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

　　在经济学界，一般人都知道张五常这个名字。张五常是香港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是当今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主席，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称为是最了解其思想的人，在经济学界有很高的知名度。就是对张五常不太熟悉的人，提到其著作《卖橘者言》，也会有不少人知晓。十几年前，他写的这部书以其非凡的睿智，风趣的语言和深邃的思想，风靡大陆，使不少人为之痴迷。八十年代以来，张五常又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来解释和预测中国未来的走向，据说，几乎所有的预测都是准确的。最近，张五常每年均多次到大陆讲学，每次讲演，会场均座无虚席，其幽默犀利的演讲，每次都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说到张五常，就不得不提到一九六九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的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就是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并成为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张五常一九三五年生于香港。一九五七年，到加拿大留学，一九五九年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一九六一年获学士学位，一九六二年获硕士学位，一九六三年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其速势如破竹。但这势如破竹的速度，在博士试后的论文写作上却如碰到了铜墙铁壁。张五常曾经有三年时间为其博士论文找不到满意的题目而苦恼。其间，他不得不四易题目。直到一九六五年，时在加州长堤大学教书的他，在图书馆偶然发现了一些有关台湾农业的资料，台湾土地改革的情况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台湾一九四九年进行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在地主的地租不得超过农产品的37.5%。但让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就在政府的这种硬性约束下，台湾农业产量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这是不是台湾当局搞的数字游戏？张五常带着这个疑问进行了多方的调查，但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台湾土地改革后农业产量上升的数字是无可置疑的。为什么台湾当局对地租进行管制，生产没有下降反而却上升了呢？
　　作为产权理论大师阿尔奇安入室弟子又熟读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著作的张五常便试着用产权理论来解释这种情况：首先，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动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性入手对此进行解释；其次，佃农分成制度是一种合约，它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由双方议定的；再次，农民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竞争，地主之间也有竞争，因此佃农合约中的条件(包括分成的百分比)，是在私有财产竞争的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佃户租种土地面积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都是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而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从上述理论出发，张五常很容易就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用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是大体一样的。
　　在这个思路的基础上，张五常又进一步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在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学的研究。在上述理论做得满意以后，张五常又加入台湾土地改革中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于是，他很快就把台湾土地改革中，当局对地租施加限制，但农产量不降反增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这是因为这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地主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须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的增加而有点补偿。这样一来农产量自然就上升了。这就是张五常独特的佃农理论。
　　这个理论说起来简单，但在做的时候却十分艰苦，张五常后来在他写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文中写道：“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有三个月听不知音，食不知味。”
　　张五常把产权及交易费用观念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不仅推翻了传统佃农理论(传统理论认为，佃农在分成租佃制下，劳动者的劳动收益会小于其边际产出，因此，这种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或无效率的)，而且为佃农理论研究开创了新的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张五常从个案研究中引申出一般性的结论，不仅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开启了活水源头。这种方法既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所开创的案例研究相得益彰，又成了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动因。
　　张五常在他的佃农理论中一再强调了产权在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性，强调交易费用对产权运作的重要影响，认为如果不把产权界定清楚，不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来界定产权，或否认个人产权的存在，或政府过多地干涉资源的配置，其结果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以上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因此，张五常对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与影响是巨大的。这也是张五常成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原因所在。
　　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还表现在他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去研究合约问题。在《佃农理论》中，张五常深入地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约的本质以及交易费用的关系。他认为，合约是一种普遍采用的资产流转的形式。人们要进行各种交易，就必须通过当事人双方以一定的合约方式来实现。由于交易物品或劳务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点，因此，在交易的方式与条件、交易的时间与频率、交易的地点等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所以，交易的合约形式安排也就有很大的不同。合约当事人总是会在自己的局限条件下千方百计地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合约形式安排，以使自己的效用实现最大化。正是这种研究奠定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基础，也使《佃农理论》成为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在经济学界，张五常还被一些人称为“奇人”，这不仅是指其在学术上所达到的成就，而且在于他的一些奇特的经历。
