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错在勒热讷

　　看到这个拗口的题目，有人也许会皱起眉头：“这是什么意思？”
　　本人无意故弄玄虚，只不过模仿了一本名为《错在卢梭》(La Faute à Rousseau)的法国杂志的名字。
　　卢梭是十八世纪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勒热讷是谁？他何错之有？
　　菲力浦·勒热讷(Philippe Lejeune)是巴黎第十三大学讲授法国文学的教师，将他与卢梭联系在一起的是“自传”一词。
　　如果从自传史的角度看，卢梭是法国、乃至西方自传写作的第一人，他的《忏悔录》是现代自传的发轫之作。在他之前虽有众多讲述个人生活经历的第一人称叙事作品，但它们被称为忏悔录或回忆录更为恰当。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忏悔作品名为写“我”，实为写神，通过讲述“我”的丑陋、肮脏、堕落来歌颂神的至尊至善至能，“我”只是一个陪衬。所以此类作品与其说是自传，不如说是“神赞”。而那些达官贵人或他们的身边之人所写的回忆录重在讲述作者所参与或目睹的内外战争、宫廷争斗等历史事件，“我”只是一个证人，对“我”的内心鲜有触及，所以此类作品与其说是自传，不如说是“史记”。是卢梭第一次将实实在在、有血有肉的“我”搬上了解剖台，全面展示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深刻剖析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的角角落落，复原出一个血肉丰满的自我形象。他的《忏悔录》名为忏悔，实为自辩，“我”不再是一个罪人，而是一个与众不同、傲视众生的无辜者。“我”占据了叙事的整个前台，上帝和历史几乎没有任何位置，所以卢梭夸口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但卢梭的话只说对了一半：没有先例倒是事实，而“将来不会有人仿效”则是卢梭料错了。事实上，在卢梭之后，十九和二十世纪的许多作家，如雷迪夫、夏多布里昂、乔治·桑、司汤达等均以卢梭为参照，或以之为榜样，或与之相区别，写起了自己的一生，卢梭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一个影子。勒热讷是法国自传研究的奠基人。一九六九年，当三十岁出头的勒热讷选择了自传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时，他面对的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所能参考的只有古斯多夫和斯塔洛宾斯基的几篇文章，就像卢梭当年所能参照的只有蒙田的《随笔集》一样。于是，和卢梭一样，他也开始了一项没有先例的艰巨工作，第一次将自传当作一种体裁，而不是仅仅作为研究作者生平的参考资料来加以研究。从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六年，他相继发表《法国的自传》、《自传契约》、《“我”是另一个》等著作，奠定了自传研究的基础。他首次给自传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当某个人主要强调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时，我们把这个人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称作自传)；他提出了“自传契约”的概念，并把自传与其邻近的形式，如回忆录、自传体小说、日记、随笔等做了明确的区分；他经过潜心研读，总结出法国历史上从古至今的一份自传作品清单……之后，自传研究在法国和西方迅速走红，不仅进入了大学课堂，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而且进入了教师资格考试的论题中。论述自传的文章和著作更如雨后春笋，大有和传统三大体裁的研究看齐之势。勒热讷的名字成为后来的研究者摆脱不了的影子，不论他们佐证自己的观点，还是批驳勒热讷的观点，勒热讷的自传定义、“自传契约”等概念几乎成为他们绕不开的名词，成为他们的论述的重要坐标。
　　如果说勒热讷早期的研究是以卢梭、司汤达、纪德、萨特等作家的自传为对象，还和文学沾亲带故的话，那么，他后来的研究越来越边缘，他将触角伸向一个比一个更寂寞的角落。一九八七年，他转向另一种形式的写作——日记的研究。在他之前，虽已有人发表过研究日记的专著，但他们所分析的均为作家或名人(如龚古尔兄弟、纪德等)生前公开发表的日记。勒热讷认为它们并不能代表真正的日记，一是因为大部分写日记的人都是些普普通通之人，而名人和作家的日记只是沧海一粟；二是因为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而发表的日记都是经过删节或加工的，其动机和真实性都很可疑，这样的日记就像浸过水的火柴一样失去了闪光的精髓。可是普通人的日记到哪里去找呢？图书馆和档案馆是很少收藏私人日记的，日记大都散落于各个家庭，但隐私日记不是用来示人的，它们最后的命运也许就是被付之一炬。于是他像社会学家一样，先从调查入手。从一九八七年开始，他先后向一千五百余人发放了调查问卷，走访了各行业、各阶层的人士，了解他们对日记的态度和实践。一九八八年，他通过《文学杂志》发出倡议，让读者讲述他们的日记写作体会。他共收到四十七封回信，每封信都像是一个微型自传。他将这四十七封信略做归类和整理，以《亲爱的本子……》为题出版。
