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我们今天怎样研究日本

　　客居东瀛，有时看到《读书》较晚，甚至看不全。最近才看到一九九九年第十一期。期首三篇文章的题目都围绕近代日本。有愤慨和激情。似也在追求《读书》式的行文风格：不拘一格，举重若轻。但是，常识性的错误，数量不少，表述上的随意性，在在皆是。为篇幅计，仅举数例如下：
　　一、日文“学徒出阵”一词的含义是什么？首篇《靖国神社与日本人》(作者董炳月，下称董文)把“二战”中“学徒出阵”的日文表述译成“学生上前线”，这是望文生意。在当时的日本，一般人被送上前线被称为“出征”，只有大专以上学校学生被送上前线才被称为“出阵”。这一表述有特殊的含义。原东京大学教授田中正俊(当年东京大学学生的他也是“学徒出阵”的一员)在一九九六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当时，大专以上学校在校学生占同年龄年轻人的比例是二百比一。被视为精英——特权阶层。所以战争前期，当局可以毫不犹豫地招集三四十岁的中年职工当兵，却一直没有触动更年轻的大专学生。只是到了战局恶化的一九四三年，才不得不征集他们，但是，称之为“学徒出阵”而不是“出征”，有意识地用阶层区分，来鼓励学生兵卖死命(田中正俊《东亚近代史的方法》，名著刊行会一九九九年)。田中正俊是过来人，又是有名的中国近代史学者，他的发言自然有力。
　　二、怎样看“出阵”学徒的遗书。董文用较多篇幅讲述了靖国神社一九九三年举行的“出阵”学徒的遗书展览，并对其提出了批评。但是，董文的问题在于，第一、没有指出编撰出版“出阵”学生遗书之事，早在战后不久就由进步人士主持开始。东京大学协同组合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出版《请听！青年人的呼喊——东大战没学生手记》，内容包括战没即阵亡学生兵的日记、信件和遗书。一九四九年十月又出版《请听！青年人的呼喊——日本战没学生手记》。一九五○年正式成立了“日本战没学生纪念会”，长期以来和其他社会团体一起发挥了反对战争和日本再军备，宣传和平的积极作用(详见《学徒出阵》，岩波书店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五年还出现了以遗书为素材拍成的故事片。虽然，一九九四年，一位日本文艺评论家曾在日本《朝日新闻》上撰文尖锐地指出，这些作品缺乏从邻国被害者出发(反思战争)的视点。但是，笔者认为，在深刻反省未能成为普遍气氛的日本，学生遗书的出版已属难能可贵。第二，董文没有指出靖国神社的展览的特征不仅在于利用上述手法，而且在挑选书信时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该展览对有反战色彩的遗书一概摒之门外，刻意收入一些眷恋人生、思念家人等人情味十足，能够赚得普通人眼泪的信件。一些参观的年轻人已经由此认为：如此纯洁的人会从事一场罪恶的战争吗？进而对战争的侵略性质发生怀疑。举办展览者的用心正在于此。董文对这关键之处毫无涉及，并且相当中性地写道：“应各方要求，(靖国神社的)展览延长到第二年八月十五日。”到底是什么“各方”呢？这种展览不是政治运作又是什么呢？“各方”不就是那些不问可知的政治团体吗？难道需要根据政客的公开声明来认识政客吗？
　　三、如何利用研究资料。第三篇《太阳旗、<君之代>、天皇制》(作者诸葛蔚东，下称诸葛文)在分析明治政府利用天皇制时引用了尾藤正英主编的《新日本史B》。该书是一本高中教材(承书的一位作者好意，送给了笔者一本)。出版该书的数研出版社以刊行教材和辅导材料为专业。如果一位外国学者以中国的高中教材为基本资料，研究中国君主制问题，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并且不妨指出：日本并无统一的学校教材，《新日本史B》只是众多可选用课本中的一种。在另一处，作者这样记述：“在战争期间的一九四五年一月，每天平均有一百三十八万人前来参拜(明治神宫)。”数字的不可信显而易见。
　　四、如何征引文献。诸葛文在引述井上清观点时规范地注明了出处：“《天皇制》东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五三。”而介绍竹内、安丸和加藤三人观点时则是无头告示，没有交代出处，也没有注明年代。本来，《读书》这样的杂志，不必如学术杂志那样循规蹈矩。但是，诸葛文给人的印象不仅仅是行文不整齐。容笔者大胆推测：是否想抹去抄书的痕迹呢？诸葛文中至少有六段是直接引自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像的形成》(岩波书店一九九二年)一书。当然，退一步说，抄书也无妨，但是在多次引用时应注明出处。