　　首先，是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的历久弥新和几创世界滞销书之最的记录。
　　《佃农理论》英文版自一九六九年问世后，三十多年来，该书及该书的内容每年都要被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引用二十余次，该书的知名度和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该书一九六九年出版时，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只印了一千本。在这一千本中，除世界各地图书馆自动购买了五百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买了大约三百本之外，二十五年后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作者时，竟然还余有二十多本尾数送给作者！就是说，这三十多年来，这本书真正在市场售出的，还不到二百本！这本书作为一本名著，其遭遇不可谓不奇。
　　其次，张五常的经历也不可谓不奇。
　　张五常一九五九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求学时，有幸拜现代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为师，后又被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认为是最了解其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他多次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并被奉为上宾；他甚至还被选为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主席，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此殊荣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张五常的教学也堪称一奇。
　　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大学的一些研究所举办的“最差教学奖”的评选中，身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的张五常竟被评为“最差教师”。张五常被评为最差教师，几乎使全香港为之哗然！
　　其实，在香港大学，张五常的课，最受学生欢迎了。每次听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就会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时便会肃然无声。只见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双腿往讲台上一搁，就绘声绘色地讲起来。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张教授思维快如闪电，稍不留意，其精妙之处就会失之交臂)；或是哄堂大笑，张五常妙趣横生的幽默一定会让你忍俊不住；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迸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思想——正因为有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小课，每堂课都是爆满。香港大学有一个可以容纳三百五十人的大教室，张五常在这个大教室开课已有多年，每次开课都是后来者不得不席地而坐，整个教室常常被挤得水泄不通。
　　张五常讲课是从来不备课的，更不会在黑板上板书。因为在他看来，对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作多少准备(如一九九一年到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一九九八年在任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主席大会上的演讲就是这样)。张五常还有一个特点，即从来不写讲义。张五常教书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写一本教科书。有人问张教授：“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思想整理成书？”他回答说：“写教科书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东西，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灵感，怎么可以墨守成规呢？”他也从不指定哪本书作为教科书，并以这本教科书为主教学。因为在张五常看来，书中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老师多说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位在国际上有声望的教授会依书而教。而老师在上课时讲过的东西，学生必须在课堂内，尤其是在课堂外，到学校的图书馆去消化，这样学生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否则，学校的图书馆就可有可无了。因此，张五常上课，重点在于为学生提供思路，给予学生启发，教给学生的重点不是经济学的知识，而是教给学生如何利用经济学的推理、方法及假设去思考问题，解释现实的经济生活。
　　因此，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按照常规来考察张五常的教学，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不合要求。
　　但如果人们是以“你对教师的学问是否有信心？”、“教师对你的思想上的启发如何？”的标准来评论教师，那么张五常一定会被评为最佳教师(其实，早在六十年代，张五常就获得了美国最佳教师奖)。如果非要问“教师备课准备得如何？教师的讲义清楚不清楚？教师开给学生的教学参考书是否容易？”那么张五常的得分一定不会高。根据这两种评判标准，最佳教授与“最差教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称号集于一人之身，也算是一奇吧。
　　张五常还是个博学多艺之人。张五常于一九九一年曾拜上海书协主席周慧君为师，多年来精心研习书法，运笔潇洒，气势磅礴，他现在是上海中国画院的兼职画师。他还酷爱摄影，是香港著名的摄影家，早在六十年代就在美国加州的长堤大学举办过个人摄影展。他还是个收藏家，他收藏中外绘画、书法作品、古玉器、古董。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恐怕还是华人世界最好的经济散文家，他的《卖橘者言》至今还为人们称颂。他今天以经济学、摄影、散文、书法、收藏等五项知名，不知这是不是就是他名字中“五常”的由来。
　　不过，尤为难得可贵的，是张五常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张五常一九三五年出生于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近年来，张五常更以纯粹的制度分析对中国的农业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中国金融改革及中国腐败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就在于农业产权制度的调整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即农村承包责任制，国家土地所有权保持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而土地使用权的个人持有把土地产权权利与责任完全清楚界定在个人身上。而这种产权结构与市场体制下的私人产权结构区别甚微。至于城市企业改革，问题的症结在于工业企业的资产不仅可分性复杂，而且容易贬值及消散，因此，要签订一份强的激励与约束合约是困难的。因此，在八十年代中期，张五常就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要形成一份有活力合约，首先评估企业的资产净值；国家以税收的方式保留其对企业资产的所有权，而资产的其他权利应通过股票发行出让，股票发行后允许自由转让等。目前，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大体上也正朝这个方向前进。现在，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别小看了中国人。他说，中国人的竞争能力非同小可，只要给他们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赶上美日欧应该没问题。中国有便宜的劳动力，有合格的技术人员，非常勤奋。问题在于政府的规章制度太多，因此没能在竞争中取胜。
　　(《佃农理论》，张五常著，商务印书馆二○○○年八月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