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就地打滚的良知

　　颜山农是最让明代士大夫笑掉大牙的读书人，他的毫无体统，一点儿也不逊色于李贽。
　　颜氏是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就学于王艮，厮混于下层，以近乎无赖的精神与行动对抗、嘲弄登峰造极的理学家们。颜钧的放荡，远比嵇康的驴叫来得率直，他的最大创造是就地打滚。在大庭广众的讲会上，颜氏以自己的行动来解说“率性而为，纯任自然”，只见他从破蒲团上委身而下，左右翻滚、尘土飞扬，于弟子、听众的目瞪口呆之中爬将起来，土猴子似地笑曰：“看看我的良知，如何？”还哪里有一点礼仪之邦的读书人气象。无怪乎有明一代甚至其后的圣贤斯文们要牙根痒痒地痛加耻笑了。
　　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最怕的是这种就地打滚的无气象，对明代的读书人来讲，对此发出耻笑声就足以洁身自好，而本世纪初的晚清斯文们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他们面对的不仅是书生打滚，而是官人打滚、皇帝打滚。
　　颜钧不惜打滚，弄得土头灰脸，最后还滚进了监狱，所倡导的也不过就是“君仁臣义民安堵”而已。而晚清斯文却是被来自地球另一边的“宪政”给压得喘不过气来。
　　让高高在上耻笑颜钧的他们来接受宪政，无疑于自己在臭泥塘中打滚，简直就是天大的毁灭。康、梁诸君子的“百日维新”与谭嗣同辈“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壮，将“乐于做官”，知道做官“有权利之无穷”的龙族士大夫们逼到了打滚的坛场前。大清王朝的龙恩德治下，革命党人也在蠢蠢欲动。我们不能不说，历史太苛刻了，几乎就是刻毒，几千年来积累的价值观与衣冠礼乐，一下子要由铜鼎变为即将敲碎的破瓦片。难怪士大夫们要痛哭流涕地号呼：
　　下堂而见诸侯，解职而为市民，始合万国通例乎？
　　美之加弗林肯，法之路易十六，卒以总统之尊，授首于平民，为天下笑。
　　这真是皇帝打滚啊！天丧余！天丧余！
　　谁让地球是圆的呢，自视位居天地之中的中华帝国，也不过是其上的一块而已。在十九世纪的阳光下，历史终于将地球完完整整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一种倒过来的眩晕感霎时弥漫于儒教构架的空间。这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而几乎就是对思维的重构，反应在对地理知识的辨别上，“或云葱岭可通大西洋”，就是当时合情合理的迷糊，就像今日的迷糊于电脑病毒与疾病病毒一样。
　　如果仅仅是眩晕中的迷糊，景象还不至于太可怕。辉煌的盛唐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眩晕感中创建的。历史上的中国，确切说是中国的制度与文明，除去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外，从来都是高高在上，虽然也会有偶尔的眩晕，但没有打过滚的。可是这一次不同，皇帝和官人要打滚，制度与文明也要打滚，斯文们更得狠劲儿地滚。
　　这是一次毫无幽默感的打滚，谁也笑不起来。会开花的炮弹、洋鬼子的军靴和统治地位的岌岌可危，不但使士大夫们感到了打滚的必要，就连老佛爷慈禧太后也不得不做出准备打滚的样子。公元一九○五年年底，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被派往欧美诸国，考察政治。拖辫子的长袍马褂们风尘仆仆地之乎者也于欧美英日，回国后密陈慈禧，以为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等诸多好处。对那拉氏和她的大臣们来讲，行动本身并不重要，他们只要这些好处。于是，持续了整整六年的“预备立宪”闹剧在一九○六年九月拉开了序幕。这是一场没有良知的假打滚，并不愚笨的晚清统治集团的成员们明白施行宪政制度意味着什么。制度首先是一个利益体系，制度的创新，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运转体制的变化，更重要的是社会利益的变动甚至重新分配格局的建立。
　　而分配格局的变化，往往会引起现有制度的最大得益者的地位变动。在由“尊尊亲亲”为组织原则、以“学而优则仕”为最高价值取向的封建政治体制下，官吏们恰恰就是依附该制度而取得最大利益的一个独特群体。
　　所以，大多数的晚清官僚是不愿意制度创新的，他们的既得利益与专制特权驱使他们寻找一种恰当的不立宪的理由。我们不认为这些理由是无意义的或愚昧落后的。恰恰相反，反对立宪的官僚所陈述的理由或改造立宪的方法，直到今天尚极富前卫性，简直就具有“中国经典”的深远意义。
　　内阁中书王宝田上书认为：“至我国疆理，肇自上古，固非欧洲诸国所可并论也，盖欧洲诸国出于商，商者以利为本，故其政主于丰财和众。中国出于士，士者以礼为本，故其政主于尊尊亲亲。尊亲之道一成而不易，而众与财之治，则必屡迁之以求其宜，而终不可以久。……而今中国乃复从而慕效之，执不信之民，而强之以素所不习之事，无有不骇怪乖剌以至激而相持者也。”
　　以“商利”与“士礼”来概括欧美宪政制度与中国封建制度的两种不同制度精神，虽不能说是十分准确，但至少表明王宝田明白这是两种具有深层次文化矛盾的不同制度。他也确实理解了宪政制度的精义与关键所在——“众与财之治，则必屡迁之以求其宜”。这正是封建专制制度所不能接受的地方，他们所考虑的是以封建特权为本的“尊亲之道”的“久”，而不是以民权为本的“丰财活众”的“宜”。更有意思的是，宪政“古已有之”和“国已有之”的论证，在彼时亦极为风行。御史刘汝骥上折子曰：“夫我国固立宪之祖国也，……二典、三谟之纪载，夏书、商书、周礼六官之典要，世阅数十纪，文成数万言，其授受心法大旨，不外乎民为邦本、君为司牧二语。孔子虽不得位，而《春秋》一书，尤为宪法精义。”
　　“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试进而考诸中古，贤能有书，奇袤有罪，则人民有选举权也可知。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则人民有议政权也可知。稷、契、皋、益终身不迁一官，不易一职，则行政、司法权不相假借也可知。又进而考诸欧美治安之策，莫要于警察，则我国匡人、掸人之职也。理财之法莫要于决算、预算，则我国九赋、九式之遗也。”
