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书展因其历史悠久和规模宏大而举世闻名。随着中国出版事业的快速发展，法兰克福书展越来越被中国出版界所看重。但是，我们一般关注的多是书展当中的商业活动，而忽略了背后的文化氛围。比如，由法兰克福书展协会设立和颁发的“德国书业和平奖”(Friedenspreis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书展上的重头戏。
“德国书业和平奖”在德国有“小诺贝尔奖“之称，自一九五○年设立以来，每年在法兰克福书展期间颁发一次，奖金为二万五千马克。获奖者有各国政要名人、知名学者以及杰出作家，甚至包括国际组织。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施怀哲(Albert Schweitzer)、瓜尔蒂尼(Romano Guardini)、布伯(Martin Buber)、黑塞(Hermann Hesse)、雅斯贝尔斯(Kalr Jaspers)、豪斯(Theodor Heuss)、蒂利希(Paul Tillitch)、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ecker)、马塞尔(Gabriel Marcel)、布洛赫(Ernst Bloch)、米切利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米尔达尔(Gunnar Myrdal)、弗里施(Max Frisch)、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约纳斯(Hans Jonas)、伦茨(Sigfrid Lenz)、哈维尔(Vaclav Havel)、瓦尔泽(Martin Walser)以及“罗马俱乐部”等。
经过认真评选，“德国书业协会”早几个月前就正式宣布，本年度的“德国书业和平奖”将授予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消息一出，反应四起，使得今年的颁奖活动一开始就成为舆论焦点，也为今年的书展增添了一道风景。在一片期待声中，终于，二○○一年十月十四日，像往常一样，“德国书业协会”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Paulskirche)举行盛大颁奖典礼。大大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德国内阁倾巢出动，从总统约翰内斯·劳、总理施罗德到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以及各政府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和议会主席等，一起出现在了颁奖典礼上。难怪有人评说，这次颁奖已经变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活动。一直沸沸扬扬的舆论更是借机造势，把哈贝马斯抬称为“波恩共和国的思想家”、“联邦德国的黑格尔”等。不过，这些称呼到底有些模糊，还是哈贝马斯的弟子、外长菲舍尔来得干脆，他对媒体强调指出：“哈贝马斯是我们的国家哲学家，他一直左右着我们德国重要的争论，他是我的榜样，学生运动时期是这样，现在依然如此。”
本来，哈贝马斯荣膺“德国书业和平奖”，既是众望所归，也是合乎逻辑。毕竟，像他这样成绩卓著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在当代德国乃至整个世界已经为数不多了，或许还是绝无仅有。就像汉堡社会研究所的所长、批判理论的忠实追随者莱姆茨玛教授(Jan Phipp Reemtsma)在主持颁奖典礼时所说的那样，“哈贝马斯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最杰出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当中贯穿着一条主导观念，就是融洽原则，他把历史哲学的主题成功地转化和重建为社会科学的主题”。
然而，哈贝马斯获奖的时机可谓特殊。眼下正是战火纷飞，而且，这样的战争亘古未有，战争何时才会结束也不得而知。因此，哈贝马斯作为“和平奖”的得主，自然会让舆论界觉得大有文章可做。哈贝马斯显然是个聪明人，早有先见之明，他在答谢致辞中也是全力阐释对于时局的看法，虽然隐晦，但切合主题，而且立场鲜明。致辞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恐怖主义的挑战以及人类胚胎学所提出的伦理道德难题。恐怖主义猖獗表明，世俗社会与宗教之间有了巨大的鸿沟。恐怖主义滋生地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是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因为，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让当地人们难以忍受，又难以解脱。故此，哈贝马斯在致辞最后呼吁宗教与科学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也呼吁西方人进行自我反思，以捍卫理性的底线。
当然更精彩的还是，德国书展协会特地为哈贝马斯举办了长达一个小时的记者招待会。当有记者问到如何评价美国“九一一事件”时，哈贝马斯做了细致的回答。他说，纽约世贸大厦遭到攻击的时候，他正在美国做系列演讲。他的许多同事亲眼目睹了惨剧发生的整个过程。震惊之余，夜不能寐。但是，哈贝马斯高度评价了美国国民的反应，他说，纽约街头除了人们高举着爱国主义旗帜之外，没有什么仇恨的反应或报复的冲动。哈贝马斯还指出，恐怖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真正新鲜的是灭绝人性的意志和效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更新鲜的还有，恐怖者制造的可怕场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传遍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哈贝马斯说这简直就是恐怖分子送给全球媒体的一次免费午餐。
