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多侧重于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方面揭示其发展过程和形态特征。如果仅止于此，恐怕就很难解释清楚其在战后多次表现出来的死灰复燃的冲动。我把军国主义与儒学联系起来，就是试图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分析不仅对日本传统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且在近代日本依然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的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一方面想把寻军国主义的思想脉络和文化基础，同时为更加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儒学思想在近现代的发展提供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背景。
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它、回避它甚至掩盖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由于日本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背景，日本军国主义除了与国际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排斥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反对议会政治、歌颂战争、鼓吹扩张、宣扬国粹主义和民族神话之外，又显得与众不同，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第一，国家主义是其思想基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是国体烟幕下日本人自我意识的大爆炸与大幻灭。从显在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结构来看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开始兴起的。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分析，可以说从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思想已经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而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则可以追溯到幕末维新时期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
面对西洋列强的威胁和侵略，保家卫国、富国强兵、民族大义等思想的兴起本来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日本国家主义思想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包含有“超(ultra)”或“极端(extreme)”的因素。所谓“超”或“极端”的国家主义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侵略邻国来弥补本国对西洋列强屈服所造成的损失。日本阳明学家吉田松阴早在一八五五年就明确提出，“俄美合亲条约一订，我方绝不可破坏之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趁此时培养国力，分割易于攻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中损失，复以鲜、满土地补偿之”。这一思想由他的学生即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领导者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所继承和发展，并逐步变成现实。从“以强力的逻辑对待亚洲，以道义的原则对待欧美”的政策成为亚洲的盟主，到通过“国体明征”运动和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我们很难从思想上划清军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明确界线。国家主义作为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它们之间的确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
第二，缺乏逻辑的一致性，是各种思想杂交的怪胎。从一九○○年治安警察法的公布到一九二八年治安维持法对自由思想压制的变本加厉，在日本“思想警察”已深入到社会各个角落，以致“转向”(自愿的也罢、不自愿的也罢)一词成为三十年代思想界的流行语。同时“言论报国”、“思想报国”的呼声也喧嚣尘上。思想的投机化和功利化倾向以及信仰的随意性和无节操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所谓“转向”是指从原本各自的思想立场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农本主义等等纷纷转移到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战线上，但很少有人直接以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者自我标榜。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从整体看就缺乏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它本身就是上述各种思想杂交而形成的一种精神怪胎。
