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在《读书》谈的是清华大学的几位老师，现在谈谈北大的老师。
北大是所老学堂，冯友兰先生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第一堂课时说，当年(大约是一九一六年前后)他在北大当学生时听“中国哲学史”课，讲课的是一位老先生，讲了一个学期还没有将文王周公的哲学讲完。蔡元培先生提倡兼容并包，才逐渐改变这种情况。陈独秀和胡适先生虽先后担任文科学长和文学院长，但他们的思想在哲学系并没有扎根，北大哲学系始终以学习哲学史为重点。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北大哲学系已经形成以研究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并重的学术局面，这是一九三九年由汤用彤先生担任系主任后逐渐确定下来的。
汤先生从小在家庭中受到严格的国学训练，他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绪言中自述：“幼秉庭训，早览乙部”，已经打下了基础。清华学堂毕业后，去美国学习西方哲学，在哈佛研究院时又学梵文和巴利文，掌握了研究印度哲学和佛学的工具。当时便有志于以西方的方法整理国故，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吴宓、陈寅恪先生以此共勉，人称“哈佛三杰”。汤先生回国以后，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但他认为要学习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懂得外国哲学史，包括西方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因此他要求学生读西方哲学家的原著，了解他们使用的概念、范畴和推论方法，对于研究中国哲学史是很有用处的。汤先生主张以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而他自己对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也是精通的。在课堂上他不讲繁琐的考据，但在著作中他使用考据的方法辨别史料的真伪、分析歧义，常能发人之未见，提出令人信服的创见。汤先生学通中外，既能开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又能开西方哲学史的课程，而“印度哲学史”一课，在联大一直是由汤先生讲授的。一位教授能兼开这样三种不同的哲学史课，除汤先生外我还不知有第二人。
汤先生学问如此渊博，但他不主张只学习研究哲学通史，而是提倡学断代史，认为只有专门研究某一时期的哲学史，甚至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才能得到深入的成果。他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主要集中在魏晋玄学和隋唐佛学两段。这段时期正是中国哲学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时期：原来的两汉经学已经衰落，佛教与道教思想兴起。魏晋时期社会动荡，思想崇尚清谈，前人对这段时期的哲学较少研究；据汤先生亲传弟子任继愈先生说，连“玄学”这个名称，也是汤先生最初提出的。汤先生抓住了这个关键时期的研究，就将以后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的发展线索理清楚了。汤先生自己开的课程，除“印度哲学史”是通史外，其他“魏晋玄学”、“大陆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斯宾诺莎哲学”等，都是断代史和专人史。汤先生指导学生也进行这种断代的、专门的研究，在西方哲学方面，他在东南大学的学生陈康先生是希腊哲学史专家，他在南开大学的学生郑昕先生是康德专家；在中国哲学方面，王明先生是道教专家，任继愈先生是佛学和理学的专家。通过这种断代史的研究，才能使哲学史研究工作深入发展。
汤先生注重比较的研究，如在讲魏晋玄学时，以王弼的“以无为本”与郭象的“有”进行对比分析；但他也重视中外哲学的对比，在讲中国哲学家的概念、范畴时，往往和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做对比，因为西方哲学的概念有比较明确的定义，容易帮助学生理解。但是汤先生也一定要分析它们之间的同异，说明中西哲学各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将它们混同。因此他讲的中国哲学史课就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史课就是西方哲学，分得清清楚楚。汤先生平时讲话不多，有点讷于言辞；但在讲课时却好像换了一个人，从这种学说的起源、主要的范畴和论证，到它的发展和影响，滔滔不绝；旁征博引，分析细致，逻辑严密，引人入胜。
因此汤先生十分重视哲学家的原著，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有关的哲学家著作，指定某些章节；有时在课堂上提出某个问题，要学生自己去读书思考，寻求解决；当学生回答得不够满意时，他还会告诉你应当到某章某节中去寻求答案。他是这样苦心地教导学生，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学会读书的方法。
