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寻觅王士性》

　　今年第七期《读书》《寻觅王士性》一文，将我编辑整理《王士性地理书三种》的前言改头换面，割裂重组再加上自己的语言所编成。文中有些句子是直抄拙文的，抄得一字不差。
　　该文后面提到“王士性、徐霞客二人的先后辉映标志着我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使地理学从历史学的附庸下解放出来，逐步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我的一个学术结论，前人从未提到过，而且学术界也不见得都同意这个见解(只是尚无人撰文商榷)，但却被刘长春当成他自己的见解。而且他分析为什么清代以来人文地理不发达的原因时，说：“据我分析……讲地理学的专讲建制改革，而忽略了对人文地理的研究；再加上‘五四’以后地理学界重自然轻人文风气的流行……”这是先师谭其骧与我的分析。而经他抄录与改造还改造出毛病来：建置改革的研究从今天看来也是人文地理的组成部分，所以不能说忽略了对人文地理的研究，只能说忽略了对人文地理其他分支的研究。尤其有意思的是这句话：“这是支撑黑格尔人文地理学思想的一根重要柱石。黑格尔不是地理学家，从未有人说到他有地理学思想，更何况人文地理学思想。而且我还想知道黑格尔人文地理学思想的其他重要柱石是什么？
　　刘氏又言：“使人高兴的是，在王士性家乡，有一批有识之士，钩沉史料，埋首于乡邦文学(但王士性的主要成就并不在文学)，不仅搜寻到了王士性的《广志绎》，而且收集到王士性散落在人间的许多遗文、遗诗、遗书，甚至包括出土文物中发现的王士性撰写的有关墓志铭等。”刘所提这些文献正是“王士性地理书三种”的内容，可见他是据此书前言为说，而且大约将我当成是乡邦成员之一，不仅不屑于找到我，连《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也投鼠忌器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