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可是活着那就更好了

　　为挽救近代以来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启蒙思想家们十分注重动员底层民众参与国家公共政治事务，可悲的是，底层民众对此多旁观和沉默，致使“举国皆我敌”几为启蒙思想家们的普遍心态。其中，最激烈的是鲁迅先生，他甚至将这些酣睡的民众视为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不过，就这一意识的发端来看，最早可追溯到梁启超先生在一九○○年二月所撰写的《呵旁观者文》(《饮冰室全集·文集》第二册之五)。在这篇文字中，梁启超先生痛斥了他视之为“旁观”的国民性，指出这不是由于国人生性阴险狠毒，而在于太无血性，所以，每当历史紧要关头，需要其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他们却每每“如立于东岸，观西岸之火灾，而望其红光以为乐；如立于此船，观彼船之沉溺，而睹其凫浴以为欢”。
　　大厦将倾，国势濒危，旁观固然可悲，然就实际的历史来看，底层民众并非总在旁观和沉默，他们也有过不顾一切反侵略、反压迫的参与。以最近的例子来看，就在梁启超先生这篇文字的墨迹未干之时，义和团运动在直、鲁等地勃然兴起，“数月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三十日《军机处寄各省督抚等电旨》)。细细地算来，这批人正是那些昔日的旁观者们，红布蒙头、红兜肚、黄腿带，手执大刀长矛，高举起“扶清灭洋”的大旗，攻教堂、毁铁路、烧电杆、杀洋人，抗击入侵的八国联军，震动了整个中国和世界。可在两年前的百日维新时，正是他们的沉默和旁观，顽固守旧势力才成功地发动政变，制维新志士如孤雏。或许，当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时，他们就是那些“人山人海”的围观者(《京友三述国事要闻》，《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以往的历史多关注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阶级特征及历史教训等诸如此类反帝爱国的宏大主题，而对其中那些升斗小民的境遇及实际命运，多忽略不计。可在现实的历史中，哪有什么抽象的或集合名词不可数意义上的“人民群众”，有的只是有血有肉、且相互无法替代的具体个人。就如在目前已陆续出版的那些当时人、当事人的日记，我们已大致知道一些参与者的姓名，他们是志文、张三、刘子林、恩荣、小白、田海航、宋雨儿、王六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旁观或参与的历史(《王大点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98-124页)。
　　一九○○年的六月底，北京已是义和团的天下，那天，正值洋广杂货客栈被人哄抢，志文在乱中掠得几块劈柴木板。七月初，他被选为团勇，但作为门差而从未亲历战斗。恩荣、小白在神机营奉差，告假练拳，但同时还如数领取官家颁发的饷粮。宋雨儿在火神庙坛上，将随团赴通州攻打贾家疃教堂，可他那时已很悲观，认定此役难以取胜。田海航为保安寺团上首事，后辞了职。比较而言，张三的经历较为曲折。他在七月初加入义和团，领到腰牌一面，参加了攻打西什库教堂，但没有多长时间，就自动脱离了义和团。联军入城后，他也乘乱干些顺手牵羊的勾当。十二月初，有人举报他参加过义和团，害得他花了十几两银子，贿赂巡丁，方保过关。当然，心里也就更加不平。十二月十日，进城闲逛遇到三个美国兵强迫他购买挂表，被愤愤拒绝。两天后，他在拐角小茶馆喝茶，向周围的人传播了他听说的、但也可能是他自己制造的一条新闻，说最初击毙德国使臣的华人已坦然自首。令他最解气的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侠风义骨，竟使这位华人被处决时，“各国洋人均至法场喊好夸赞”(《王大点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3页)。
　　不同于那些参加义和团，但却总在茶馆喝茶、闲聊和瞧热闹的兵丁、差役或城市平民们——即上面列举的志文、张三等人，义和团的骨干是“乡间业农粗笨之人”，他们承担了主要的作战任务，因而更需考察这一批参与者们的所思所想。作为一个阶级，农民的纷纷参与，表明大背景下的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并集中体现在各地乡村频繁发生的民教冲突之中。例如，一八九九年夏天，直隶宁津县乡民刘芳文将教民的一匹小驴砍死，原本可以赔驴了事，但地方官迫于洋人的压力，强令其执孝子礼为驴出殡，牌位上写着“显考大驴之神位”(《义和团史料》，第971页)。这样一来，该地区的矛盾和危机，总有一天就会像井喷一样爆发出来，正如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恽毓鼎所言：“数十年来，教民恃外人之势，欺压平民，地方官恐开罪外人，左袒教民，无复曲直，民心积愤，激成此变”(《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48页)。所以，从具体个人的角度来看，积不能平，郁久必发，一有机会当然要出这口怨愤。
　　再从一个更大的范围来看，即使百分之百的农民，也非每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这种朴素的阶级觉悟。有些人参加进来，就是为了习拳练武。如十五岁的曹也安是在黄姑庄看戏，见外国神父不能将义和拳拳师插在水中的一把刀拔出来，从而相信拳师有本事而成为一名义和团员的。还有的则是群相趋附，追随大众。再如家里有些土地的牛春元，则由于义和拳在他家又吃又住，因而也随众成为义和团一分子(《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路遥、程啸：《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第403页)。此外，更多的人则出于这样的动机——“打洋人，发洋财”，借此以谋衣食。在河北城安县，乡民自发组织了义和团，就是相信“二洋人皆富而无礼，仗洋人势力欺压平民，民恨之入骨，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资产，报仇泄愤，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义和团史料》下册，第959页)。
