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夜阑卧听风吹雨

　　一九九九年，我曾经对中关村兴起的历史进行研究，我坚持在“对资本的兴趣”和“对知识创新”的追求之间划出严格的界限，与当时的一般意见相左，我认为：从历史上看，知识经济的兴起、高技术的发展，与私人大资本及其主宰的世界股票市场没有根本上的依赖关系，美国知识经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公共退休基金”这样的投资方式上，它与私人大资本的股票投资方式根本不同；而中关村的历史表明，对资本的兴趣和对私人大资本主宰的股票市场的依赖压倒了知识创新的追求，这是中国知识经济的根本误区。在这个意义上，具有投机色彩的金融资本渗入知识经济，以及对资本的依赖不是知识经济的福音，相反，资本是知识经济的最大破坏力量。一九九九年下半年，我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到了美国硅谷，此行坚定了我的看法。当时，纳斯达克指数疯狂飙升，但是，我认为纳指本身不能反映高技术知识本身的情况，它充其量只能反映资本对知识经济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对高科技知识的歪曲。自二○○○年三月开始的纳指的疯狂下挫，已经表明对资本的依赖和追求付出的代价，也已经表明资本反复无常的本性如何破坏知识经济，……当然，还不仅仅是对知识经济，而且对全球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同年，应许纪霖先生之约，我对《二十一世纪》杂志刊载的《虚构的全球主义》一文做出专题回应。该文的作者、著名学者京都大学的佐伯启思教授对一九九七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别开生面而有代表性的解释。他把直接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资本抽逃解释为：亚洲式的“不正确的市场”，导致该处的金融资本“失去信心”，从而向美国代表的“正确”的市场经济的必然流动。“治疗方案”就是：亚洲国家从头做起，完成整个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和调整，告别“裙带资本主义”或“官商勾结的经济”，重建“正确健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简单地说，我认为这样的解释是误导性的，但这种解释却带有普遍性。其所以是误导性的，最明显原因在于：它把金融资本的抽逃，与亚洲国家的结构调整的时间先后做了颠倒。这种颠倒不符合事实。事实是：亚洲盛行“裙带资本主义”的时候，金融资本不但没有抽逃，而且是大批涌入；资本的抽逃恰恰发生在亚洲国家痛下决心，面向“健康的资本主义市场”结构调整，治理自己的“泡沫经济”之后！
　　简言之，不是佐伯启思所说的，由于亚洲“不正确的市场”导致金融资本撤退，恰恰相反，是亚洲国家力图建立“正确的市场”的调整，导致了金融资本的撤退。事实上，正是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而日本政府为治理泡沫经济、建立“健康的资本市场”而实行的“零利率”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但没有使投资返回，而且正是因为短期不看好日本市场，反而造成大批廉价日元没有被日本投资者用于购买日本金融资本，而是涌向美国资本市场，进一步促成了美国经济的泡沫化。
　　佐伯启思那样的解释，把处理危机的方式引向似是而非的“正确”或“错误”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资本主导的当代世界金融体系和资本主义，是其问题的根本之所在。面向“正确的市场”的调整不是不必要，而是迫不得已，问题是，如果不能调整资本主导的当今世界金融体系，任何局部的调整都不可能根本上奏效。
　　造成这些解释的是一种流行的世俗定见：资本和资本主义造成、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市场经济，因而没有必要在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进行区分。而实际上恰恰相反，或者说真实的情况恰恰是颠倒的：不是资本之手“托起”了经济和市场，而是经济繁荣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背负起资本主义，而这个资本主义是个大包袱，也是现代世界反复无常的、根本性的破坏力量。
　　那么，亚洲金融危机意味着什么呢？亚洲金融危机不像佐伯启思等人认为的那样，是“正确的市场经济”给了“错误的市场经济”一个沉重的教训，而是国内和国际资本相勾结、相呼应，给了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的市场繁荣一个沉重的打击。问题本来就是这么清楚明了。
　　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美国以导弹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
　　那天，我修改了我的教学计划：我和学生们分段朗读了马克斯·韦伯于一八九五年五月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