　　和自传相比，日记是一种更不入流、更不成型的写作方式。《亲爱的本子……》出版后，一些人对勒热讷的研究表示了困惑甚至不屑。在一次讨论会上，当他介绍完自己的研究之后，一位同行揶揄道：“你所谓的文学还有没有界限了？”更有一位惊恐地叫了起来：“这简直是社会学！”一位名叫马克·里日莱的文学爱好者对于勒热讷竟将一些不会写作、更不会创作的普普通通的无名之辈的日记当作研究的对象感到怒不可遏，在一本杂志上发表《关于隐私日记的公开信》，表达了人们对日记的蔑视态度。这位读者认为，文学首先是“表达和交流领域的，或书面或口头的、由成功的语言作品构成的一个整体”，文学研究注重的应是具有普遍性的感情，判定一部作品优劣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具有典型形象和象征意义，而日记不过是儿戏，它宣泄的是一种纯粹个人化的体验，将其当作文学无异于将一些衣冠不整、举止不雅的乡巴佬领进一场高雅的音乐会。勒热讷针锋相对地也写了一篇《关于隐私日记的公开信，答马克·里日莱》，旗帜鲜明地为日记辩护。在他看来，体裁本无优劣，就像人本无高低贵贱之分一样。文学不是由“成功的语言作品构成的整体”，不是供奉杰作的先贤祠，不是被神圣化了的象牙塔，文学是帮助人生活和交流的一种实践。作为研究者，不应先验地将文学分为成功的实践和失败的实践，而将后者排除在研究之外，而应对一切写作活动和方式一视同仁地进行研究。(何况判定“成功”和“失败”的标准从古至今有谁能说清呢？)并非只有交响乐才称得上音乐，爵士乐、流行音乐同样拥有千千万万的听众；并非只有著名指挥领导的乐队的演出值得欣赏，业余乐队有时也是才华横溢；并非只有奥运项目才值得观看，民间项目同样趣味无穷；并非只有决赛才值得欣赏和评判，普通的比赛同样不乏精彩的场次；并非只有卢浮宫里的藏品才称得上是艺术品，它们在进入卢浮宫身价倍增之前恰恰散落于乡野市井之间。被视为高雅文学的诗歌、小说和戏剧也充斥着平庸之作，而文学殿堂之外、散落于民间的自传和日记中则不乏撼人心魄的佳作。日记作为一种古来有之的写作活动，既然被千千万万的人所爱好和从事，它其中必定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人性的因素。当然，勒热讷也意识到，很难单纯地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日记，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或人类学的背景，从跨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因为日记首先不是一种文本或文学体裁，而是一种行为。它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然后才是一种写作方式。较之文学界同行，他更经常接触的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
　　《亲爱的本子……》发表后，一位女读者送来了她的曾祖母于一八六二——一八六九年间所写的日记。勒热讷一口气读完了这份一千余页的日记，深深地被吸引住了。他也从中受到了启发：既然那些正在写作中的日记羞于示人，那么我们可以读上个世纪的日记，因为它们的作者已经作古，公开他们的隐私无损于他们的名声，更何况他们都是些普通人。于是他通过媒体发出了征集前一世纪家庭隐私日记的启事。不到一年时间，他就收到一百一十七份十九世纪年轻姑娘们的日记。阅读这些日记，他好像穿越了时间的隧道，看到了上个世纪妇女的生活状况和心态。更重要的是，他读到了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和生命，那倾泻于字里行间的毫无矫饰、直白率真的真情实感像涓涓细流扑面而来。这是真正的个体生命之流，而不是文学作品中被赋予太多象征意义、被浓缩成一个个符号的人物。
　　有了此次经历，勒热讷意识到民间散落着成千上万普通人所写的自传和日记。出版商对此不感兴趣，因为它们不会带来利润，他们把眼睛盯在名人身上；历史学家对此也不感兴趣，因为它们与重大历史事件无关；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学批评家对此也不感兴趣。但是勒热讷却感到如果将这些民间的自传和日记搜集起来，那也是一个无价的宝库。在此之前，法国之外已经有了一个成功的先例。一位名叫萨维里奥·图蒂托的意大利人于一九八四年在托斯卡纳地区的一个名叫皮埃尔·S·斯泰法诺的小镇创立了一个“国家日记档案馆”，用来收藏普通人无缘发表的日记和自传。该镇已成为全意大利的自传之都。它每年都举办一次全国规模的自传比赛，每年收到约两百部自传手稿，如今该档案馆已收藏了三千余份自传和日记。受此启发，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法国的一些自传爱好者和研究者在勒热讷家聚会，成立了“自传协会”(APA)，用于接收、阅读和保存普通人的自传，保卫一种被轻蔑、被忽视的体裁。今天“自传协会”已经拥有七百多名会员，大家出于对自传和日记的兴趣走到了一起。它每年收到五十余部自传或日记手稿，保存在里昂附近一个小镇(Amberieu－en－Bugey)的图书馆中，这里是法国的自传之都。它出版有自己的刊物——《错在卢梭》，每年出版三期，每年三月在巴黎召开一次圆桌会议，就某一主题展开讨论。