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风

　　“起风了，西南风！”水手们大喊。
　　“好，起锚！”船长满心欢喜，下达命令。
　　他是商人，是船长兼船主，名叫西帕路斯(Hippalus)，大概是生长在埃及的说希腊语的罗马人，专做海上生意。他有了一个大发现：印度洋上季候风。夏季必起连续的西南风。冬季必起连续的东北风。这正好送他在印度洋上安全来回，一年一次，稳赚大量财富。夏季，他从罗马帝国边境外阿拉伯半岛南端的港口出发，平平安安顺风到达印度河的一个向西的出海口。冬季来到，他的船满载货物再顺风横渡阿拉伯海回来，可得百倍利润。他认识到了遵守自然规律的季候风，后来也叫贸易风，发了大财。没过几年，别的商人跟上来了。大家由红海的港口出发，依靠风和水走捷径，在地中海和南亚之间打开了一条平安大道，避开了中亚几个民族的拦路虎，不出买路钱。公元第一世纪中的五十年间，每年约有一百二十只商船来回于这条道上，经营对外贸易。当时人普林尼(Pliny)估计罗马金银币外流逆差一年达到一亿之多。进口的货物主要是化妆用的和饮食用的两类香料，珠宝，可能还有在印度转口的中国丝绸和精美的工艺品，全是价格昂贵的奢侈品，供贵族和富人挥霍，而出口的主要是金银货币，使国内硬通货日益短缺。有钱的越豪华，没钱的越穷困。这正是罗马帝国的建国初期，称为“黄金时代”。可是季候风和轻易不起风暴的阿拉伯海给这个不可一世的大帝国造出一个大漏洞。没过多少年，进货太多，货价大跌，加上金银缺乏，只好以货易货，于是利润下降，罗马和印度间的贸易衰歇了。可是东西方贸易没有断绝。有货必有人，有人必有语言和思想。罗马文化，包括它所吞并的希腊、波斯(伊朗)、犹太等国的文化，和印度文化，可能还间接和中国文化，三方面的思想交流产生了一个新的起点。这时是中国的东汉初年，印度兴起了跨越北印度和中亚一部分的贵霜王朝，都正在兴旺时期。
　　当然，欧、亚，或说从地中海到印度，文化思想直接大规模交流的开始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他并希腊，吞埃及，灭波斯，直达印度的“五河”流域(旁遮普)，一路上建立几个亚历山大城，留下人管理并宣扬希腊文化。他的军队也会不由自主吸收当地文化思想传回去。可是这位雄才大略的年轻人只活了三十三岁(公元前三五六——三二三)。他被后人称为“大帝”，但并没有建成帝国。他一死，所征服的地方即瓦解。所建的城只留下了埃及的一座，以后几百年间一直是光辉的文化中心。中国这时正当战国时代。孟子见梁惠王，见齐宣王，倡王道，反霸道，对那位纵横欧亚的霸主，对于外部世界发生的大事毫无所知。(约在公元前三一八年前后，离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有百年。)
　　过了两百年，中国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向西开放，要打出去了。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一三九年)张骞奉命出使西方各国，中途在国外被扣留十三年，终于回国，报告外国情况。他在国外见到四川出产的竹杖和布匹，推测西南另有出国通道。于是朝廷派兵去打通由云南出国的路，被那里的少数民族挡住了。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出云南在缅甸北部和日本军作战不利，经丛林进入印度东北部，证明这里原有路可通。官走不通，民间商人走得通。汉人不能通过，货物可以经他人转手通过。民间对外往来比官府早得多。官书记载自然更少。若没有民间传信息，朝廷怎么想到派张骞“使绝国”？《汉书》记载：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九十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宫，飨外国客。”又过近两百年，公元九十七年，东汉和帝永元九年，班超的副使甘英向西走到了波斯湾。公元一六六年，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Antoninus)，就是罗马帝国皇帝，派使者，可能是希腊商人自称国使，由海路来到中国。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政府好像有直接来往了。民间交流自然更多。可是这两大帝国内部都正在出大问题。财权政权的大转移迟早不可避免。平民贫困加上民族杂居如同干柴，只等有了思想和组织的引线就会爆发大火了。
　　本来毫不起眼的民间宗教的新教派成了引起熊熊烈火的火种。东西两帝国一样，但双方宗教不同。两教同出于亚洲而发展方向相反。一个向西，是基督教。一个向东，是佛教。现在都成为世界性宗教，两千年来对人类思想所起的作用无法估计。

扫罗—保罗

