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香格里拉与西方人对东方的浪漫情结

　　随着滇西北旅游业的繁荣，香格里拉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香格里是纳西语，拉是词的后缀，中甸一带康藏民称它香巴拉。这一词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域的人心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读书》一九九九年刊载的边玲玲的《让香格里拉发现自己》一文代表了一种理解范式。出生于奥地利的美国学者洛克旅居丽江二十余年，他从香格里拉概念所蕴藏着的西方人对东方中国云南的边陲地带的迷思与憧憬来看西方对东方赤裸裸的物质资源与文化财富的掠夺。
　　约瑟夫·洛克，一八八四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九○五年赴美求学，精通数门语言，曾任教于夏威夷学院。一九二○年，他受美国农业部的委托，以植物学教授的身份，到东南亚采集植物标本，他的足迹遍及中国西北、西南部。当他踏上丽江的土地，随即陶醉在灵山秀水与纯朴的民风、古典的文化之中。那代表着纳西族民居风格的大研古城，纳西族先民只用泉水、泥土、石头、树木就雕筑了它的风华，在这里看不见一辆自行车和汽车，只有小桥流水人家，古城内街巷密如蛛网，四通八达，主道两侧有数十条小巷相互网织，古趣盎然、淳厚朴实。那些低矮、陈旧、腐朽的灰色瓦片所覆盖的此起彼伏的民居街巷、院落散发着浓浓的人情味，书写着民众最素朴简单、活泼动人的日常生活。古城自古以来既是滇川康藏地带的交通要道，又是滇西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手工艺品产地。纳西语称古城为“工本”，即是“仓库云集的地方”之意，一语道尽其社会经济之功能。城街铺面林立，一般采用前店后宅或是下店上宅，店面皆为活动门板，店内商品繁多，纳西民族旅游用品更是琳琅满目。古城的交易中心——四方街汇聚着四面八方的商客与物品，是中国集市贸易的缩影。洛克没有想到在这个他曾为之留连忘返的边陲古城，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能以其独特的民族性、城市布局特点和历史的真实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因他产生的小说《消逝的地平线》和由此改编的电影一度引起西方人去寻找东方中国的香格里拉。他也不知道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他选择定居的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会成为世界游客的参观景点，他更未想到他历经八年光阴学会的象形文字已是国际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
　　洛克经数十年辛勤耕耘，他在纳西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在美国、瑞士、德国、意大利等国先后出版、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纳西学论著，被誉为西方“纳西学研究之父”，西方藏学权威、东方学家、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所长杜齐教授对洛克的研究称赏不已，并认为纳西学在宗教学、民族学研究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洛克的研究是开拓性和奠基性的，他为西方的纳西学研究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在纳西族地区居留期间广泛收集资料，翻译了很多东巴经，并对东巴经的文字、词语进行详细考释，在译文中附有大量注解，加之，他懂梵文，通晓藏族文化，对东巴教的不少观念、教义中的文化互渗现象阐释得较为客观、全面。洛克的论著中还有多种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宗教活动的调查报告，积累了珍贵的民族学资料。一九六二年一月，洛克应邀赴前联邦德国讲学和编撰东巴经目录及经书内容提要，梵文学者雅纳特博士协助洛克从事编撰工作，至一九六二年十月，编订和描述了五百二十七本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东巴经，编撰成《德国东方手稿目录》第七套第一部《纳西手写本目录》一、二卷。