或者再退一步讲，最低限度要抄对。诸葛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后期水户学派提出‘尊王攘夷’、‘国体’、‘大义名分’等主张(中略)，这些术语并非来自儒学古典。”查安丸良夫的《近代天皇像的形成》原文是：“被频繁使用的‘尊王攘夷’、‘国体’、‘大义名分’等词汇，并非依据儒教的古典，而是产生于水户学的日本独特的术语。”(安丸在文后注明这是引自尾藤正英为《日本思想大系水户学卷》写的介绍文章《水户学的特质》，岩波书店一九七三年)安丸的意思很明确：在日本江户幕府末期，“尊王攘夷”一词依据水户学派的解释，有特定的含义。但到了诸葛文那里，却成了：“尊王攘夷”的说法不是来自儒学古典。从水户学派到安丸，是谁，又是在何处，说过这样缺少常识的话呢？
　　再者，除了《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作者夏晓虹，下称“夏文”)，各文中都有不少日语式的表达。如诸葛文，在日本人称谓上，如“信长、秀吉、家康”，只称名，“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又姓名俱全。前面写道：“摄政和关白”，后面又简化为：“摄关及院政统治”，但对为何简略(对“信长、秀吉、家康”省略姓，把“摄政和关白”简略为“摄关”)，或重要概念如院政统治的含义都没有任何交代。绝大多数中国读者(即使是《读书》层次的读者)并非日本研究家，很可能不知所云为何人何事。
　　明显的表述错误。诸葛文对日本后期水户学派的评述中，处处出错。如“后期水户学派为中心的国学者推出天皇这样一个具有神性的权威作为文明开化的先导”的半句话，就有三处不确(且不说冗长之病)。第一，后期水户学派是儒学家，不是国学者。这是日本思想史学界的常识。第二，水户学派的目标和作为都是“尊王攘夷”，而不是明治维新以后开始的“文明开化”。水户学派的思想在维新前夕即被人们抛弃。第三，国学者的确意欲推出天皇，如诸葛文也涉及到的十八世纪本居宣长的活动，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推出天皇作为“文明开化的先导”。另外，“国学者”是日文的直接引用，中文表述为国学家们不是更清楚吗？
　　五、谁代表今天对天皇制的抵抗？诸葛文在谈到这一点时，惟一的例子是加藤典洋的一句话。为何举加藤，未说明理由，所举言论也未注明出处。事涉关键，这里多说几句。加藤向来以文艺评论家知名，但是，他以在《群像》月刊一九九五年一月号上发表的名为《败战后论》的长文为起点，推出了一系列有关文章，触发了一场名为“历史学论争”的激烈争论，至今仍未完全平息，他也一跃成为名人。需要提一句的是，虽然笔箭唇枪的往来十分热闹，仍然只是文人内部的笔墨官司。我们应该以日本社会的逻辑，而不是以我们的论争方式和影响程度看待这一论争。一九九七年，加藤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以《败战后论》为名结集，由讲谈社出版。对加藤有不少反对意见，也没有人认为他是抵抗的代表。东京大学助教授(相当于副教授)高桥哲哉从一九九五年来发表了许多批评文章，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以《战后责任论》为题结集，也由讲谈社出版。笔者认为他的意见比较系统，对“历史学论争”争论的概括也比较简洁。高桥这样概括加藤的基本论点：加藤认为，战后日本的“革新势力”主张必须为二千万亚洲人的牺牲者而谢罪，但同时对本国的三百万死者不屑一顾。“保守势力”则相反，对二千万亚洲人的牺牲者不屑一顾，却陷入了把三百万本国战死者放在靖国神社祭奠的“虚幻”。加藤把上述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姿态分别称为“外向性自我”和“内向性自我”，并认为在这里出现了所谓日本人的人格分裂，而日本战后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加藤说，正是“革新势力”把日军称为“侵略者”，从而成为“靖国(神社)逻辑”产生的根源。因为“保守势力”反复宣称“上次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南京大屠杀是编造的谎言”等，只是为士兵之死找回意义，表达追悼之心。所以，加藤的结论是“靖国(神社)逻辑源于革新派的死者观”。他的提议是：只有先解决了人格分裂，实现统一的有责任感的日本国民主体，才能真正做到对外谢罪。作为具体步骤，在追悼二千万亚洲的牺牲者之前，先对三百万日本战死者表示哀悼。高桥反对这种顺序安排，认为加藤的说法不符合史实。首先，靖国(神社)的逻辑与靖国神社同时出现于明治时期，并非战后，而战后的“革新势力”长期以来并没有关心亚洲的战争牺牲者。