　　读到这类史料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很合适的词——“哑然失X”，笑不得、哭不成。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黑色幽默。我们不能不问，是谁给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官员们这般精巧的思维？一九○六年的大清王朝，已经被烤在了国内革命的火炉上，灰飞烟灭近在眼前，而它的大臣们，竟然还在一本正经地玩弄这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为什么？
　　今天的我们甚至为当日晚清政府的愚蠢而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为什么不在现实的最大程度上去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譬如顺从“百日维新”，或者施行真正的立宪而不是愚蠢地拖延时日。它为什么总是在后一个阶段慌慌张张地做前一个阶段该做的事情，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
　　也许，除了集团利益的驱动外，中国封建制度精神的自信或者说是顽固，正是清王朝在世纪末手忙脚乱与彻底崩溃的最好解说。
　　对晚清统治者阶层来讲，他们对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没有任何的心理或思想上的准备。传统的“正统论”和“夷夏之分”的政治制度思想，使他们天然地具有排斥外来文明的本能，这不是他们的愚昧，而是在东西方文明对比中所显现出来的制度精神的差异所造成的一种蒙昧状态。
　　在传统的中国政治体系和思想体系中，任何一种变动或发展都总是在谋求前人的“遗义”或“精神”的前提下进行。儒家经典注释中的探询孔子的“微言大义”，历代制度沿革变迁上所必参考的“周公遗法”和“《周官》古制”，无一不是对制度精神的孜孜追求。自周代所确立的以严密的家族制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以及在该历史阶段所形成的儒家伦理精神，对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机制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运转，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精神保障。
　　制度精神，是一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所赖以维护其合理性、保证其连续性的理论内核，它使律令的或构架式的制度成为一种有机体，是制度的灵魂所在。无论一种制度的构架或律令如何变化，都必须在制度精神的主题下进行。这样，一种制度才成为该制度本身。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制度沿革史上，历代增设的官僚机构都被认为是对古代政治制度在精神上的沿袭，而官员们则从表彰的书写到法律书判的成文，也无一不引用《春秋》、《公羊传》、《周礼》、《易》等古代典籍。即使在颁定了比较完备的封建刑律的唐代，官员处理案件也多以典籍事例或义理进行推断，甚至对刑律加以修正。先祖圣贤们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时空积淀中施于这一制度的自信，足以使晚清士大夫们去誓死不渝地维护它了。
　　当面对一种全新的制度或需要制度创新的历史时机时，这种盲目的自信就会以其固有的巨大惯性，对新制度进行拒斥或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制度精神体系。
　　晚清政府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痛苦而尴尬的局面，它试图用自己的制度精神吞没外来的宪政民主制度，这不是清政府的过错，而是历史发展所营造的制度精神必然的尴尬。清政府的错误在于，当传统的政治制度精神无法对宪政制度进行吞没消化的情况下，它却顽固地坚持其制度而失去了制度创新的时机。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在政治文化学意义上的解说。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可能正是晚清统治集团的生存状态。御史俾寿在提及他的同仁时说：
　　“中国人民乐于做官，憎于行商，以做官有权利之无穷，行商多剥夺之顾忌也。
　　“中国商无利则已，有则必归官办，固有力者不敢轻动其资财，无力者不敢妄用其智慧，黠者因人成事，倚为护符，皆不肯自立一业，自成一枝，于是聚千百万冗员，咸以官为谋食之薮，以其身荣而利厚也。
　　“不谙治略，威福自居，势力相尚，欲取压力而以抑制行其私，欲托公道而以情面隳其志，坐食俸薪，优游燕乐，追逐利途，毫不知耻，得之则喜，失之则谤，大员束手无策，小臣阿附取容，仅以成效昭著一语，美其观听，不知将谁欺乎？
　　“惟知迎合敷衍，外似讲求，内实粉饰。”
　　在由十九世纪跨入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良知的、以专制特权攫取最大利益的官僚集团，企图以他们的《春秋》“宪法精义”来糊弄中国人民。没落者的愚蠢远远要比愚蠢者的没落更为可怕。对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官员们来讲，既得利益的体积远远大于清醒的理智，他们宁愿捞一根虚幻的稻草修补自己的沉船，也不愿离座登上另一条新船。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道沉入历史之海。
　　历史留给了我们足够的假设空间，如果慈禧太后和她的官员们有最起码的一点儿社会良知，或者民族良知；如果他们有颜钧一样的敢于打滚的精神，也许，传统的封建制度精神的枷锁与一己之私的羁绊，将会变得毫无意义。
　　遗憾的是，历史长河中，仍然只有颜山农在尘土飞扬地就地打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