第三，是对日本传统思想资源的畸形利用和发展。日本传统的思想资源主要包括国学、神道、本土化的佛学和儒学。虽然神道与佛教、国学与儒学的关系在历史上一直错综复杂，恩怨难断。但是到近代随着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兴起，它们都不计前嫌，一同趋之若鹜，以至于最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国学神道精神是“日本精神论”的核心支柱。佛教和儒学则是辅翼“皇运”的得力助手。而“日本精神论”、“天皇制绝对主义”都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在思想上的重要表现形式。国学神道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如前所述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佛教与军国主义的关系也偶有论及，日本近代思想史上儒学与军国主义的历史联系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先来看看儒学与明治政府理念的军国主义化。
有人把民族主义意识作为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的思想推动力和现实改革的动机。有人认为明治维新的原动力是儒教。儒学思想中的华夷之辩、族类自固、大义名分等因素本身就含有民族主义的倾向，在幕末西洋来迫、民族危机突显之际，儒学中的这些因素自然被激发弘扬。如前所述，日本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便带有极端的性质。明治维新之后欧化思想风靡一时，为了抵制自由民权思想的深化，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变质，明治政府的指导思想逐渐步入了军国主义之途。一八八二年一月天皇颁发的《军人敕谕》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军人敕谕》的颁布标志着以儒学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武士道精神的新发展，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广泛而坚实的思想基础。民俗学家柳田国男曾指出：“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军人敕谕》的确具有象征的意义。敕谕的发起人山县有朋和起草者西周都具有深厚的儒学素养，陆军的缔造者山县有朋曾就学于松下村塾，深受吉田松阴思想的感染。西周被誉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作为启蒙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活跃一时，但其思想的根基是植于儒学的沃土中。《军人敕谕》开宗明义，“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率”，此乃日本的“国体”。在强调天皇对军队的绝对统率权，宣布“朕是尔等军人的大元帅”的同时，也指出天皇与军人一心相连，荣(誉)辱(忧)与共，“朕赖尔等为股肱，尔等仰朕为头首，其亲特深”。之后对军人精神提出五条标准，即“忠节”(军人以尽忠报国为本分，义重于山岳，死轻于鸿毛)、“礼仪”(“须知下级奉上级之命，实为直接奉朕命之义。”《军人训诫》中规定：“为部下者，其长官所命，纵有不合情理之处，亦不可有失恭敬奉戴之节。”)、“武勇”、“信义”、“质朴”。在结尾处将这五条标准归为一点，即是“诚心”，“心诚则无不成”。并推而广之，提而升之，说这五条标准是“天地之公道、人伦之常经”，这样，“军人精神”便具有了“普遍的”、“永恒的”意义。
与《军人敕谕》相比，《教育敕语》具有更浓的儒学色彩。在《军人敕谕》和《教育敕语》颁发之前，天皇侍讲元田永孚起草的《教学大旨》(一八七九年)是在教育界最有影响的具有全民性质的重要文献。它指出“教育之要，在于明仁义忠孝”，“徒以洋风是竞，恐将招至不明君臣父子之大义亦不可测”，“是故自今以往，应基于祖宗训典，专一于阐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使人人崇尚诚实品行”。而一八九○年十月三十日，天皇颁布的《教育敕语》则进一步将儒学精神融入“国体精华”之中。《教育敕语》在推进全民武士化(“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进程的同时，使天皇的绝对权威无论是在军事、政治，还是在道德、宗教方面都更加坚实、牢不可破。
其次，御用儒学团体活动频繁。一八七九年夏，《教学大旨》以明治天皇的圣者的名义颁布之后，儒学的命运开始有了转机。在右大臣岩仓具视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的筹备，日本近代史上第一个规模最大的儒学团体“斯文学会”于一八八○年六月六日在东京神田锦町学习院和华族会馆举行了成立仪式。斯文学会虽然蒙天皇的嘉许和支持，而且其核心人物都是左右大臣等政治巨头，学会也表示要“戮众力、奏效绩以报天恩、副圣意”。但其影响基本上还是局限在比较纯粹的学术领域。这与其硕学鸿儒的学者阵营绝大部分都是传统的汉学家不无关系吧。这恐怕也是其会势愈益不振终至于不得不解散的重要原因。
一九一八年九月，斯文学会解散，在其原有的基础上与研经会、东亚学术研究会、汉文学会合并，成立了新的“斯文会”。斯文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崭新的面貌”积极回应时代的潮流并跻身于潮头成为军国主义的鹰犬。其“会则”的第一条就规定：“本会的目的是以儒道为主阐明东亚学术、翼赞明治天皇教育敕语之趣旨、发扬我国体之精华。”而且“兼及宣扬兴亚理念以扶翼八纮一宇之皇谟”。在现代日本诸教化团体中，以儒道精神为主而设立的，无论从其历史的长久、会员中名流云集之数量、事业设施之可观、社会影响之广泛，斯文会均属第一，无可争辩。特别是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孔子祭典会，都要震动朝野，声势浩大。其中最能集中体现它作为军国主义鹰犬的重要业绩是一九三二年它出版的《斯文》第十四编第五号“满洲国建国特辑”和一九三五年四月东京汤岛圣堂复兴竣工之际举行的国际性的“儒道大会”。关于“满洲国”建国，后来斯文会编辑部长高田真治在《大东亚战争与斯文》一文中有很“精辟”的概括。他说，这是“东洋本来的政治的还原”，是“王道的复兴”，是“日本对前清末路的恤怜”。而“培育标榜王道立国的满洲国，是日本必然的责任”，因为这种“兴灭国、继绝世”的“圣代烈绩”，不仅可以告慰“明治天皇的遗志”，也是“王道归一于皇道而不相离”的一种象征。中国儒学中的“王霸之辩”在这里完全颠倒了黑白。而儒道大会的目的也为当时的首相斋藤实(第二年就在“二·二六”事件中被暗杀，成了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大会祝词中一语道破：“国际亲善之道有种种方法，如用普通的政治或经济上的方法，效果会比较直接而显著。从文化上力图疏通意见，效果虽然可能间接一些，但其能达成的伟大的亲和力将会出人意外。”儒学成了军国主义推行“国际亲善”的一种文化策略。