勒热讷虽不是协会的主席和刊物的主编，却是协会和刊物的灵魂。协会不是一个学术机构，对收到的自传不进行研究，也不帮助作者出版，更不评判孰优孰劣，而是采取一种倾听和欢迎的态度。十几位成员组成评阅组，他们的任务就是阅读和欣赏。评阅组成员大约每六周聚会一次，席间把近来收到的手稿根据各位成员的兴趣进行分发。成员每读完一份自传手稿要写一份简报，对作品的结构、内容、文体等做出描述。这些简报将刊登在协会的一份检索性刊物——《保存记忆》中。尽管收到的作品长短不一(短则数页，长则数千页)，文学水平亦有高有低，但每份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每当打开一份手稿，成员们就像打开一扇心灵之门，随作者经历和体味着生活的苦与乐，泪与笑。这些作品的魅力在于人们在阅读之前永远也无法猜到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原来普通人的一生也是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原来芸芸众生也有着如此丰富和细腻的感情。协会经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一位六十多岁的同性恋男人经过再三犹豫，先是一本本，后是一捆捆地寄来了他一生所写的六十多本日记；一位七十五岁的妇女送来了她从一九三八年就开始写的二十六本日记，长达五千余页。通常，一部手稿要经过数人阅读，然后大家交流读后的感受，尤其是乐趣。但协会遵守一条原则，就是永不将这些手稿发表。尽管这些作品为正统的学术研究所不屑，但协会成员却自得其乐。
　　在勒热讷对自传的定义中，他将个性视作自传的一个本质特征，卢梭的《忏悔录》正是因为刻画了卢梭的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个性而被勒热讷立为自传的典型和原型。勒热讷也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学者，不仅他的研究很是边缘，就是他的著述也不那么“规矩”。我们从一接受学术训练就被告知，写论文时是要避免出现“我”这个人称代词的，“我”好像是一种瑕疵，一种首先必须剔除的杂质。如果非要表达个人观点，也应将“我”用“我们”来代替，以示谦虚。但勒热讷除了早期的著述还遵循着这一学术规范外，以后的文章中则满篇充斥着这个突兀的、令人不舒服的“我”，以致有一本刊物在准备发表他的文章时，要求他把文中的“我”全都改为“我们”。他不仅偏爱这个作主语的“我”，也同样喜欢作宾语的“我”：他不仅在书的序跋中，而且经常在正文中详细讲述他研究自传和日记的经历，他称之为他的“学术自传”。这并非王婆卖瓜，而是为了启迪一种方法，一种游离于学术规范之外的方法。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请他介绍一下近三十年来其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于是勒热讷又用第一人称做起了他的“学术自传”。他吃惊地发现其他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再听听其他与会者的发言，个个都是在做学术报告，通篇与“我”无关。那一刻，勒热讷觉得自己很“边缘”。他虽被视为自传研究的专家，但他的书并不像学术专著，没有宏大艰深的理论，没有缜密严谨的推理，没有引经据典的论证。他的书更像蒙田的《随笔集》和卢梭的《漫步遐想录》，娓娓道来，不拘一格，有时还夹叙夹议。更有甚者，在《小姐们的“我”》和《亲爱的屏幕》中，他把自己的日记也置入书中。这些日记记录的是他在研究十九世纪年轻姑娘的日记和当下网上日记时的体会和思考，虽然并不成熟，但不乏睿智的火花。
　　卢梭视人格的独立和自由为生命。一七五二年，卢梭写了一部歌剧《乡村卜师》，该剧在王宫中上演，大获成功，国王为之感动，遂决定赐给卢梭一份年金，这对于居无定所、靠抄乐谱为生的卢梭来说可谓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卢梭拒绝了，因为接受了年金等于戴上了一副枷锁，“有了年金，真理完蛋了，自由也完蛋了，勇气也完蛋了。从此以后怎么还能谈独立和淡泊呢？一接受这笔年金，我就只得阿谀奉承，或者噤若寒蝉了”(《忏悔录》)。勒热讷虽然不是刻意模仿卢梭，倒也颇有些卢梭的遗风，文如其人，人如其文。在法国，教师的职称虽不与住房、岗位津贴等物质利益挂钩，但也是学界之人孜孜以求的荣誉，学术界也是一个名利场。勒热讷身为大学教师，却懒于参加职称评定，虽然已年逾六十，著作等身，鼎鼎大名，他却始终不是教授。但他并不以此为耻，盖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在其著述的作者简介中，我们很难发现职称这一项。
　　的确，曾经做过仆人、终生为平民的卢梭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在尊崇贵族的十八世纪是一种错误，所以勒热讷将“自传协会”的刊物定名为《错在卢梭》。但卢梭的错误造就了一部伟大的作品，开创了现代自传之先河。勒热讷为被视为“野猫野狗”的普通人的自传和日记著书立说，这在许多人眼中也是一种错误。但是，谁知勒热讷的错误不会开辟一片新天地，造就一门新“显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