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美国想像的转化

　　“九一一”事件是全球政治史上的转折点。不论肇事的恐怖主义分子到底是谁，作为全球资本与军事象征中心的美国世界贸易中心与五角大楼遭到攻击与挑战，都意味着全球局势正面临不可测的变动；这种不可测的暧昧感在“全球化”已然成为主导性话语的同时，几乎世界各地没有地方可以逃离“九一一效应”，而“美国情结”的无所不在，正是这种暧昧感得以快速形成的情绪性基础。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国内领土都能幸免遭到战争直接的攻击，除去其殖民地或托管地带，“九一一”是美国一八六五年内战后第一次在其国内的核心地带发生这种规模的“战争”。到目前为止，所谓转折点会转到什么具体的方向还无法预估，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这个地球正在跨越一个关键点，跨越这点后的世界会是不太一样的新情势，面对整个世界也会是不太一样的心情。
　　过去几天里，汇集来自美国之外世界各地对于“九一一”事件的不同响应，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大量网络上的反应，似乎逐渐浮现了某种高度情绪性的共识：“是的，我们谴责这次惨无人道的攻击行动，对无辜受害的人士表达高度的关切与同情，但是，同时我们认为这是美国政府自食其果；我们期待美国人民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反省他们的政府在世界各地造成的祸害，才可能改变美国政府的霸权行为。”“九一一”事件可以说是互联网搭建以来首次聚合了全球性的另类讨论，几乎所有具有反思性的言论都具有“是的……但是”这样的修辞模式，所有“是的”之后的同情性表述都被“但是”之后的谴责性话语消解掉了，或是在人道考量及政治正确的压力下都必须先以“是的”来出场，而真正具有论辩价值的都是“但是”之后的陈述。如果以上述的修辞形态来捕捉全球情绪性的感觉结构是合理的话，它其实意味着美国的全球“霸权”正在动摇。
　　从葛兰西的理论架构来理解，霸权的形成在于领导权的取得是通过“赢取积极的认可(active consent)与信任”，而不单单只是领导者以武力的威吓为前导，迫使被领导者接受。赢得认可的方式是将极为分散的群众的关切、利益与对公平社会的想像，在文化论述及政治实践上纳入或收编进其霸权方案，接合到群众所熟悉的常识性话语(commonsense)中，将既有的常识赋予有利于霸权方案的新意义。但是根据葛兰西所言，霸权不能简单地被理解成只是文化霸权，压制性国家机器仍然是统治者的手段，重点在于现代民主不再只靠高压方式取得“民心”，所以领导权的认可是建立正当性的基础；同时霸权方案其实是很不稳定的，随着不同历史条件的改变，必须不断地调整其论述内容及形式，转化成政策，与群众接轨。从这个观点来看，共同反美情绪的出现显示的正是美国“霸权”已经丧失了它全球性的认可，其领导权与正当性都已经动摇，“九一一”事件正是这种情绪得以全面引爆的具体媒介而已。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广为流传的反对美国政府霸权的情绪？
　　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以简单的理论概念(如霸权)来解释，必须回到世界历史内部来解析，毕竟这种强度的情绪不是突如其来而是长期积累、加速度的效应，所以要摆在世界冷战体系中亚洲区域史内部来观察。
　　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崛起，作为后进的扩张性势力，美国面对的已经是被殖民帝国主义所瓜分的世界。为了能够进入被切割的地盘，它提出了欧陆列强难以反驳又深受殖民地精英认可的“威尔逊原则”。尽管四十年代已经有殖民地知识分子(如法属殖民地马丁尼克岛的思想家、诗人Aime Cesaire)洞察到这个后进帝国的危险性。民族自决的口号还是成为反殖民主义独立建国运动的主导性后设语汇，同时在许多被殖民地区有效地建立起美国作为“解放者”的形象。在东亚，到了三十年代，“美国化”问题已为日本知识圈所关切，美国作为现代性的象征成为朝鲜知识分子对抗日本殖民主义的想像性资源，中国的留美知识分子也取得了对社会发言的主导位置。换句话说，美国想像从三十年代起已经开始内在于东亚各地的主体性。
　　“二战”后，全球性冷战结构快速形成，整个世界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对立的二元格局切割为两大块，在美苏两大强权的“领导”下，开启了全面性的冷战状态，至今并未结束。在东亚，美军接管日本(及其殖民时期的统治机器)，台海战争与韩战逐步确立了冷战体制，以反共的战略防线围堵中共与朝鲜。在过去四五十年中，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在经济、军事、国际政治，乃至于文化上俨然成为美国的次殖民地。除了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七二年与美国断交后，美军撤出台湾外，直到今天美军基地仍然遍布各地：美军飞机在东京市东边天天不断的起落，梨泰院基地坐落于汉城市的正中心，冲绳的三分之一由美国空军基地所覆盖。只要战端发生，这些地方很可能首当其冲。东亚资本主义阵营不但受到美国“保护”，而且持续了民族主义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动力，开始全面性地师法美国，大量的留学生赴美学习，将典章、制度、知识搬回家来。从战后到八十年代后期，中国台湾与韩国的留学生超过百分之九十是留美的，国家领导精英阶层，包括反对势力，就算不是留美派，也完全笼罩在全面性建立起来的美国想像之中，美国想像几乎病态地成为惟一的参考坐标，诸多的公共辩论都快速地拉出“美国是这样的”来正当化自己的论据。于是，冷战结构让我们长期生活在半个世界里。这也正是我们始终走不出冷战阴影的原因。