　　在整整一个世纪前发表的这篇文献中，分析了面对当时的世界经济共同体，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和东部雇工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韦伯指出：当时以“缩起头来发展经济为惟一要务”，以“自由竞争”的“世界规则”为名义，无条件地开放德国市场边界的主张，其实代表的是德国中上阶层的利益和声音，并成为“国家的经济政策”。它虽然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却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主义”。而东部雇工的反抗运动，却表达的是德国下层保护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不受这样的政策损害的斗争。它采用的是“民族主义”的方式，但是表达的却是对“自由”的追求。通过这种分析，韦伯揭示了：为什么在现代世界，恰恰是争取自由的民族主义，代表了自由主义的真精神；而标榜无条件“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庸俗经济主义，反而是自由精神的真正敌人。不但如此，这种庸俗“经济主义”将会导致“劣胜优败”：“奴隶制资本主义”战胜自由民族主义。
　　那么，我们究竟怎么看待一九九九年五月八日轰炸引发的社会抗议呢？韦伯的文章会为我们观察这一问题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首先，与其把它简单地命名为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不如具体分析在这场运动中，国际资本、其支配的大众传媒、国内的各阶层、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政府各种不同力量之间的聚合、离散和斗争。突出的是，我们可以最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新权威论者”，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国际资本控制的大众传媒在这里鲜明的保持了立场一致。它们立即就指责这是一场“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冲动”。我们可以引述韦伯的论述，来表达这一运动对当代中国与世界所可能产生的最为深远的意义：我们不能运用“民族主义”或“自由主义”这种本质性的概念来分析和解释复杂的现代社会运动，而所谓“世界经济共同体”更是一种幻觉。因为恰恰是现代世界资本运动的暴力，假借“自由竞争”的名义，正在迅速地瓦解着“民族共同体”。
　　置身于这个物质生活急速膨胀的社会里，同时也是利益分化和财富分配急遽差异的世界里，置身于这样迅即变迁的世界之中，目睹九十年代以来资本及其关系在世界各地的高歌猛进，我的周围充满了各式各样“理直气壮的人们”，而我深深的困惑却与日俱增。自一九九八年以来，我力图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发出一点声音。我认为，没有必要去过于关心、纠缠“新左派”或者“自由主义”这样的生造的命名，尽管它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自我编制的最成功的话语圈套。但是，它不过提示我们这些以教书和写作了此残生的人们注意：我们今生既以“表述”为业，就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表述”。因为另一个或许被“不幸而言中”的事实是：在我们这个大众传媒的盲目力量横冲直撞的、不求甚解的世界里，一种“表述”之所以受欢迎，并不是因为它正确、它真实、它是真理，而往往是因为它为人所“熟悉”、所“习惯”、简单说是“听起来不错”，比较“顺耳”而已。对今天来说，“自由主义”就是这样听起来“顺耳”，说起来“顺口”的名字(当然，“新左　派”的称谓则正好相反)。
　　“人们需要自由”，这或许是三岁的儿童也明白的万古长青的道理，但是，以为知识活动和社会科学就在于宣扬这种万古长青的“真理”，这固然可以取悦公众，但更足以误人子弟。如果知识活动不是努力探索我们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进行另一种思考、另一种实践，而是仅仅告诉我们那些谁都知道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把已知的、既成的东西合法化，那么，什么是知识活动？如果社会科学不是对社会和知识的差异性、多样多元社会的复杂分析和探索，那么，什么是社会科学？
　　正像对“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一样，我坚信即使当代世界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们也不是一个整体；但是，这却不意味着一种以“自由主义”为名的思考方式，在中国思想进程中没有代表性。在我看来，这种思想方式，倾向于把某种社会、制度实践，某种历史现实选择，看作是某种思想方式、某种思潮甚至知识的结果，从而掩盖了社会和制度实践发生的真实基础和动因，同时也无助于理解知识、思想活动发生的真实条件。
　　实际上，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主义”及其“言说”也不是“一种学理”，而首先是一种话语实践甚至制度设计，因为与“自由主义”的顺口溜相伴随的是这样一些顺口溜，例如“私有制(企业)是最有效率的”，“产权明晰是最重要的”，“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这类表述法已经为人们所习惯。但是，没有效率的私有制企业比比皆是。这当然不等于“公有制”就一定有效率，但是，种种形式的“公有制”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发生，恰恰是因为历史和现实使人们反复认识到：私有制经常是没有效率的，否则在私有制下就不会有那么多破产和倒闭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自由主义的祖宗之一，约翰·斯图加特·穆勒才提出、发明了“合作制”的形式，并支持创办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合作社”。