与斯文会相类似的团体值得一提的还有大东文化协会。它是在一九二三年春帝国议会贵族院和众议院通过“关于希望奖励本邦文化事业的决议”之后，于二月十一日由两院议员、东西学者、实业家代表立即成立的，到九月二十日正式成为财团法人，同时经营大东文化学院。大东文化学院于一九二四年开学，它是一所尊奉皇道、以教授汉文儒学为主的专门学校，其目的就是专门研究使皇学及醇化皇道的儒学，以培养人材来匡济世道人心。首任院长平沼骥一郎在学院开学的同一年组织了国家主义的“国本社”，战后被定为A级战犯。其引人注目的活动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当时大东文化学院院长、贵族院议员加藤政之助发起成立“日本儒教宣扬会”。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斋藤实、内务大臣山本达雄、文部大臣鸠山一郎、宫内大臣汤浅仓平、贵族院议长近卫文麿、众议院议长秋田清等都发表了祝词。儒教在这里纯粹成为“醇化”、“扶翼”皇道及国体的工具。
日本近代儒学之所以沦为军国主义的鹰犬，固然与军国主义对思想领域势力强劲的渗透、管制和占领有关，我们也不能否认儒学自身与军国主义之间的某些理论关联。其理论联系的机制与特点是什么呢？
实际上，近代日本儒学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创造性进展，相反正如早就有人指出那样，明治维新之后“儒者本身也多陷于因袭以至于被视为陈腐的标本”。甚至到半个世纪之后人们回顾历史时也不禁感叹：“在近代日本，尽管儒教的传统也非常顽强地保存下来，但是最令人遗憾的是未曾听说过有谁力图根据儒教来体系化地创造自己的哲学。有的只不过是那些墨守祖述孔孟、朱子学或阳明学的宣教师罢了。”(岛田虔次《关于新儒家哲学——熊十力的哲学》)或许正是因为其理论的肤浅而促进了其功能的泛化。而日本军国主义如前所述也同样是各种思想因素杂陈，缺乏严格的理论体系，而且其运动形态具有明显的“空想性、观念性和非计划性”。这就使得它们各自的思想触须能够在最大范围内发生接触并形成某种关联。因而这种关联的机制也必然具有很大程度的随意性、投机性和脆弱性。
斯文会会员、日本儒教宣扬会的积极参与者近藤正治讲述过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他说，我在一所学校讲读《论语》，讲完“公冶长篇”之后问学生：“读过《论语》之后，你们认为孔子对发起'五一五'事件的人会不会喜欢？”除了少数人之外都回答：“不会喜欢吧！”为此他在感到失望之余同时觉得自己没有讲读《论语》的资格，心里非常别扭。在日本儒教宣扬会成立之际，他想一吐心中之不快。原来公冶长篇有这样一句：“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他解释说：“狂乃志大有进取气象，简即行事简略疏略之意。'五一五'事件的人们不正是狂简又是什么呢？所谓狂简，我认为是指有文讲理、光彩斐然、有可观成就的人们。对这样的人孔子大为喜欢的吧。”他接着说：“孔子起初周游四方想行道于天下，至晚年而终知其不为用，乃欲对乡党门人之狂简加以培养。狂简虽次于中道但亦为孔子所好，由于中道不可得，狂简便可以说是孔子最喜欢的了。即使对'五一五'事件人们的直接行动不予赞成，我相信孔子要在的话，将会裁正此狂简者使之合于中道，以成就其全才。”(日本儒教宣扬会编《日本之儒教》，第90-91页)这样随意联系，轻易地便把孔子拉来并直接让他在军国主义的恐怖分子脸上贴金，真是肤浅得可笑而又可恶至极。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德川时代致力于朱子学与神道的折衷并创立垂加神道的著名的崎门学派创始人山崎
斋(一六一八——一六八二)，他曾这样提问学生：如果中国以孔子为大将、孟子为副将率领大军来进攻日本，我们这些学孔孟之道的人该何以对应？其弟子无人能答。他便声色俱厉：“不幸若逢此厄，则吾党身披坚手执锐，与之一战，擒孔孟以报国恩，此即孔孟之道也。”这则轶闻在近代也广为流传。人们当然不相信孔孟会来进攻日本，因为“孔孟见其理想行于日本已喜不胜收，不可能有来攻之念。若有则为伪孔孟，该当生擒斩首。”日本的“真孔孟”便是要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以侵略中国为“理所当然”、为“圣战”、“义战”，要中国四亿之众“顺应天命”，甘当亡国奴，加入其“以皇国为盟主的东亚民族大团结”。其用心昭然若揭。
日本军国主义与儒学思想在理论上的相互关联，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家族主义、王道思想等方面。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儒学中固有的自由和民本等进步因素都发生了质变，以至于明治初期还有人提出“孟子论名分有于国体不合之处，不许列入正科，亦禁止私自习读”。孟子“有德者王”和“放伐”、“革命”思想到明治之后几乎被完全抛弃，而代之以对天皇的绝对的无条件的忠诚。忠孝一体、“以忠为本”被认为是日本醇化皇道的儒教与中国本来的儒教(“以孝为本”)的重大区别所在。君即使不君，臣也不得不臣，被无条件地理解为孔孟的伦理法则，这也是近代日本喧嚣一时的“皇道”与“臣民之道”的思想得以风行的重要理论基础。更有甚者，他们还认为中国的王道要想真正实行，将来也应该以效仿日本的皇道为其指针。就这样，儒学这种具有亲和力的文化形态被肆意地利用成为军国主义者鼓吹、美化野蛮的侵略战争的工具和实现“国际亲善”的重要手段。
斯文会在战后经过改组，作为一个史迹(汤岛圣堂)管理和纯粹的学术研究团体，今天还存在着。大东文化学院也早已发展成为大东文化大学，今天仍然是研究中国问题的重镇。然而历史的明镜高悬，只有敢于正视历史，认真总结经验，才能开创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