　　冷战体制下这种极其粗暴的权力平衡、相互牵制的机制至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松动，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是关键的起点。但“与世界接轨”主要是以美国为取向的，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里中国大陆高居第一位，“美国梦”的想像不再只是原来资本主义地带的专利品，而且也成为东北亚的文化统合力量！而最具意义、被标示成所谓冷战结束的事件则是八十年代末期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及其一连串的骨牌效应。此刻，美国一枝独秀的情势已然浮现，但是经济上，以日本为首的东亚资本主义的崛起，在气势上成为八十年代末期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因此，里根所代表的美国政府没有条件摆出世界盟主的姿态。到了九十年代初，随着日本的泡沫经济及东亚经济发展的趋缓，美国很明显地成为地球上独一无二的霸主，在经济及军事力量上没有其他任何的民族国家，甚至是区域性的集团，能够对之形成制衡性力量。也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冷战结束”的措词在北美洲开启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动，在效果上承续了威尔逊民族自觉的战略，企图使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资本打开所有的门户，自由进出。
　　一九九一年，老布什所代表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发动了海湾战争，开始挑起各地敢怒不敢言的情绪。九十年代的海湾战争可以理解成“越战”失败后美国重建国家威望的战争。战争直接指向伊斯兰世界，是美国在苏联倒台后寻求新对立面的表现。美国官方学者亨廷顿在其执行“国家安全与美国利益”研究计划的报告书中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从理论上支持了美国的这一选择。同时也将未来世界的变化，从冷战时期的左右对立，扭转成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文明主义”对抗。亨氏编造出来的七八种文明体中，伊斯兰世界被选作美利坚文明体的首要敌人。我们尚未看到“九一一”事件是伊斯兰国人士所为的具体证据，就算是，依照美国国内法规定，得通过国际法程序审判。然而，从美国政府到媒体，原本多元分化的伊斯兰世界被快速地统一起来，建构成“文明”的共同敌人。讽刺的是，“九一一”后，美国的强势反应不仅把伊斯兰世界带到全球政治舞台的中心，也激起反美国情绪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同情。东北亚地区长期对伊斯兰世界冷漠与不了解，或许可以趁着“九一一”事件开始认真对待我们所不熟悉的伊斯兰文化，使多种的伊斯兰教历史经验能够进入我们的视野，成为我们自身多元转化的参考坐标。
　　海湾战争后，克林顿的民主党接掌政权，居然更进一步，在事前未经国际协商的情况下，先是以猛烈炮火攻击伊拉克，后来又把导弹直接射向科索沃；美国的霸权行动不仅将民族国家体系的总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丢在一边不顾，摧毁了二次大战后冷战结构中的共识，同时等于宣告国际民族国家体系的瓦解。至此，其领导权的正当性已经严重滑落。西雅图事件其实是相当重要的讯号，直接以反全球化为诉求对美国国家与资本所设定的全球化方案进行来自民间的、跨越国界的大规模挑战。但是克林顿政权的总体表现相当暧昧：在东亚，他将中国大陆纳入战略伙伴而非竞争敌手，在二○○○年他对朝鲜半岛两金高峰会谈低调处理，为台海、朝鲜半岛及亚洲地区和平的出现带来一丝曙光，这种正面的感受连亚洲进步圈都是正面看待的。
　　真正的转折点或临界点发生在小布什勉强当权之后。他将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快速逆转：在台海两岸关系中，中国大陆被重新定位为竞争者；在朝鲜半岛，他阻止谈判，使金大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很快成为历史纪念品；更糟的是，他公然推翻在京都已经达成全球共识的环保协议。这些激起公愤的举动反映出美国政府错估世界形势的变化；它在九十年代大力推动的全球化方案也加速了区域化的统合与结盟：欧盟已经形成准区域政府的架式，拉丁美洲的经济整合也逐步成形，东南亚国协已经初步形成，中国大陆经济体的快速崛起带动了所谓中华经济圈的想像，朝鲜半岛的统合也已成为大势所趋，再加上区域集团彼此之间的交叉串连，这些区域经济体与超大型国家的权力象征和多元主体的出现，共同造就了新的世界氛围。这已经不再是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可以独步全球的态势。小布什上台的短短半年多中，几乎所有的政策都在大逆转，也就最后形成了当前全球性的感觉：美国政府罔顾共识，尽其所能地把它自己变成全球公敌。