如上述“日本战没学生纪念会”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末才开始谈及日本阵亡学生的加害者责任问题。同时，考虑到九十年代初，日本政府对以原军人和军属为主的本国战争受害者支付的生活补助费用已超过四十万亿日元，而对被侵略的亚洲国家支付的赔偿仅为一万亿日元的事实，高桥认为，加藤的所谓先追悼本国人的提议，实际上早已实现了。另外，加藤在谈到天皇的战争责任时称“天皇的责任是对(本国)臣民的责任”，高桥指出：加藤为何在天皇对亚洲被害者有无责任这一重大问题上保持沉默呢？当然，也有基本赞同加藤典洋的言论的，如李顺爱(在日本的第二代韩国人)。她指出：加藤的顺序安排表明日本人在向亚洲人民投去视线时，不能不与投向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视线重合。因而，这种先追悼本国人的观点，不同于肯定所谓国家利益至上以及死者生前参加战争的态度。因此，她认为“《败战后论》也是与所谓自由主义史观对峙的一种方式”(李顺爱《战后世代的战争责任论——关于<败战后论>一书》，岩波书店一九九八年)。也就是说她认为，在对抗右翼史观上，加藤的观点依然是一种方式或说一种力量。就现今的日本舆论言，在战争责任和天皇制等问题上一贯态度鲜明、彻底，而又表现出较多民众性的当推《星期五》周刊。这是日本惟一不依赖商业广告支持的时事政论性杂志。不知诸葛文为何没有注意及此？
　　六、如何看待《风流梦谭》及其社会影响？诸葛文写道：“战后人们不再崇拜天皇。”紧接举了一个事例：“一九六○年作家深泽七郎发表了著名的《风流梦谭》，对皇室竭尽嘲弄之能事。足已窥见当时的社会风潮。”《风流梦谭》“对皇室竭尽嘲弄”确是事实，但仅言及至此，并不能“窥见当时的社会风潮”。该书发表后至少引发了以下三件大事。第一，负责皇宫事务的宫内厅(隶属于内阁的正式国家机构组织)正式向法院起诉刊行《风流梦谭》的中央公论社。当时和以后的日本舆论都认为如无绝对的胜诉可能，一向行事谨慎的宫内厅决不可能走上公堂。第二，《风流梦谭》发表后不久，一名右翼组织的少年闯入中央公论社社长(老板)岛中家，刺死了女仆人，刺伤了岛中夫人(当时岛中不在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岛中事件”。第三，在多种强大的压力下，岛中在采取收回杂志、处罚编辑及改组编辑部的行动同时，还亲自到各右翼团体赔礼道歉，向他们保证再不发生类似事件。由此“窥见当时的社会风潮”，恐怕可以说明“对皇室竭尽嘲弄之能事”，并非易事而不是其他。介绍和分析事件经过及影响的文字在日本并不难找到。如面向一般读者的就有田中伸尚的《一九六一年冬“风流梦谭”事件》(平凡社，一九九六年第一版)。
　　七、《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行文较循规蹈矩，惜也未能避免上述疵点。夏文对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中“屠清京”(一个日本少将之作)“屠盛京”(一个小尉之作)的字句表示义愤。有点良知的人，接触到这些狂妄之作，都会义气难平，但夏文从诗句断定日本“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地实在是北京”，这是把诗当做史读了。十八九世纪的日本，从佐藤信渊到明治维新前夜的“志士”佐久间象山、吉田松阴等不少人对邻国都有露骨的侵略性言论。如吉田松阴在一八五四年写道：“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指暂时与美国和俄国交和)，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指北海道)，夺满洲，来朝鲜，并南地(指今天的冲绳、我国台湾省及东南亚一带)，然后抗美折欧，则事无不克。”(“野狱山文稿”《吉田松阴全集》第二卷日本大和书房)。这些言论后来被利用是事实，但并不能把这些狂言妄想直接视为日本当时的“战略目标”。吉田松阴写这些时是囚犯之身，且不久即被幕府杀害。
　　读完三篇文章，总的感觉是作者们有足够的愤慨，但是愤慨没有和事实论证相连，这大概只能称之为不屑。近代以前上千年的中国日本交往史，基本是单向性文化输出的历史，近代史上，却出现了来自日本的惨无人道的侵略。在中国与外界的交往中，这种强烈的反差绝无仅有。愤慨和不屑都有其产生的土壤。我甚至想，即使在今天，考虑到一些软骨病和历史健忘症患者的存在，在某些场合，愤慨也许是必须的。但是如果愤慨只和不屑相连，愤慨的可能价值就会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