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公众号 
图码生活

每天发布有五花八门的文章,各种有趣的知识等,期待您的订阅与参与
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 1979 - 2008 全部文章
《读书》杂志 1979 - 2008 年全部一万余篇文字,查询最少输入两个字符
随便看看
读取中
读取中
标题囚徒呓语还是战略目标
栏目读书平台
作者夏晓虹
期数2001年06期
  近日才读到去年十一期《读书》杂志上陈卫平批评前年该刊十一期有关日本三文的大作,笔者恰好是被评论的三位作者之一,在感谢拙文引起陈先生关注的同时,也不免有几句辩解的话要说。
  陈卫平先生担心政治义愤会扭曲了我们对日本的理解,由于有机会在东瀛客居两年余,多少总有些感性认识,因此我对此忧虑不无同感。只是具体到陈文的指责,我以为还不能一概而论。
  承蒙陈先生厚待,在被批评的三位作者中,于我恕词最多,认为我的文章中少有不合中文习惯的“日语式的表达”,并且,“行文较循规蹈矩”。不过,可能是为了强调对日本误解的普遍性,以便应和最后一段有力的结论——“读完三篇文章,总的感觉是作者们有足够的愤慨,但是愤慨没有和事实论证相连,这大概只能称之为不屑。”而“如果愤慨只和不屑相连,愤慨的可能价值就会打折扣”。——陈文于是在略加肯定之后,笔锋一转,指出拙作《日本汉诗中的甲午战争》,“惜也未能避免上述疵点”,也即是说,仍然不合学术规范。证据是,我把“一个日本少将之作”中的“屠清京”与“一个少尉之作”中的“屠盛京”坐实了,是犯了仅“从诗句断定日本‘军事行动的最终目的地实在是北京’,这是把诗当做史读了”的严重错误。陈先生并征引一八五四年尚被幕府关押待决的吉田松阴关于“夺满洲,来朝鲜”的话,教导我说,无论如何,以“囚徒之身”写出的“这些狂言妄想”,并不能“直接视为日本当时的‘战略目标’”。
  关于“以诗证史”问题,文史研究中虽有此一法,我却还不致轻率到把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信以为真。我倒是疑心陈卫平先生太急于得出“总的感觉”,而没有耐心读完我的文章,因为在“少尉”等人的汉诗下面,明明征引了一段史述。为避免读者翻检之劳,我还是做一回文抄公吧:
  盖扫荡北洋敌舰,把握韩、清二海权,略辽阳、奉天而树旗于渤海湾头者,是为前期战。全军渡海,置大总督府于旅顺,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破山海关,取大沽炮台,进而陷北京城者,是为后期战。所谓“扼喉拊背”者也。
  引文之后,我还特别加了说明:“这一战争意图深入军心,才会有上述诸人攻占北京的狂言。”这些文字可惜陈先生没看到。
  假如嫌这段由《征清诗史》作者高桥贞转述的“战略纲领”不够权威,我可以再从当年日本的官方文件中摘抄几句,以为“事实论证”。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四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提出“应进攻威海卫并攻略台湾之方略”。开篇即讲到,日军战略部署有甲、乙两方案:
  第一、第二军已如乙案之预定,筹划悉当,一方面以连战连胜将敌兵驱逐于韩境之外,进而逾鸭绿江,略取九连、凤凰两城;另方面则攻陷金州、旅顺,扼渤海之锁钥,分别完成其任务,均不遗余力。
  “甲案”则是以“第一军留守于九连城,举其余之主力进袭奉天,进而向南攻击北京,第二军亦将守兵置于金州半岛,余皆渡海而叩山海关,循海岸陷天津,以使两军相应援”。
  虽然由于冬季严寒,海口结冰,伊藤博文对是否立即实行甲案持否定态度,但也只是要求推迟而非反对此早经决定之作战方案。他更进一步提出化不利为有利、以争取时机的方略,即进攻威海卫,消灭北洋海军主力。“待春暖时清廷犹踌躇而无向我请降之意,则进而坚决实行前此之甲案,以水陆连胜之余勇,陷山海关,进迫天津、北京”(《机密日清战争·伊藤总理大臣提出应进攻威海卫并攻略台湾之方略》,《中日战争》续编第七册)。此议也得到了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征清第一军司令官、大将山县有朋的支持,他还具体阐述了攻击威海卫得手后,对于实行第一作战方案有诸多便利:“消灭敌之北洋舰队”;“解冻后应于直隶平原整顿陆军作战之各种准备,并使之容易实现”;“使陆军于盛京及直隶平原独立进行作战”;“将海军运用于中国东南沿海予敌以重大损伤”。最后还表示:“臣虽不肖”,亦“当为此而抛身命,并欲陷敌国都”,以实现前文所说“尽全力陷敌之首都,使彼结城下之盟”的“第一策”(《机密日清战争·山县大将奏议二则》,同上书)。
  先攻占奉天(即沈阳)、后夺取北京的战略步骤,并非只是日本高层人物才得与闻的军事机密,而实已深入灌输到每个士兵。征清第一军公开发布的“开诚忠告十八行省之豪杰”的告示中,便直白地宣布:“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日军司令官晓谕、告示及文书·日本第一军告示》,同上书)也因此,当时流传的日本军歌《连战连胜》里,才会公然出现“追逐逃跑的敌兵,进入奉天城”、“追击遁逃的敌舰,冲向北京城”这类歌词(参见笔者《军歌》一文,刊《读书》二○○○年第六期)。
  不消说,一个执行作战命令的日本军人(无论是少将、少尉还是士兵),与狱中的囚犯本没有可比性。但指出,诸如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不少明治政府的高官,均出自吉田松阴门下,应该不算是题外话。则“囚徒”的“狂言妄想”最终成为日本的“战略目标”,其间本不存在鸿沟,也绝非一句“这些言论后来被利用是事实”(见陈卫平《我们今天怎样研究日本》)便可撇清。
  《读书》杂志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月刊,凡是书及与书有关的人、事、现象都是《读书》关注的范围,内容涉及重要的文化现象和社会思潮,包容文史哲和社会科学,以及建筑、美术、影视、舞台等艺术评论和部分自然科学,向以引领思潮而闻名。
  《读书》的宗旨是:展示读书人的思想和智慧,凝聚对当代生活的人文关怀。
  《读书》创刊于1979年4月10日。杂志的主要支持者与撰稿人多为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