　　回过头来看，冷战体制在对抗局面中，切断了对“二战”前殖民主义全盘反思的契机，第三世界的去殖民运动仅止于独立建国，没有条件在文化上进行“去殖民”的反省，反而持续依附、模仿、认同强权。也因此，欧美、日本错过了展开“去帝国化”的运动，未能全面地在思想文化上反省过去五个世纪的殖民帝国主义，以及战争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造成的伤害。结果，这为新殖民帝国主义开启了大门：不再以领土割据为主，而是通过以经济与军事的遥控为后盾，进行政治与文化上的霸权领导，在冷战结构彻底瓦解的过程中，美国从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导位置跃升为全球霸权。从长程的全球政治史来看，冷战是殖民主义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冷战结束”的发言位置很清楚的是在前帝国核心的欧美。如果切断殖民帝国主义史，根本无法掌握全球化意识形态及其运作动力形成的长程轨迹。简单地说，去冷战、去殖民及去帝国是相互纠结的问题架构。
　　以上极其化约的历史叙述可以以更细密的方式来修正，但是它至少初步解释了强烈的反对美国国家机器的情绪得以出现的原因。这里，我们得小心地对待，不能够以偏概全把“美国国家(U.S.)”与“美国人(Americans)”划上等号，更不能把美国当成铁板一块。“九一一”事件后，美国社会出现了相当多的反思性声音，对于美国政治力量将信仰伊斯兰教人士当成代罪羔羊以及由此产生的广泛歧视表示不满；也有更为强烈的立场出现，指责美国政府十年的诸多对外战争根本是“国家恐怖主义”；就算是在激昂的美国民族主义情绪激荡中，民意调查显示，充其量也只有20%的美国民众同意布什在没有确认元凶前就采取报复攻击；更有受难者家属组成团体反对美国政府以他们亲人遇害为借口，以暴治暴，再起战端，滥杀无辜。因此，我们必须支持那些反对美国军事主义的美国民众，跟他们站在一起，呼吁世界和平。
　　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个铁的事实：虽然我们一再被灌输冷战早已在八十年代末期结束，但是国际性的国家体系并没有离开冷战的阴影，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士并没有从冷战思维中脱离出来，形成自主性的立场，反倒相当危险地宣示支持美国国家的军事机器，承诺在战争中把自己国家的军队交给美军统一领导。除了布莱尔的英国与霍尔的澳大利亚挺身而出外，就连日本的小泉、韩国的金大中与中国台湾的陈水扁都已经公然宣称支持美国一战。战争气氛在小布什的论调中节节升高：“为文明与恐怖主义宣战”，“这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全球性战争”，“这是善与恶之间的战争”。至今，除了欧盟之外，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国际性的国家体系仍然被绑架在冷战结构中，仍然臣服于美国政府之下，同时所谓“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家之间的专利品，议会机构充其量只是橡皮图章，民间根本没有介入反对的空间，这种国家主义操作逻辑与民间反应出现了鸿沟与落差。也正是处于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必须要发出声音，点出这个差异，那就是我们不支持任何国家机器将我们的兄弟姊妹送上战场，做无谓的牺牲。
　　许多的评估都是战争难以避免。美国发动战争的规模与形式，预估的死伤人数都当然是高度机密，但是清楚的是，以战争之名来进行报复的行动将会发生。值得冷静思考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已经准备好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是否愿意看到更多无辜的老百姓丧失生命？美国民众是否真的愿意再次付出越战失败后的另一次代价？在国家领导人们决定加入战争游戏时，我们还能保持沉默，被动地等待战争的爆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根据过去所有战争的痛苦经验，不论战争规模的大小，我们知道受害者的创痛是永远无法平息的；我们也知道，一旦战争爆发，没有人可以预先评估它的后果，不论它是否会直接波及我们自己、家人及在世界各地的友人。此时，或许是我们重新激活“二战”后反战运动传统的时刻了。事实上，在过去几年中，很多基础工作已经在亚洲及世界各地展开，脱离国家机器，直接形成人民团体之间的联系，以“民众安全(people’s security)”为诉求主线，争取和平反对战争；这样的联系正是因为国家领导阶层与民众之间产生断层所造成的，它意味着政治场域已经不再以国家主义的想像为操作空间，也意味着民族国家体系不再是全球化年代的单一主体。在所谓全球化的时代里，各地区早已为不同的全球力量所穿透，所以我们必须在全球的层次来思考，在跨越国界的层次来行动。要使行动能够有效，结盟必须是当地的，也同时是区域与全球的。与以往不同，全球化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开启全球反战运动的基础。但是这一波的反战运动不能再只是奠基在简单的人道主义立场上，而同时也是开启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三位一体运动的契机与媒介。
　　我们必须强调，如果“反美”的情绪基础在于整个东亚地区长期生成的“美国情结”，那其实意味着需要检讨的只是美国的问题，也是我们自身长期以来对于美国的认同问题，因此，必须重新检视美国想像在我们主体性构造内部的辩证关系，重新认识我们社会身体中的美国性，不能再次把问题外射，简单地怪罪于美国的霸权主义。如果那样，我们将再次丧失真实面对自我主体性中“向上认同”美国现代性的契机——这也正是亚洲及第三世界去殖民/去冷战运动的核心问题。
　　二○○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于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