　　人们习惯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这样的表述，但是对“合作制”，不是感到陌生就是干脆把它遗忘了。中国实行“生产合作制”的时间很短，很快为“人民公社”所代替，人们对当今中国农村出现的“股份合作制”很少研究，很快也将会被“私有制”的理直气壮所压倒。这种理直气壮背后是资本主导的国际组织面向“私有化”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历史上，无论“公有制”还是“私有制”论者，都把各种形式的“合作制”看作不规范、不正确的，充其量是“过渡性”的制度形式。“合作制”在历史上几经沉浮，命运不济，是“正确知识”流水账里“上不了户口”的“黑孩子”。但是，“合作制”及其创新，也许是中国农村，特别是广大中西部农村地区摆脱巨大困境的一条出路。
　　另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表述是“市场万能”。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离开包括社会保护运动的干预和政府政策的调整，一个哪怕是相对公正、透明的市场，也是根本无从建立起来的。在一些人看来，发展市场经济与“发展资本主义”无异，而在我看来毋宁是恰恰相反，若要发展一个哪怕是相对公正、透明、健康的市场，就必须对资本反复无常、垄断掠夺的本性加以制度性的管制、限制、改造。但是，我们已习惯于资本主义的金钱财产关系是市场经济的基础、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而不认同各种形式的合作制度、反对各种垄断的社会政治运动是保证物质生产和市场繁荣公正的基础，甚至把这些真正面向自由的追求看成是“左”，这不是很奇怪吗？
　　“表述”是知识分子的习惯，但是，危险而可悲的是，知识分子帮助制造、并且强化了一种“习惯性的说法”、“习惯性的表述”，并以这种方式，对表述的内容与形式、对真实的表述以及表述本身进行规范和压榨，更以“常识”的名义迎合并灌输到公众中去，从而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共识”。历史上，不只一个人指出过，这种虚假的“共识”是一个社会的最“不良习惯”，是社会陷入僵化和惰性的最佳征兆。如果要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我对当代中国以“自由主义”为名的言说的不满，那首先就是，我认为某些以“表述”为业的知识分子，却竭力以制造、强化某种“习惯性的表述”为务，至于这种习惯性表述是否叫“自由主义”不重要，甚至表述的“正确”与否也是次要的，重要的仅仅是：这种习惯性的表述，是对思想和表述的创造性、对知识工作的真正背离。
　　在据说是“历史终结”了的今天，人们把文学创作、文学活动的理由归结为“职业”或者“专业”的理由，“文学本身”的理由，写好每一行字、制造每一个可以吊住读者胃口的噱头的理由，一个文学“工匠”的理由。这有什么奇怪呢？今天，文学创作已经不是对当代世界的持续质询，不是把自己燃烧在世界与作品中的探险。创作成为“写作”，“作品”成为“本文”，一种按照一定规则，在作品内部、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反复循环、消解的秩序活动。王安忆在一次会议上一语中的比较了当前的“写作”与“五四”文学的“创作”之间的根本区别，她说：九十年代的作者一出手，在技术上就非常纯熟，比起许地山这样的作家来说，九十年代的作者技术上无疑是好的，因为后者几乎谈不上什么“技术”。但是，后者对于世界的质询，对于价值的思考，在今天的写作中却很难看到，因为在“五四”作家那里，创作活动就是探索世界和人生过程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作品应该讲述现代生存的重量，但是，今天的写作却已经不是这样的活动。
　　这番话使人感慨万千。我在那次会议的发言中，有些刻薄地说道：在不加反思地运用着基督教的“世纪”范畴来归结现代世界、现代历史方面，许多当今知识精英代表着这种“现代启示录”式的表述方式，在这样的表述诞生的地方，在这样的“二十世纪”伟大方案奠定的地方，对现代世界质询、探索和思考的文学就终结了，因为答案已经给出，方案也最终奠定，剩下的只有“技术问题”。
　　在我所从事的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看来，这样的伟大方案在文学中通过一种导源于《圣经》的“现代启示录”的表述方式展示出来：它无一例外的讲述着一个时代(现代)，或某个阶级、某种观念、某种秩序或制度，乃至某个“家族”，历经磨难、流放、挫折，最终重返家园，获得胜利的故事，而这一刻就是历史正义的必将胜利，也是历史的最终完成，这种叙事的起点和终端都是那个伟大的现代方案。
　　我曾把这种“现代启示录”式的表述的奠定，归功于“十七年”那些史诗型的长篇小说的宏篇巨制，但是，我更想说的却是九十年代中国以“历史终结”的话语讲述着“现代启示录”的人们，他们在当代人文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对这种表述方式的出色继承和发扬光大。
