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和而不同

　　在远古的时代东西双方在对方的眼中都是一个梦，一个神话。希腊人最早把中国称为“赛里斯人”，他们认为赛里斯人“身高达十三肘尺”，“寿逾二百岁”，“皮可与马相近，故万箭不能入”。在《吕氏春秋·古乐篇》、《逸用书·王会解》等先秦典籍中，我们的先祖也有了一些对西方的认识，《山海经》把西部世界的西王描绘成“其状如人，豹尾虎齿”。
　　在漫漫的历史长夜中，那一望无垠的大漠上的阵阵驼铃声连起了东方和西方，那时双方的交往大都还停留在器物交流的水平上。元代时东西交通畅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成为蒙古大汗的座上客，据说还被派到扬州当了几年的“父母官”，但他那本震惊西方的《马可·波罗游记》竟然一字未提孔子、儒家，难怪至今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或许是像黑格尔所说，此时人类的“自我意识”还没有达到宗教和哲学的阶段，因而根本谈不上实质性的思想和哲学的交流。
　　世界近代化的曙光是在碧蓝的大海上升起的，哥伦布这个被有些人称作“骗子、可耻的人、小偷和见了女人就追的人”拉开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寻找契丹”，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那神奇、富饶的东方是大航海的直接动因之一。哥伦布就是身怀着西班牙国王所写的“致大汗书”，肩负着寻找契丹的使命，带着他那到达香料堆积如山、白帆遮天蔽日的泉洲港的梦想而踏上这历史性的航程的。但阴差阳错，不知道大西洋上的哪股风把他的船吹到了古巴。从此，大航海的时代到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到来了。
　　哥伦布没有到达中国，但东西双方宗教与哲学的交流，乃至近代以来整个中西文化的交流的奠基性人物还是由一个意大利人来完成的。这就是明万历年间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利玛窦一五五二年十月六日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城(Macerata)的一个以红蓝色刺猬为其族徽的大户人家，据星占学家说，利玛窦出世的时候，“天平宫适在其上，土星刚刚上升”，这预示着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此事不知真假，但利玛窦这只“红蓝色刺猬”的东渡使东西方哲学、宗教思想真正相遇，从而使双方的思想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就此而言，方豪先生称“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实不为过。
　　利玛窦及他以后的来华耶稣会士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第一件就是“西学东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打开了新的一页。他第一个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天文学，《乾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的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继而又和明末大儒李之藻合著《浑盖通宪图说》。从此，对西方天文学的介绍一直是来华耶稣会士的重头戏，乃至明清间历局大部分为传教士所主持。
　　历算和算学二者历来不可分，利玛窦和徐光启所翻译的《几何原本》在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阮元认为传教士所介绍的各种西学书中“当以《几何原本》为最，”所以，梁启超后来称这本书是“字字精金美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利玛窦所绘制的《万国舆图》更是受到了许多人的喜爱，明清间先后被翻刻了十二次之多，乃至万历皇帝也把这幅世界地图做成屏风，每日坐卧都要细细端看。
　　表面上利玛窦所介绍的这些似乎都是纯科学的知识，其实这些科学知识蕴含着西方的宇宙观、哲学观。历学虽仍是中世纪的，但理论对中国来说却完全是异质的，算学则把西学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介绍到中国，而地学则是大航海以来西方新的世界观念的体现，它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念。
　　明清间，从利玛窦入华，到乾嘉历行禁教时为止，“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这次西方文化的传播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胡适后来在谈到中国近代思想的演进时有一句话说得极为重要，“中国近三百年来思想学问皆趋于精密细微科学化……全系受利玛窦来华影响……”“西学东渐”，东西会通，中国文化开始向近代形态转变。
　　利玛窦和来华耶稣会士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将中国文化转向西方，简称“中学西传”。
　　由于利玛窦所确定的“合儒补儒”路线取得成功，明清间在华耶稣会虽和中国文化时有冲突，但大体耶儒相通。这条路线的确定使传教士来华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方块字，学说中国话，用毛笔写中文书。这对后来的传教士产生重要影响，别的不说，仅利玛窦就有中文著作二十几部，这一点就是当今最大的汉学家也望尘莫及。
　　会说中国话，能读中文书，对中国文化就可以了解。于是一二百年间来华的耶稣会士要么写信，要么译书著说，把中国文化转成各种西方文字。《论语》、《道德经》、《诗经》、《书经》、《礼经》、《孟子》、《中庸》、《大学》都有西方译本，而且不止一个语言的译本。甚至连《洗冤录》这样很专的中国最早的法医学著作都被他们翻成西文，可见他们译书之广。
　　正是在利玛窦的“适应”政策之下，经过一二百年的努力，在西方的东方学中产生了一门新的学问——汉学。汉学实为中西文化会通之产物。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介绍，难免有不实之处，他们中许多人就是“索隐派”的重要成员，但这丝毫不能降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对话中所做的重大贡献。