　　公元第一年，中国西汉平帝元始元年，通行到现在的罗马儒略(恺撒)历十二月二十五日，跨越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的西亚属地犹太人居住区，犹太妇女玛利亚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耶稣。
　　那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凿，亚、非两洲陆地相连。耶稣随父母从犹太逃难到埃及长大才回故乡。随后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在海边行走，先后看到打鱼的两对兄弟，收做四个门徒。他在各处穷苦人中传道、治病，听他的话的人多了，他就到一座山上去对群众开讲：“虚心(不是汉语里通常的意思，心指心灵)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种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他这样对人预约天国，讲了一篇又一篇道理，于是他所讲的被称为“福音”。耶稣被尊为“基督”，意思是救世主、大救星。凡是信徒一律平等，不论原来身份高低，都是信仰基督，预备进天国的，都必须互相帮助。信仰基督的人称为“基督徒”。他的信徒越来越多。他有了十二“使徒”为他传教。事实上开始有了教会组织。核心中人实行共产，放弃个人私产，从公产里各取所需。照这样，苦难中的人单凭信仰基督就可以得到平等身份，加入互助团体，死后能进天国，于是相信“福音”的人越来越多，引起了犹太教祭司、“文士”和许多人的注意，认为这些人破坏常规，私结帮会，图谋不轨。理所当然，迫害跟着来了。
　　耶稣成为基督(救主)以后，到各处宣讲天国福音，最后骑驴进了耶路撒冷，受到那里的信徒欢迎。他到犹太会堂讲道，和祭司长辩论谁有权传道，更引起反对。犹太教祭司和相信他们的群众搜寻基督的信徒，辱骂甚至殴打他们，说他们奉耶稣为犹太人的王，要造反。找不到也认不出耶稣，就用三十银圆收买十二使徒之一的犹大。耶稣在和十二门徒聚餐时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分饼给大家吃，说：“这是我的身体。”又分葡萄汁给大家喝，说是他的血。这就是所谓“最后的晚餐”。因为是十三个人同席，所以许多人忌讳十三。随后在耶稣传道的时候，犹大带一些人来捉他。犹大一人当先和耶稣亲吻，指示这就是要捉拿的人。从此有了“犹大之吻”的典故。门徒有用武器反抗的，被耶稣制止了。耶稣被捆绑送交犹太大祭司审问、定罪，随后送到罗马统治者“巡抚”(总督)那里。罗马的官认为这是犹太人内部宗教纠纷，便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这天是节日，照例可以依群众要求释放一个犯人。巡抚要释放耶稣，群众坚持不放。于是按奴隶反叛定极刑，和罪大恶极的人一样在十字架上钉死。耶稣在受刑前遭到种种嘲笑、侮辱，被戴上荆棘做的冠，头顶上挂着牌子，上写“犹太人的王”。在他两边同时钉上十字架的两个强盗也讥讽他。只有几个妇女为他送终。有一人求得罗马官府允许埋葬他的尸体。到耶稣死后第三天，两个名叫玛利亚的妇女发现尸体不见了，说是耶稣复活升天了。消息很快传开，基督在这里那里显灵。从此证明人之子是神之子，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由圣灵经过圣母玛利亚生下来，上十字架为世人流血赎罪再复活升天。十字架成为信徒得到耶稣赎罪的象征。信仰他的人比以前更多了。
　　基督信徒的活动在许多地方半明半暗展开，迫害他们的人就到处搜寻，发现了就辱骂甚至殴打。有一个信徒司提反和众人辩论，被捉拿到大祭司面前，他又当众宣传基督，被众人推到城外，当场用石头打死了。这是第一个有名字记录下来的殉道者。一个名叫扫罗的青年在场看见，也加入了迫害基督徒的队伍，还特别热心。有一次当他奉命去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忽然昏倒。有一个基督徒救了他。他自称见到基督显灵，对他说话，便受了洗礼，成为基督徒，反过来到各地热心宣传基督，受到殴打、迫害。一次被打得半死，当作尸首拖出城外，他又活了，仍旧到各地传道。他从亚洲到欧洲，到过希腊、马其顿，影响越来越大。后来回到耶路撒冷。一些犹太人捉拿他，要杀他。有人报告罗马兵营的千夫长说是出了乱子。千夫长带兵锁拿他回营。以后又应他要求用希伯来语对群众讲话，说了自己的转变经过。群众还是要杀他。千夫长再带他回营要鞭打拷问。他说自己是罗马人，没有定罪，怎么能鞭打。“有这个例么？”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他说：“我生来就是。”这就是说，他的上辈已经是罗马公民了。犹太人是奴隶身份。罗马人是自由民。他的犹太名字是扫罗，罗马名字是保罗。扫罗成为保罗，基督教也就大变化，从一个小教派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了。