　　丽江玉湖村给了洛克生活与创作的灵泉，他在东方边陲地带找到了心灵中渴慕已久的那份自由与宁静，他发现了“绿色的草地”、精神的家园——香格里拉，十三岁就自修汉语的本领又使他在东方中国游刃有余。莱夫在其《对文明的逃避和文学梦想》一文中指出：“异国题材作家制造出一些图像，它们作为作家内心的投影被用来补偿他所处的令人感到陌生的自我和现实环境”，这种认识在洛克的身上可以得到印证，当时的知识者都渴望能在非西方世界找到一种与自然、与个人内心相和谐的新的生活境地。西方人想找寻一种与自己社会不同的异域，十五世纪西方哲学家就对欧洲表示了不满，到十九、二十世纪，西方人深感欧洲正面临深刻的危机，克服危机的途径就是到东方进行文明化的活动。“一战”之后，怀疑、厌倦欧洲文化的心态更强烈，几乎所有的知识者都开始失望，其中最悲观者莫如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他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西方文明即将走入末路，逃离困境的办法，就是把视线转向东方，只有那里才有西方人寻求的本真。于是，亚洲便成为西方人灵魂能完全得到满足的地方，同时，西方政治、军事的殖民扩张也瞄准了亚洲。洛克自我沉醉在香格里拉的温馨之中，他从西方到东方的人生行迹，正是西方知识者追求理想的一个写照，他的个案也是知识、权利、政治利益三者之间关系密切的说明。
　　西方学者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注意到了云南边陲的纳西东巴文化。一八六七年，法国传教士德斯古丁斯从云南把一本东巴经麽写本《高勒趣赎魂》寄回巴黎。数年后，吉尔上尉和梅司内在丽江旅居时得到了三本真正的《东巴经》，并邮回英国，其中一本寄到大英博物馆，被标以“中国缅甸之间山地祈祷者的象形文稿”的题目。此后，不断有西方探险家、旅行家、传教士从云南带回《东巴经》。这些《东巴经》被视为人类启蒙时期原始图画文字的珍本，在欧洲高价出售。一九二二年，英国爱丁堡植物学家福雷斯特向英国曼彻斯特约翰·赖兰图书馆卖出一百三十五本《东巴经》。二十至三十年代，英、美等国加速收集《东巴经》，并着手翻译经书，此时的洛克利用自身旅居丽江的优势，大规模收购《东巴经》，一时间《东巴经》价位上涨，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旅居丽江期间，洛克在美国农业部、美国地理学会、哈佛大学等单位的资助下，购买了数以千计的《东巴经》，经由洛克本人赠送或是出售给各国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及个人收藏者。英国学者杰克逊在一九七九年荷兰海牙出版的《纳西宗教》一书中，专门列表说明洛克自二十年代始，欧美收集的《东巴经》的册数，其数目之大，令人叹为观止。
　　从英、法学者到洛克收集、出售《东巴经》，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西方对东方文化掠夺的个例。洛克不仅是一个精通《东巴经》的“东方学”大师，还是一个积极向西方世界提供东方文化资源，把东方从迷惑、怪异、野蛮中挽救回来的英雄(杜齐多次称他为“伟大的学者”)。他的研究向西方人重构了纳西语言、习俗，甚至精神，即如萨义德《东方学》一书所揭示的：“东方”意味着与“西方”的宗教、哲学、民俗完全不同的文化实体，东方学不只是文化、学术、制度对政治课题的反映，不只是一系列分散的有关东方的文本，也不只是西方帝国主义压制东方世界的阴谋。它是对世界的二元对立的基本地理划分(东、西两半的分立)和一系列利益的解说。现代式的东方学自十八世纪以来对东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功不可没。对西方文化的失望，丝毫不会改变西方人的优越感，一方面他们通过原始社会的描绘，展示欧洲文化已进化到高级阶段，东方国家还是原始状态，那里的“高尚的野蛮人”纯洁而朴实；另一方面，西方人希望到中国，因为知识即权力，要征服东方，让他们和西方一样文明，就必须了解东方，否则无法实现征服与剥削的目的。
　　《东巴经》“走出”国门的经历反映着一个事实，即是东方学自身发展的一种历时性表述，十八世纪东方学的效用与权威的领域集中于埃及、中东的伊斯兰世界，自十九世纪至“二战”及其后，英、法、美、德等国，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的殖民地，东方学领地已扩大到远东，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寻找、利用各种物质、文化资源，占领市场。德国汉学家顾彬在其《关于“异”的研究》一书中说：“虽然欧洲人的扩张野心越来越破坏欧洲外的异域文化，这些异域文化仍旧吸引着诸多欧洲知识分子。欧洲人从发现异域起便在物质上剥削欧洲外的国家，而欧洲知识分子为了解决他们灵魂里的问题，又对欧洲外的国家进行文化上的剥削，这实在是一种双重的剥削。”“二战”以后，美国替代了欧洲国家在东方的霸主地位，而他和欧洲国家的政治意识并无不同，文化的征服甚为明确，香格里拉与西方人对东方的浪漫情思所渗透的文化霸权与政治策略不言而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