　　颇有趣味的是来华耶稣会士为了证明其“耶儒相合”路线的正确，争取欧洲对其在中国传教的支持，在他们的著作中护教成分较多。但这些文章和著作却在欧洲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的著作不仅没有起到“护教”的作用，却反而被进步的思想家所利用。培尔高度赞扬中国的宽容精神，以抨击教会对异己思想的迫害；伏尔泰则高举起孔子的仁爱旗帜，批评西欧中世纪文化的落后性。中国哲学的自然理性成为莱布尼茨走出神学的主要依据。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文化接受中的“误读”实在是一个极有趣味的问题。不过无论怎样误读，东方文化、中国精神成为瓦解西欧中世纪城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被普遍接受的结论。
　　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据说路易十四情妇所买的中国瓷器决不比今日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的高跟鞋少。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看中国的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
　　在向对方的学习中，西方走出了中世纪，借东方之火煮熟了自己的肉，而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终未酿成社会大潮。乾嘉禁教之后，其间虽有乾嘉汉学之一搏，但终因晚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已成定局，这星星之火未成燎原之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始终还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打圈圈，会通之路没有打通。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中世纪的城堡最终关闭了一切进步的因素。一个庞大的帝国终于彻底衰败了。
　　这期间当然也有些偶然的因素，例如“礼仪之争”就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是中西方关系的转折点。就西方来说此事已暴露出基督教文化的排他性，缺少宽容的一面。当代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说教皇在许多错误决定中，不允许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是一个最大的错误。四百年后西方才真正看到了利玛窦的智慧与价值。就中国来说，她错过了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最后一个机会，思想界终未出现一个像伏尔泰那样敢于挖自己肉的英雄，悠久的文化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当“西学东源说”登场时，中国思想界已失去了它的生命力，当思想僵死时，这个民族也就面临着极大的危机。
　　三百年一个轮回。一八四八年以后中西关系彻底颠倒了，西洋人在中国的罗盘导引下将战舰驶入了我们的海岸，用我们先祖发明的火药制造出了威力十足的大炮，轰塌了虎门的海关。在南京，晚清的大员们在自己祖先发明的纸上签下了第一个卖国条约，从此，中国江河日下。
　　十九世纪是西方人的世纪，是西方人欺凌、强暴东方人的世纪。晚清的败局刺激了每一个中国人，从此，“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成为中国的两面旗帜。而要达到这二条只有学习西方。如梁启超所说“参西法以救中国”，当“尽取西人之所学而学之”。毛泽东后来也描述过当时的情境，“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在严酷的事实面前，东西方关系完全失衡了。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关头，人们似乎无别的路可走，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五四”。从此，在东西方关系上，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成为一个打不破的定式。
　　一八四○年以后，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失去了光彩，拖着长辫，衔着烟枪的中国人再不被西方人所喜爱。孔夫子在黑格尔笔下只不过是一个会讲伦理格言的俗老头，毫无精彩之处。近百年来西方的中国观是一个扭曲的中国观，他们忘记了“初恋”时对中国的钟情，昔日的“神”已变成了“鬼”。他们按照强权的西方话语编造了一个东方的故事。其实中国人既非“神”也非“鬼”。天同此道，人同此心，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有着自己的尊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梦想。大西洋、太平洋，潮水相连，世界万象，但殊途同归。四百年间不仅是东方学习西方的过程，也是西方学习东方的过程。美国学者拉克(Lach)在他的《亚洲创造欧洲》(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的巨著中已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东西双方在文化态度上应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
　　提出这一点丝毫不是认同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源说”和今天的“中国救世论”，而是应让西方人知道，不能仅应从西方文化看它自身，还应从世界文化来反观西方文化。因此，十五——十八世纪中西方的思想文化交流在今天仍具有极大的历史魅力。
　　西方所孕育出的商品文化是一种矛盾，它一方面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却在使人平白化，单一化。从卢梭以来的西方浪漫思潮几百年来一直在西方文化内部进行着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工作。正像中国文化早已不是神话一样，西方文化也不是神话，各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孔子在《论语》第十三篇《子路》曾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还是他老人家讲得好，“君子和而不同”，这句话恐怕是给四百年来风雨变换的中西文化关系指出的一条最好出路，是双方对待对方文化的一种最聪明、最有利的态度。也是我们对待西方文化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