　　保罗得到千夫长允许和群众辩论。群众还要杀他。千夫长派兵暗地护送保罗出城到罗马巡抚那里去。巡抚又让他和控告他的祭司长、长老们对质。定不下罪，也不放他。巡抚想得保罗送钱。官司拖了两年，换了巡抚。保罗对新巡抚声明，他没有犯法，要上告恺撒(当时民间对皇帝的称呼)，也就是告御状。再经几位高级统治者审讯，仍旧认为这是犹太人内部教派纠纷，没有触犯罗马法，不能判罪，也不能释放，就依他要求送他去罗马城。保罗在罗马时因为是罗马公民，虽受监禁，却有自由，自己租房子住，可以对外人谈话、写信。他在罗马传道足足两年。保罗在囚禁中给各地教徒的信，在基督教《圣经》的希腊文《新约》里留下十三篇。同一书里的《使徒行传》中有一大半讲保罗的事迹。他的死，据推测，是在尼禄皇帝放的那场罗马大火里，或是在大火后的镇压基督徒的迫害中(公元六十四年)。
　　保罗和众人辩论的问题，表面上是该不该对所谓外邦人传教，但思想核心却含有一个横贯世界纵贯古今而且正是在公元前后几百年间，西方罗马，东方中国，甚至印度，都在一些善于思考的人中热烈争论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在思想上现在恐怕也不能说是已经解决了。
　　“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这是后任巡抚听了保罗在法庭上当众为自己辩护发言以后说的话。保罗会讲方言和希伯来语，能用当时的通行雅语希腊语写信，懂得罗马法律，能言善辩，显然文化程度很高，又是罗马公民，所以他能用大帝国(就是那时罗马人认为的世界，像古代中国人认为的天下一样)眼光观察和思考，注意到全世界和全人类。他认为，基督(救世主)是上帝派下凡来救一切人的。谁信仰基督，谁就是基督徒，就能得救，不分犹太人、外邦人(非犹太人、外族人、外地人)，都是一样，在上帝面前大家平等。第一个这样认为并且这样做过的是耶稣基督的大弟子，本来是渔夫的彼得。可是在基督徒也承认是圣经的希伯来文《旧约》的《出埃及记》里再三说，上帝耶和华是希伯来人的上帝。现在保罗以罗马人的身份，到各地，以各种语言，对各种人传教，收容不同种族、不同身份、原来所属教派不同的人入教。这样扩大化自然会引起激烈争辩。现在还值得重视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其中包含的思想分歧。这需要做一些分析、比较，才好了解。

律法·信仰

　　保罗所争论的对所谓外邦人传教的问题首先是律法(主要指习惯法，不是政府规定的条文，不等于法律)和信仰相比的轻重问题。区别外邦人和本族、本地、本教人的首先是律法，就是成为习惯不可改变的传统规定。当时争论的一点是犹太人的割礼(男婴割去包皮一部分)。没有行过割礼的外邦人能不能成为基督徒？这就是问题。现在的人看起来这好像无足重轻，在两千年前可不是小事。这是种族和宗教区别在人身上的标志。在印度，这就是种姓之分。在中国，这就是夷夏之别。在印度，除贱民以外，遵守传统的印度教徒必须在脑后留一撮较长的头发。直到二十世纪印度独立运动领袖老甘地还留着脑后颈上这一撮毛。两千多年前佛教徒和一些别的教派信徒就剃成光头，不留这个小辫子，表示精神独立。中国从两千多年前就严格区别中夏和外夷，要求内中国而外夷狄。《论语》里的孔子再三论到夷夏之别。他说：“微管仲，吾其被(披)发左衽矣。”若没有管仲，我恐怕会披散头发把衣裳大襟向左了。清朝初年，满族统治者下令，汉人男子必须剃去前半头发，后面留辫子，不肯剃的杀头，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清朝末年，汉人男子又纷纷剪辫子。不剪就是遗老。不多年前，穿不穿西服、长衫、旗袍，还是重要问题。上述的头发和衣服式样改变和割不割包皮的意义相同，都是表示内外有别，不准混淆。犹太律法好比中国礼法，当然不止这一条，不过那时保罗争的首先是以割礼为例。
　　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次论到律法问题，例如在给罗马人(包括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即所谓外邦人)的信里有这样一段：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么？……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惟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稍微联想一下，保罗在公元一世纪讲的这类话，关于形式和实质的议论，不是在古今中国也多次出现过吗？还用得着举例吗？二三十年以前的一次又一次辩论、批判，不是往往含有这种内容吗？至少是从和保罗同时的汉代起，这样的思想分歧、争辩就没有真正断绝过，不过所用的名目不同而已。包装和内容可以并重，但是在双方的关系中哪一方更有决定性？保罗不是反对律法，基督徒也要受洗礼。但照他这样解释，律法的意义有变，不重形式，那么形式自然也会不得不有所变化了。再说中国，古代所谓礼法相当于保罗所谓律法。不过是比保罗晚一两百年(公元三世纪)，佛教随一些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国时，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刘伶等就打出“自然”招牌号称放弃或则破坏或则轻视礼法了。