　　尤其是，至一九○○年六月初，清廷批示各地编设团练，对义和团改剿为抚，再经直督裕禄给义和团大师兄张福成、曹福田黄轿鼓吹。自蒙恩奖，下面纷传张、曹皆赏穿黄马褂，赏戴双眼翎，接着，各团皆旗书“奉旨”二字，在各村镇按户抽丁敛钱，这又成为一些人干求官长、改变身份的招安捷径。于是，人人洋洋得意，夸富争荣，就更难用单一性质对之进行评述和概括。我们知道，这里不应忽视和抹杀的，是普通参与者们的牺牲精神，如在廊坊附近抗击英国将军西摩尔统率的联军，在天津围攻租界，在北京攻打租界、东交民巷和西什库天主教堂；但同样也不应回避的，还有近似癫狂的宣泄。如不加区分地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排斥，致使人们把洋火、洋油、洋布等掩藏起来，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也”(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一)，第305页)。而且，大批无辜平民受到伤害。一九○○年六月十六日，义和团民众放火烧毁北京最繁华之地的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大药房，最初，他们以为自己法力无边，不会烧及周边民房，火起之后，不准民众救火，然烈焰飞腾，金龙飞顷，无法控制，致使周围数千家无辜平民的房屋统烧毁，“被烧者如醉如痴，未烧者心惊胆战”(仲芳氏：《庚子记事》，第14页)。
　　值得深思的是，在这反对压迫和侵略的正义事业中，何以夹杂着如此严重的非正义？那些素日里良善朴诚的底层民众，何以此时成为如此粗鲁、莽撞的破坏者？固然，这可归结为封建蒙昧主义的从中作祟，而且，早在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中，有学者强调了其带有的历史惰性力量与中国近代化的严重不谐，并以马克思就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相关论述中，指出这是长期以来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必然产生的反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当然，这又是一种两分法的思维方式，虽有其合理之处，但有时失之于笼统，弱化了思想反思的力度。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公共政治事务，底层民众从来都是说了不算；而现实狭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使他们无法关心国家公共政治事务。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蒙昧主义也模塑了中国启蒙思想家所痛心疾首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消极生活方式。从结构上来看，义和团的组织在农村地区以村社、在城市以街巷为单位，乡民自愿组合，想来就来，想去就去，互不统属，各自为政。于是，当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因天时亢旱、不得不离家出走的乡民就会仰天太息，说：“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哪有功夫来京做此勾当？”(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义和团史料》，第679页)当大雨真得下来之时，攻打教堂的团民们则自相散去，途中高兴地说：“天雨矣，可以回家种地矣。”
　　这样一来，义和团活动的地区，实际上就陷入到一个无序和失控的状态下。典型的例子是直隶卢龙县的一桩血案。一天，一群义和团民自说自话地将某教民全家系至神坛进行审判，这不过仿戏剧武生科白口吻，简单询问一下奉教若干年及其他琐事，接着宣布：杀无赦。随即由众人拥至村外沙河滩上，乱刃交下。可这些乡民并不知杀人为何事，所恃刀械类又都锈钝不堪用，这一教民全家人竟被乱砍而惨死(《义和团史料》下册，第989页)。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必过分渲染这些失去控制后的所做所为，不管怎样，最终承担苦痛和灾难的，还是这些普通参与者和所有的底层民众。据说，为决定对是否用义和团民众抗击洋人、积弱的清帝国是否对列强宣战，清廷曾开过多次御前会议。会上，以光绪帝为首的一派认为，忠义之气，虚而不实，况未经训练，一旦临阵，枪林弹雨之中，徒手前敌，其能恃久乎？是以不教民战，直是弃之。可载漪等人一意用兵，对有异言者，即以汉奸伤之。在六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慈禧决定对列强宣战，气宇更是轩昂，称：“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可没过多久，她却派人给被义和团围攻的使团送瓜、果、米、面，并禁止使用火炮支援义和团的战斗；也就在此时，使馆门前被洋人击倒的义和团员们，尸骸狼藉。此后，联军攻入北京，慈禧虽狼狈出走，但也是乘舆播迁，巡幸西安，留下的还是普通参与者和底层民众惨遭抢劫和屠戮。由是，当我们再回到近代启蒙思想家们讨论过的旁观和参与的话题上，似可认为，在麻木卑怯状态下的旁观，固然可悲；但在失控条件下的宣泄及至施虐，则更为尴尬和苦痛。毕竟，对平日在现实生活中苦苦挣扎的底层民众来说，除生命之外，还有什么？在这个意义上，海涅在《两个波兰人》中的那行诗句倒反更发人深省——“为祖国牺牲是挺好的，可是活着那就更妙了。”
　　(《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教研室编，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1.20元；《义和团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版，4.50元；《庚子记事》，中华书局一九七八年版，0.9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