贺麟先生写了不少文章著作，他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他认为“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华北日报>哲学副刊发刊辞》)。将哲学看做是人生的修养，足见贺先生受中国传统影响之深。他虽然出国多年接受西方哲学教育，但对中西方哲学的关系有他自己的看法：“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国哲学，甚或印度哲学，都是整个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方面。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
当时在研究中西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人强调它们的不同，有人强调它们的相同。贺先生属于后者，主张它们有绝对的同：因为哲学就是寻求真理，而真理只有一个，贺先生常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中国人能够理解西方哲学，西方人也能理解中国哲学。贺先生讲“哲学概论”课时，以这种追求真理的热情，对中西哲学尽力做到撷取精华、融会贯通，因此吸引了许多学生。陈修斋在重庆政治大学学习时，就是因为听了贺先生的“哲学概论”课，“仿佛把自己的心扉一下打开，感到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新天地”。终于放弃了他的外交专业，转而跟随贺先生研究哲学。
我们在二年级上“哲学概论”课时，适值贺先生去重庆讲学，选的是郑昕先生讲的概论课。直到四年级时才选贺先生的“黑格尔哲学”课，我们同班五个学生(邓艾民、杨中慎、曹贞固兄均已先后去世，高崇学兄一直没有联系)就在晚上到北门街贺先生家中上课。贺先生讲黑格尔哲学时常和中国哲学联系，尤其是常和王阳明哲学联系；我们觉得很难理解：客观唯心论的黑格尔哲学和主观唯心论的王阳明思想怎么能联到一起？有一次我们向他提出问题，竟争辩起来，贺先生有点不大高兴，不欢而散。下星期我们再去上课时，贺师母亲自煮点心给我们吃；贺先生知道我们这几个学生当时的政治倾向和他不同，但他是宽厚的儒者，后来还尽量给我们帮助。
贺先生虽然以研究和讲授西方哲学为他的主要工作，但他一心向往的却还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前途。他是现今流行的“新儒学”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一九四一年他发表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被称为新儒家的宣言书。他说：“儒家思想，就其为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而言，乃是自尧舜禹汤文武成康周公孔子以来最古最旧的思想；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发展而言，就其在变迁中、发展中、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与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也可以说是最新的新思想。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里，我们可以得到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由此可见贺先生所说的儒家思想，并不是专指狭义的孔孟学派的思想，而是指中国人传统文化的思想。所以他提倡的新儒学，实际上是主张以古今中外的一切优秀思想来丰富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思想。在中国哲学方面，他赞同提倡一切非儒家的思想，以诸子之学发挥孔孟；但他更重视的却是要输入和吸收西方的哲学。他说：“假如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则儒家思想就会生存、复活而有发展。”所以贺先生所说的新儒学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古今中外哲学中一切优秀思想的大融合。我以为，黑格尔是将西方哲学思想中的优秀的因素综合起来，组织成为一个庞大的发展的哲学体系，而贺先生却是在心中酝酿着要将中外古今哲学思想中一切优秀的成分综合起来，组织成一个更为庞大的发展的哲学体系。可惜他的这个雄心，后来没有能够实现。
贺先生是黑格尔专家，但熟识他的人却以为斯宾诺莎的生平和思想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他喜欢引用哲学史家文德尔班纪念斯宾诺莎的那句话：“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对斯宾诺莎一再遭受放逐，过着磨镜片的贫苦生活，仍孜孜不倦地研究哲学的精神赞不绝口。由此想到后来在一九五七年他敢于挺身而出，坚持“唯心论中有好东西”，反对教条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他解释唯心论的心，并不是心理意义的心，而是逻辑意义的心。认为心和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心为物的本质，物为心的表现。所以在宋明理学中，他特别喜爱陆象山和王阳明的心学。前面说过，北大的教授重视哲学史而不重视哲学体系，贺先生是惟一例外，他是既重视哲学史，又重视哲学体系的。有人说：冯友兰先生创造的体系是“新理学”，贺先生如果创造体系，一定是“新心学”。
