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活着的罪过

　　不幸的索克洛夫与那一百八十三万曾被德军俘虏的苏联军人相比其实还是幸运的，至少他回到祖国后没有被当成敌人而遭到隔离、审查和判刑。读了闻一先生的《血与火铸成的不公正》(《读书》九七年十一期)，我首先想到的便是《一个人的遭遇》(肖洛霍夫著)里的这位多灾多难的主人公。当一个国家十分之一的人因所谓的“战俘罪”而受到惩处和牵连时，最终赢得战争的是谁？
　　把这“血与火铸成的不公正”归因于苏联政府、归因于苏共内部争权夺利者的个人野心显然只是表层揣度。事实上，不只苏联，人类从来就没有公允地正视战争。无论正义非正义，战争双方要的都是结果，是最后的光荣。战争只能是流血、伤亡和胜利，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这样人类的战争观念就留下了一个盲点：忽视了战俘作为战争必然产物的客观存在，从而无法正视战俘。
　　湖北作家邓一光在小说《远离稼穑》(一九九七年四期《收获》)里就讲述了一个“世界上最倒霉的兵”的故事。一个原本“最好的种田人”被迫离开家乡，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十年内乱，曾经三次被国民党、日本鬼子、美国人俘虏，虽然最后还是安稳地活了下来，可是他的生命已经被“毁”了，他不但要挣扎在屈辱之中，更主要的是他已把自己“结束掉了”。可见，“战俘”并不只是局外人的态度问题，它更是一种羞辱的自我确认。虽是“被”俘，被俘者仍难摆脱内心的负罪感。
　　人类就这样把自己推进一个尴尬的境地。生和死，真是个问题！我们责问战俘，莫如责问战争；我们责问战争，莫如责问人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