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民法自由的缺失

　　“权贵资本主义”也好，“小偷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也好，其反映的问题，在理论上，叫做“所有权的取得”，它属于我们现在常说的“产权”问题，属于“民法学”。
　　国家保护产权，是民法学的一条基本原则，它也是个政治学的理论问题，是关于国家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我们时常说的“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我们承认国家保护产权的原则，那么“公有化”也好、“私有化”也好，正确的理解，只能是产权在市场上的交易即买卖关系。按照这个原则，无论侵犯私人财产还是侵犯国家财产，都是错误的。前苏联的“权贵”们，利用经济转型期的混乱、钻经济失序的法律空子，侵吞国家财产，搞的所谓“权贵资本主义”，同“小偷”、“强盗”的行为，在性质上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多了一些商业和金融运作的技巧罢了。
　　“资本主义”也是有原则的，这就是保护产权的法律。在发达国家，这些法律不仅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而且执行得相当严格。因此，“权贵资本主义”、“小偷资本主义”、“强盗资本主义”以及别的什么“模式”，凡是侵犯他人和国家财产的，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当然，产生这种现象也是有原因的。由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尖锐对立，我们时常把人间的一切罪恶都加在“资本主义”的头上，把资本主义当作“罪恶的渊薮”。这种认识，无疑是不对的，马克思就不赞成。不过这也不奇怪。就像战场上的敌人，很难对敌方作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尤其在道德上。这种“冷战思维”，双方都有，其影响至今犹存。再加上我们在所谓“计划经济”时代长期压制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改革开放，人们追求财富的欲望一下子势如喷涌地迸发出来，而建立产权秩序的法制却严重滞后，经济生活难免混乱失序，这也使人们的道德感发生迷失。
　　这是道德观念方面的原因。倘若我们仅在道德范畴讨论问题，就会陷入困境，“人性”如此，有什么办法可想呢？可社会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就要求我们应当以理性的态度来研究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问题。包括道德问题，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一个知识问题。“资本主义”的法律，这里主要说保护产权的民法学，是一门庞大而精湛的知识体系。民法学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有严谨精湛的学术，有许多法学院校培养专业人才，有大批训练有素的政府官员、包括称为“不拿薪水的公务员”的律师来执法；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积以时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会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法制秩序，只有获得“广泛的伦理基础”，才能真正稳固和完善起来。这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基础。经济学讲的“看不见的手”，绝不是“小偷”的“三只手”，也不是“权贵”和“强盗”、黑社会的“黑手”。
　　可是，由于在“冷战”和“计划经济”时代，民法学的知识体系在我们这里派不上什么用场，时间长了，便消亡了，中断了。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程度不同，情况也类似。据说在捷克，由于民法传统深厚，保存下来的民法资源较多，情况就好一点，其体制转型比较顺利，这是原因之一。在这方面，中国和苏联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俄罗斯民族有民法传统的历史很长，在帝俄时代就有民法；在苏联时代，在一九二二年就制订了《苏俄民法典》，当然很简略；在叶利钦时，俄罗斯已经公布了新的《民法典》，民法的知识框架已经有了。而在中国，民法学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缺憾，祖先没有给我们留下这份遗产，中国因而被称为“没有民法传统的民族”；二十世纪初，我们从世界引进了这门学问，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又把它丢掉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法学中断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我们现在仍然没有自己的《民法典》。
　　如果把问题归结于科学和知识，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了。
　　对改革开放前的时代，我们的理论界约定俗成地称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我觉得这个提法，没有反映那个时代的实质；应该称为“战时体制”或者“战时共产主义体制”。这样才能反映：一是国家不保护私人资本的产权，二是因为“战时”。我认为，对我们当时选择那样的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化地说是“失误”，而是基本上由客观情势决定，必须那样做。这一是“冷战”的国际格局，二是中国一百年不断“挨打”的历史。“救亡图存”的需要压倒一切，生存的权利高于财产的权利。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转变的时机晚了一些，但人不是上帝，不可能全智全能，而且任何一种制度建立起来以后，都会有一种惯性。若和苏联相比，中国的转变，还算是比较及时的。
　　林毅夫有篇论文《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其中讲到“政策失败”，即改革战略决策失败的几个原因。有一条是“社会科学知识的缺失”。对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是一个重要的警戒，这是学术界的事。记得十几年前，有位人大代表在电视里说过：我们的社会科学，是“贫困的哲学，危机的历史学，混乱的经济学，幼稚的法学”。这个话讲得很刻薄，却不无道理。其他学科的情况不说了，就说民法学吧。有句话说得好：“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主要就是指民法。我国经济生活存在的许多问题，包括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在理论方面的原因，其源盖出于民法资源的缺失。民法资源的缺失，正在严重威胁我国经济改革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