我们在二年级时听郑昕先生讲“哲学概论”课。其实郑先生讲的并不是哲学的概论，而是康德哲学的概论，所以一开始就将我们引入一个高深不可测的境界。那一年我们才同时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要到第二学期才能学到康德哲学的基本知识；可是郑先生一下子就将康德哲学的那些难懂的术语概念堆在我们面前，又很少做必要的解释，让我们如坠五里雾中。我在课堂上是很会记笔记的，能将老师讲的话几乎逐句都记下来，但在听郑先生的课时，往往只能束手记不下去，因为郑先生讲课有点像天马行空，他正在讲这个问题时，忽然又跳到另一个问题；也许他是觉得补讲一下那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可是我们却觉得原来好容易才掌握的逻辑线索，又一下子被打断了。下课后互相询问，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敢说自己是听懂的。但是郑先生讲课时是那么认真，他在上面讲述康德哲学，好像是在介绍一件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那么真诚。无论在哪堂课上他都要讲到康德的那句名言：“悟性不从自然中求它的先天的规律，而是在自然前颁布它的先天的规律。”有时则将它简化为“为自然立法”。郑先生讲到这里时总是眉飞色舞，发出欢乐的笑容。我们也会被他这种真诚的精神所感动，发出会心的微笑；同时我们知道：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是一道关隘，人们对形而上学，无论是要否定它或是要提出新的道路，都不能避开它，即所谓“超过康德，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因此只能硬着头皮去设法理解它。在三四年级时我又选了郑先生的“康德哲学”和“康德伦理学”课，在听课以外只能依靠课外阅读来增加理解。一般的哲学史教科书讲得太简单了，而《纯粹理性批判》原书又太难了，英文译本非常难读，那时还没有中文译本(五十年代有了蓝公武先生的中文译本，是文言文译的，也非常难读，至今没有一本用白话文翻译的比较易读的译本，实是憾事)。当时国内还没有专门研究康德哲学的专著发表。幸亏那时的《学术季刊》陆续登载了郑先生写的一些论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思想的文章(后来均收入郑先生的《康德学述》书中)，这些文章的文字优美、逻辑清楚，比较容易读懂；我们靠着它，多少了解了康德哲学的基本思想。
后来比较熟悉郑先生，知道他最爱读的是《庄子》，他论述康德哲学时也喜欢用庄子的语言，如“其入，则湛然清明，其出，则处理万机”；说康德是“睥睨古人，下开百世的思想家”。与其说郑先生是一位哲学家，不如说他更像是一位喜欢饮酒作乐的诗人。他生活放浪，不拘小节，连在黑板上写字，也是一会儿德文、一会儿英文，一会儿中文，横七竖八；他在《康德学述》一书的“弁言”中说他写的这些文章是“平日随己之所好，心之所记，一一笔之于书，剪裁为文”。这和康德生平奉行严格的生活规律，一时一刻都准时行事，恰恰成为鲜明的对比。我们戏说，这两位老师有个共同的特色：郑先生以逍遥自由的性情，却去研究最严肃认真，逻辑论证一丝不苟的康德哲学；而贺先生最重视心的直觉，却去研究最复杂的辩证推理的黑格尔哲学，正都是矛盾的统一。在对待哲学的态度上，贺先生可以说是尊崇，郑先生却更像是欣赏。
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我选柏拉图哲学为题，啃了半年五大卷Jowett英译的《柏拉图对话集》，读得糊里糊涂，充满了矛盾和问题。正好这时候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出版了，解决了我的疑难。我写的那篇论文实际上是从陈先生这本书中了解到的柏拉图哲学的一篇简单的读书报告，却以此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成为陈先生的研究生，开始听他的课。在他讲的课程中感到受益最大的是：在昆明讲的“柏拉图《国家篇》选读”和后来在北平讲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选读”。陈先生要我们每人都带一本英译的原著，上课时指定我们轮流先读一段，作出解释，然后他为我们讲授：从一字一句的意义到逻辑论证的分析，以及这种思想在整篇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影响。陈先生正是这样把着手教我们读书，从此我才开始知道应该如何阅读重要的哲学著作。
陈先生在德国留学长达十年，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精通希腊和拉丁文；他以这样严密的方法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写出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纠正了历史上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相(Idea)”和具体事物“分离”的说法，深得他的导师、德国名哲学家N.Hartmann的赞许。回国以后，陈先生以他对于分离问题的看法研究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这篇对话是柏拉图著作中最难懂的一个“谜”，两千多年来西方学者为之争论不休。陈先生的译注以详细精密的论证解释，为这篇对话作出了创造性的说明，认为这篇对话是柏拉图哲学从前期相论向后期多元范畴论转变的关键。陈先生这本译注是由贺先生主持的哲学编译会出版的，陈先生在该书“序”中不无自傲地说：“现在或将来如若这个编译会里的产品也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昭著于全世界；否则不外乎是往雅典去表现武艺，往斯巴达去表现悲剧，无人可与之竞争，因此也表现不出自己超过他人的特长来。”敢于提出中国人应该在西方哲学的研究上，和西方学者一争短长，这是何等的勇气和信心！它应该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可惜陈先生后来居住国外，他的著作又是用英文发表了。
