了教育的塔伦西(Tallensi)土著人读了他写的民族志,感到非常吃惊,以为他是自己部落的长老,对他们的文化了解得如此详细确切。看来我们这些想写好民族志的人也还有戏。
“原封不动地把故事从一种文化译入另一文化”的愿望反映了实证科学的传统,好像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到的、写出来的等等,必须是百分之百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然后才可能有在此基础上的理论飞跃。这方法好像绘画中细致入微的工笔,或如苏绣用一根线劈为十四丝让绷子上的小猫栩栩如生的精益求精。但我有位画家朋友,她几刷子就在纸上亮出只活龙活现的大公鸡,虽然细节粗糙模糊,可给人的感觉却格外逼真。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通过描绘巴厘男人斗鸡来谈情感怎样表现文化精髓,或者说通过描绘巴厘男人斗鸡中情感表现文化精髓来谈解意人类学怎样寻找文化普遍范式(Paradigm),就类似后一种印象派技法,并非一五一十地准确,重在点睛传神。用格尔茨自己的例子说,我们看莎翁的《马克白斯》,不是把它当作研究苏格兰的史料,而是从中体验一个人得到王冠(欲望满足)却失去灵魂的感受。显然,这种通过说甲来道乙的叙述本身,已是周密思考过的主观再现客体(refocusing)的结果,是理论飞跃完成后精心构思的故事,好听也深刻,但不一定“真”。
总之,无论是实证还是解释,我赞成多种描绘方法并存,避免单一。另外我还想强调一下,在田野得到的临境感受和笔记本里的原始资料,经常是论证和抽象最珍贵的实力和灵感的来源。也许正是为此,沃尔夫(Margery Wolf)才在表现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新颖观点末尾,又近乎出于职业韧性,顽皮地加上一句“可是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还是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里的故事更感兴趣”。
最后我想简单提一句语言和人类学本土化的关系。以上提到的翻译文化中的困难,一方面是表述问题,另一方面是由于语言里凝聚着当地人们的世界观和实践,也就是语言人类学中常说的“人依赖语言生存”(man at the mercy of language)。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和逻辑既通过语言表达出来,也受语言的塑造,二分法和中国语言中的双边对称不无关系。当我们找不到对应的翻译字词时,也可能一方文化中尚未存在这种概念。随便举个例子,几年前Privacy这个字就不好译,社会关系中没有专门给予个人活动的余地,剩下的只有“私生活”一词。现在流行译作“隐私”好些,但还是比原义要窄。这是不是示意我们文化人的行为空间和观念有它的特殊性呢?又如,英文中明明有relation和connection等等意为“关系”的现存的字,可是操英语的外国人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却大都用“guan xi”这个拼音来表示非它莫属的中国社会中的“关系”。换句话说,语言不仅是表述媒介,而且是本土概念的依托之器。我们中间已有不少人提出和关心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问题,或许语言可以成为发掘和探索本土观念的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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