　　以“二十世纪”为单元的历史规划，表述的是以此为时间范畴的现代性方案得以“实现”的“历史辩证法”，技术的问题其实只存在于“最终方案”已经奠定和总体上无懈可击的时刻，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仅仅关心技术而不再怀疑现代世界，是因为关于现代世界的最终答案已经被清晰专断地给定了，当代中国思想界弥漫着“三百年人类共同道路”、“人间正道私有化”这样的世纪启示录式或福山式宣言，就是一个明证。
　　行文至此，我终于可以道出我心中深深的困惑：对“二十世纪”而言，诸如“历史进步”、“主体胜利”、“人的解放”和“主体自由”这究竟是什么意思？这不仅仅是说，我对诸如“自由主义”的理直气壮感到怀疑，而且对支配“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的解放”、“主体的自由”我深表困惑。“人的解放”？“主体的自由”？但是，哪部分人？哪个主体？在并不漫长的二十世纪，皇亲贵族、“洋人”、“知识分子”、“工农兵”、“市民社会”、“市场经济”、“自由派”、“资本主义”，先后粉墨登场，宣称自己代表人的本质，是“历史的主体”，他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整套合法知识，都有属于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有自己雄心勃勃的“历史规划”和伟大目标。但是，所谓“主体胜利”不过是以自己的暂时胜利来掩盖别人的失败，所谓“主体自由”不过是以一部分人的自由来掩盖他们对其他人的奴役。二十世纪的历史远不是什么“主体胜利”的历史，而是“主体”不断失败的、不断变幻的屈辱的历史。我们为什么不能真实地理解历史？为什么不能真实地理解充满压迫、奴役、斗争、反抗的屈辱的历史？又是什么阻碍我们从“失败”和“主体”的反复失败的角度看待和理解历史？
　　每一次“人的解放”、“主体自由”的欢呼，伴随的不过是一部分人的升起和另一部分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每次这种对人的“反思”，不过是对人的重新规划和安排，而且首先包含着对历史发展的重新合理性规划，用以保证一些人以“人”的名义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人，以保证历史理性与人、主体的再度重合。但是，这里的代价也是“主体”，它实际上失去了批判性和反思性，它在“胜利”的一瞬间就开始走向新的失败。
　　我们将有一个怎样的明天呢？我也禁不住常常这样想。“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酸腐应该是过了时了，因为据说如今已是“全球化”时代。
　　但是，上个世纪的今天，在“戊戌变法”的情境中，严复就曾经透辟指出过，中国所面临的根本危机已经不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分疆裂土和亡国灭种，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被纳入那个由西方列强主宰的世界体系之中。在这样的世界体系中，有四亿人口的中国陷入混乱并不符合列强的利益，它们所真正希望的是一个“保持稳定”的中国全盘接受列强主宰和制定的现代世界政治、经济规则，从而作为一个依附性的力量被纳入这个现代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所谓“定约而制中国，不战而屈天下”。因此，一方面，如果中国不了解、不采纳现代性的“规则”固将无以生存立足，而另一方面，中国如果全盘认同既成的“现代规则”，则庶几与全盘接受不平等条约无异，同样无以在当今世界“自立”以及“立人”。
　　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主宰现代世界的“现代性规则”的这种悖论式的意识，便是严复所谓“世变之亟”。但是，严复认为，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知识阶级却丧失了把握复杂现代问题的能力，中国思想陷入了巨大的“现代困惑”中，面对这样的“坐不知外情，昏然不知所图”的中国知识阶级，当时的严复却只能把希望寄托于二十几岁的少年英主载湉，在《上皇帝万言书》中，他这样沉痛地写道：
　　今者陛下君九万里之中国，子四百兆之人民，荣业可谓至矣。然而审而言之，则所承之重，实百倍于古之帝王，所遭之时，亦古无如是之危急者。国之富强，民之智勇，臣愚不知忌讳，不敢徒以悦耳之言欺陛下。窃以为无一事及外洋者，而之所以获全至今者，往者以外人不知虚实故耳。故中国今日之大患，在使外人决知我之不能有为，而阴相约，以不战而分吾国。使其约既定，虽有圣者，不能为陛下谋也。为陛下谋，务及此约未及之际，此臣所谓时之危急者也。
　　一百多年后，作为一个迟到的读者，这些电光石火般的词句击打着我，在当代中国，“在认同中变革”的方案正在逐渐为“变革后的认同”的声音所覆盖，因为据说：今天对普遍的现代性规则(经常被称为“国际规则”、特别是抽象的“市场规则”)的认同已经成为“共识”，于是已经有人像福山一样断言“现代性方案”的最终达成和“历史的终结”。这明显地意味着中国的知识阶级，依然没有走出严复所指出的“现代困惑”和“现代困境”，甚至是更深入地陷入了这种现代困惑之中而不自知。
　　面对我个人的种种“现代困惑”，以及这些困惑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围绕着这些困惑而进行的激烈的争论，我意识到，如果不能对“现代”、“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民族国家等等这些互相缠绕的范畴做出联系性的解释，我们就无法理解历史和我们身处的世界。即使在文学领域里，如果一般地采用“现代”、“世纪”这些范畴，拒绝对其真实的含义加以解释，我们甚至完全无法开始任何有意义的工作。
　　二○○一年一月十六日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