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陈先生是坚决反对将它们混同的。八十年代他亲自为在台湾出版的《陈康哲学论文集》所写的“序”中，特别强调研究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他深有所感地说：“我们最不应忽略的乃是以下的方法：自从‘五四’以来，念外国书的人日多，才华超迈绝伦、不甘略受拘束的人士喜欢将糖酒油盐酱醋姜倾注于一锅，用烹调大杂烩的办法来表达自己集古今中外思想大成的玄想体系。”他自己坚持的方法则是：“研究前人思想时，一切皆以此人著作为根据，不以其与事理或有不符，加以曲解(不混逻辑与历史为一谈)。研究问题时，皆以事物的实况为准，不顾及任何被认为的圣经贤训。总之，人我不混，物我分清。一切皆取决于研究的对象，不自作聪明，随意论断。”陈先生的著作都采用这种严格分清的方法和态度。
最后还要谈到洪谦先生。在当时哲学系教授中，洪先生是惟一在国外专门学习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维也纳学派的。他是维也纳学派创始人石里克的亲炙弟子，参加其核心“维也纳圈子”。据说是有些哲学系教授不喜欢维也纳学派的哲学，所以洪先生在联大时是外文系教授，只在哲学系开“维也纳学派哲学”课。我对西方现代哲学没有兴趣，只上过洪先生的“大二德文”课，洪先生很少讲文法，只选一些短篇的科学文章教我们读，还是在宣传他的哲学观点。当时联大许多教授在重庆《大公报》和昆明《云南日报》等报刊发表“星期论文”，洪先生是一位经常有文章发表的作者，后来知道洪先生出国前是梁启超的学生，所以善于写这类文章。
洪先生在当时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他和冯友兰先生展开了一次学术辩论：一九四三年冯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新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方法》，说维也纳学派要取消传统的形而上学，但不能取消他的《新理学》中的形而上学。因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以“对于事实为积极的肯定”的综合命题为根据，而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却是以“对于事实为形式的解释”的分析命题为根据，如“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非山，水不是非水。山之所以是山而不是非山，水之所以是水而不是非水，必因山有山之所以为山，水有水之所以为水”这样的命题，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它不但没有被维也纳学派所取消，反而它的本质因之“益形显露”。冯先生认为维也纳学派的批判起了“显正摧邪”的功用。洪先生在中国哲学会讨论会上做了一次讲话《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回答冯先生的责难。他说：维也纳学派并不是要取消形而上学，只是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所谓“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等，都是不能客观叙述和真实传达事实的命题，所以被称为“似是而非的命题”；它们只具备满足人们感情的意义。可是冯先生所说的“山有山之理，水有水之理”这类命题，洪先生认为只是“重复叙述的命题”(tautalogy，现在译为“同义反复”)，不但没有实际意义，也没有满足人们感情的意义，倒是有可能被维也纳学派取消了。这场辩论可能是西方现代哲学引入中国以后发生的第一次争论，因为冯先生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来自西方现代的逻辑分析学派的观点。
五六十年前的往事，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印象相当清晰，有许多具体的言论和事实却不大记得清楚了，只能从老师们的著作、文集和纪念文集，还有《西南联大校史》中去寻找。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在中学就参加过学生运动，读过《大众哲学》这类书籍，因此上联大时选读哲学系。上学以后发现所学的哲学并不是我原来所想的哲学。虽然我是一个本分的学生：按时上课，堂堂记笔记，考试成绩不错；但是对老师们的思想，缺乏同情心理，还多少有些抗拒情绪，没有去思考和设法理解它们。以上谈到的有些看法，还是后来，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逐渐形成的。至今对许多老师的思想，我没有研究过；以上讲的鳞鳞爪爪，只能说是漫忆。
回顾这些往事，我只是想说明：在当时中西哲学初次正式交会时，我们的老师们采取过这种种不同的方式和态度。中西哲学的这种交会，在中断了三十年以后，近二十年来又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恢复了。我想，现在正在进行这种交会的人们，是不是可以从前人走过的途径中得到一点启发，从而选择自己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