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未来话语

　　在上个世纪里，特别是上世纪的后半期，全球化、现代化、自由主义、知识经济等主流话语把未来描述得阳光灿烂。但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民族主义仍在顽强地生长；在生产获得史无前例的大发展后，国家、地区和人群中的经济差距继续扩大；当自由被当作最高价值推崇的时候，人们发现自由与民主时有抵触；在科学昌明、教育普及的今天，人们无奈地叹息道德崩坏、世风日下，人们迫切地需要信仰的力量来维持内心的宁静；发展是硬道理，生产发展历来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基本尺度。但当生产活动触及到环境与生态的边界时，传统的价值坐标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全球化的确激发出人们许许多多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马歇尔·麦克卢汉把世界称为“地球村”，巴克敏斯特·福勒把我们的星球誉为“地球号太空船”。人们原以为资本的国际大循环、日益增加的经济贸易联系能消除人类彼此的差别与分歧，全球化会把全人类带入地球村中和睦相处。然而，现实与愿望相去甚远。一九九四年元旦，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宣告成立，同一天，墨西哥萨帕塔解放军宣布起义以示决裂与抗议。墨西哥印第安农民的枪声使西方的社会学家们大跌眼镜，按照教科书上的经典，农民起义是属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史实，全球化早把这一页翻过去了。
　　迄今为止的历史表明：全球化只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全球化的实践使“地球村”断裂为南北两大板块，北方“金十亿”富裕幸福、直上云天，南方贫穷的五十亿却堕入尘埃。全球化导致了全球分裂化。
　　全球化使西方以外的弱势民族日益边缘化，民族主义便本能地生发于处于边缘的弱势民族的内心。不管西方的主流话语多么振振有词，只要全球化的逻辑是排斥多数民族的，那么民族主义就注定要成为边缘化民族与人民的精神需要与思想武器。
　　在二十世纪以苏联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西方以外的民族主义也许是抗拒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为人类未来保留非资本主义‘基因”的惟一的一种现实力量。
　　平等是人类精神的要素之一。中国的大同理想，西方的基督精神，伊斯兰的教义无不具有平等的诉求。孔德看到了基督教的一个个“神迹”，在以追求现世幸福为取向的科学的胜利面前破灭。他试图建立人道教，以此在世俗化的社会中重建共同的信仰，作为平等的精神基础。但他没有成功。斯宾塞想创立另一个爱的宗教，同样也没有成功。近代以马克思学说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第一次用阶级对立和阶级解放为解释系统论证了一种崭新的平等观念并大规模以社会革命为手段付诸实施。二十世纪的几代人经历或目睹了这一过程与结果。
　　平等在事实上的远去，不仅没能使人们丧失对平等的信念，反倒使平等的话语更具有道德的感召力。
　　自由主义者一直用‘效率”为平等的缺失做辩护。经济决定论者也在一旁劝诫人们至少暂时克制平等的愿望，等待经济水平的提升，等到“蛋糕”做得足够大了，等到“涓滴效应”发挥作用。在这方面最著名的要数库兹涅茨的所谓的倒U理论，据这个理论，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的人均GDP达到一定的水平，社会差距就会逐步停止扩大，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差距还会有所缩小。可是，当今世界不仅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差距在扩大，据说已进入了‘后工业社会”的、人均GDP超过三万美元的美国的贫富差距也仍然在扩大。据测算，二十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16，在世界上属于分配最为平均的国家之列。那时，人们甚至嫌平等太多了，认为它妨碍了大家致富，砸‘铁饭碗”成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今天，新的基尼系数据说已达到了0.44。短短二十年的发展至少已经使中国在社会差距方面进入了世界前列。当然，这测算准不准是可以讨论的，但是，中国社会差距在不断的扩大，应是不争的事实。
　　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主一词在中国的声名日隆，民主被认为是最优的制度安排。然而，民主毕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件舶来品，到中国后一直有些水土不服，中国人在寻求民主的路上历尽了坎坷。
　　依毛泽东的逻辑，民主应当是为他一生所念念不忘的“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精神文化上全面、彻底的平等，人人参与、人人做主，“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自豪地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中国成为“新中国”之后，仅过了十七年，他沮丧地发现：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其实是个官僚、特权的制度。于是，他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全面颠覆上层建筑，与传统做最彻底的决裂。然而‘文革”毕竟没有解决民主问题。它至少使我们有了一个机会认识原有体制下实行民主的内在矛盾性。
　　历史终于翻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一页。民主、自由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在中国被当作最高价值推崇，市场经济则被认定是民主与自由的物质基础与天然保障。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人们对其实践的熟悉，越来越多的人终于意识到自由与民主竟然是抵触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仅仅是‘机会的平等”，即人们在‘起点”上的平等，而经过“自由”的竞争，结果肯定是不平等的。一位坦率的自由主义学者坦言了这中间的矛盾：市场带来的“自由”，即你可以自由地成为有产者，也可能被自由地剥夺得一干二净。如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自由仅仅是被剥夺的自由，这种自由的价值何在呢？但“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强制的社会力量——不管你愿不愿意，必须有人作出牺牲。
　　记得九十年代初期的一段时间里，伦理学界曾就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进步与否进行了一场激辩。虽然辩论双方都没能说服对手，而时间却为人们做了裁决。科学昌明、教育普及、生活富裕能消除人类面临的一切困难，满足人们所有的愿望，进而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事实没有印证经济决定论者们的推论，事实表明科学与财富不是万能的。
　　道德的崩坏是因为信仰的缺失。没有信仰，即不承认现实利益以外的价值，不相信在自己以外有更强大的、更权威的力量存在，自然也不会接受自己需求以外的规制。换言之，实际上他是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的名字叫“利益最大化”，也就是“理性”。不少人原以为理性可以为人们安排好一切，无需道德帮忙。而事实把人们的心情搅乱了。
　　人具有主体性，永远张望着未来，解读着意义。人的精神与思想总是在此岸与彼岸之间。科学可以提供通向彼岸的桥梁。然而，科学的真理是相对的，它自身的发展也是无限的，它不能解释一切，满足一切。科学能够使人接近彼岸，却无法使人抵达。于是，信仰便从科学的尽头生发，存于科学之外。信仰是人抵达彼岸的一座精神的桥梁，它使人们在克制与超越中自我地实现和满足，即所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也许科学不屑于信仰，甚至以为纯属虚妄，那个子虚乌有的“上帝”在哪里？答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现代天文学可以使人类的目光延伸到数十亿光年的宇宙深处，高能物理学在探寻夸克中的奥秘，据说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上帝”当然不在那些地方，他在哪里？其实他就在人们的心里。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总体上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类的思想一度为乐观的情绪所笼罩。人们憧憬着更加富裕的生活，期望科学技术的进步能为人类开辟致富的无限坦途。即使是最激进的、最具批判性的社会思想也都在一般意义上肯定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的进步作用；即使看到技术和生产发展带来的问题，也是将其视为‘发展中的问题”，而且需要通过新的发展来加以解决。人类一直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强大最终征服自然，满足人类所有对象化的物质需要。
　　在自然环境与生态所能允许的可能性空间中，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获得充分发展后，工业社会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体系便完成了历史使命，它促使人类最大限度地张扬了自我，又将人类推至毁灭的边缘。终于人们意识到，也许自然界终究不能无限地满足人类的物质欲求。此时，人类意识中一场绿色的变革开始了。绿色话语表现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一种新的自然历史观，它既不是原始宗教中的人对自然的敬畏与臣服，也没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征服自然的激情与豪迈，绿色的话语希望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起平等与和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