　　印度同样在公元前后几百年间有过类似的思想大潮。在严格的种姓等级区别下，高级种姓的种种祭祀仪式越来越繁，禁忌越多，低级种姓的种种不满意日益深重，突破传统律法的新思想、言论、行动在公元前几百年间纷纷涌现。形成大教派的是剃光头、出家、不要私有财产、自有组织的佛教、耆那教，还有许多散在民间的人数众多而没有组织的教派。到公元前后，耆那教分为两大派。佛教在原有的一些小派别基础上出现了两大倾向。一是上座(长老)，二是大众。前者谨守传统律法。后者向广大群众大开方便之门。罗汉和菩萨分头行道了。仿佛是罗汉道的重点在自己修行而菩萨道的重点在度人救世。两者先后进入中国而后者更适合中国。由西域传到中原时，有史书记载的确切年代是公元六十五年(东汉明帝时)，正在保罗从罗马消逝的后一年。佛教和基督教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解决了对所谓外邦人传教问题，成为世界性宗教，也同样从产生自己的本土消失，成为外邦人的宗教了。中国和尚法显去印度时(公元四世纪)，佛教已很衰微。玄奘去时(公元七世纪)稍见起色。公元十世纪后，伊斯兰教徒统治北印度，印度的佛教完全灭亡了。这两大宗教无限扩大化以后，内部发生各种大小分歧，这里就不必说了。
　　现在回到律法和信仰的问题。两者本来不是对立的，只是对立的人用做争论的题目。两者都是不着重讲道理的，甚至是不能讲道理的。律法比较具体好讲。要解说什么是成为主宰律法的信仰很难。信仰不是抽象的，但不容易说明，大概是因为汉人、汉语不习惯宗教用语和思路吧。还是先引保罗在他给加拉太的教会的论律法和信仰的信里的一些话来开头吧。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上帝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
　　这是一个基督教信徒讲的话。有信仰的人和没有信仰的人说起话来是不一样的。信仰不必属于某一教派。汉族人也不是不会有信仰的。有人说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就是有信仰的人的话。他的肉体是为主义而活着的。用保罗的话说就是自认为早已钉在十字架上了。这是现代人。古代呢？
　　《论语》和《道德经》在西汉都还是没有统一定本的，到东汉(公元初期)才定下来。这两部书里的孔子、老子都是有信仰的。他们信的是道，而且是同一的道，就是同一时代里的解决个人和天下的大问题的道路和理想。也是《礼运》里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道”。孔子和老子的说法不同，但同是在一条道路上，各自认为自己的道最好最正确，坚信不疑。尽管孔子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还是周游列国企图推行他的道。就个人来说，孔子的大弟子颜回更像是老子的隔代传人，也是一个有坚定信仰毫不动摇的人，所以他能安贫乐道。孔、老本是一家，或是通家，后来分家了，因为孔子身后“儒分为八”而老子没有传人。后人的门户之见使他们越来越像不同教派了。和他们的道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道是《新约·约翰福音》开头说的“太初有道”。那个道是希腊语的逻各斯，是另一回事。
　　公元初期，佛教传入中原后，若只说核心思想倒也简单，不过是求超脱生死(轮回)，达到寂灭(涅槃)以及度人救世。照这样了解，名为佛法，其实也是一种道。于是有了三种道。一是孔子的，说是天道，实是人道、世道，讲道德，偏于肯定现世。一是老子的，仿佛脱离世道，其实所讲的道和德仍旧是世道，对于现世兼有肯定和否定。一是释迦的，说是要修行达到寂灭，不生也不死，但在达到以前还要救人救世，所以没有完全脱离世道，言语上否定，行为上肯定。在那时的人看来，三条道都合汉人传统口味，长生、太平、成圣、成神，都不难接受。至于礼法、律法，各有一套，全有弹性，遵守与否，不在话下。这就是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信仰，通俗易懂，不仅属于读书人。不能说这不是信仰。但这和保罗的信仰大不相同。原来现在所谓信仰是个新词，不是仅指思想，还得有具体对象，而且不是学说、主义之类可以有多种解说、歧义，是实际存在的对象。信仰和崇拜通连合一了。孔子、老子、释迦都和耶稣一样，不仅讲道而且是教祖了。
　　也被尊为圣的圣保罗所传的是信仰基督进天国，崇拜救星上天堂。在古代中国同一时期，公元初期，从东汉到东晋，也出现了这样的思想言行，但不是基督教。破坏礼法的人不过是为新思潮开路。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