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及其后果是人们追问哈贝马斯的又一个主题。哈贝马斯认为，恐怖主义在全球已经建立起严密的组织和网络。消灭恐怖主义，的确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美国在眼下用军事手段打击阿富汗，对还是不对，结果又会如何，一时还难以评说。哈贝马斯说，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事后才会有诸葛亮。
对待阿富汗战争，哈贝马斯显然是谨慎了许多，至少和他对待科索沃战争的态度比较起来是如此。最后，哈贝马斯极力呼吁西方世界应当尽快和伊斯兰国家展开对话，而且必须寻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对话方式。为此，西方世界首先应当拿出一些诚意来，和伊斯兰世界保持沟通，让伊斯兰世界充分意识到，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政治观念，一句话，西方的文明没有把他们敌对化和妖魔化。
据说，颁奖期间，也出现了一些戏剧性的场面。比如，在保罗教堂外面，就有德国工会组织的游行示威，抗议联邦政府参与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为。而在记者招待会上，同样作为和平奖得主，哈贝马斯却拒绝对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事发表任何评论。但值得我们欣慰的事，哈贝马斯高度评价了他的中国之行，指出中国各界给予他的礼遇，特别是高校学生给予他的热情，让他难以忘怀。
附：哈贝马斯获奖致辞 信仰·知识·开放
近来令人心情沉重的现实使我们无从选择其他话题，而与我们知识分子中间的约翰·韦恩(John Wayne)们比试坐射速度又当然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就在不久以前，思想界还在争论着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用基因技术把我们自己工具化，或追求自我优化这一目标，以及究竟应该进行到何种程度。人们在这条路上还刚刚起步，科学机构和教会的代言人之间就围绕着信仰权力展开了斗争。一方担心的是蒙昧主义，害怕原始的情感怀疑科学会设置重重藩篱。另一方则反对粗暴的自然主义，也就是科学主义的进步信仰，认为它埋葬了道德。
然而，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世俗社会与宗教之间的紧张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暴露了出来。自杀的凶手把作为文明标志的运输工具当作杀生的武器，以反对西方文明的资本主义壁垒。我们从默罕莫德·阿塔(Mohammed Atta)的遗嘱中得知，是宗教信念促使他们这样去做的。对他们而言，全球现代化就是最大的撒旦。而电视屏幕中的画面也使目睹了这场世界末日般灾难的我们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圣经》中的画面。美国总统在最初的反应中所使用的复仇语言，在我看来，也带有旧约色彩。仿佛是，疯狂的谋杀行动触动了世俗社会最深处的一根宗教之弦。一时间，所有的犹太教堂、天主教堂、清真寺均挤满了摩肩接踵的人们。
这种隐性的一致并未使三周前纽约体育场上的公民宗教哀悼团体也相应地采取仇恨的立场。我们都知道，原教旨主义尽管拥有宗教的语言，但却是一种特殊的现代现象。我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在伊斯兰教凶手身上，明显地存在着动机与手段的不同步。这反映了凶手故乡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是由于快速和彻底现代化所造成的。在幸运的情况下，这种现代化过程还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但是，在这些国家，传统生活方式的解体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痛楚，而且还没有找到补偿的途径。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固然是途径之一，但关键还在于由于情感屈尊而导致的精神变化，这一点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宗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欧洲，我们也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充分认识到现代性的两面性特点。尽管如此，正如围绕着基因技术展开的论争所表明的，世俗化过程当中充满了矛盾的情感。冷酷的正统教徒西方有，中东有，远东也有；基督徒中有，犹太教徒中有，穆斯林中也有。要想避免文化战争，就必须注意到西方自身世俗化过程当中尚未完结的辩证关系。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不是战争。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恐怖主义也体现了不同世界之间可怕而无声的碰撞，不同的世界之间必须超越恐怖分子的无言的暴力，寻找到反对导弹的共同语言。面对由于市场而发生的全球化，我们中的许多人希望政治能以另外一种形式回归。当然，回归的不是那种原初的全球化安全国家，即由警察、秘密警察、现在也包括军队所代表的国家形象，而是那种在全世界范围内塑造文明的国家形象。现在，我们除了将我们苍白的希望寄托于最后的理性和少许的自省之外，别无他法。因为沉默的剩余力量也会使自家人反目成仇。如果我们认识到，世俗化在我们自己的后世俗社会中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就可以很好地面对其他社会中由于世俗化而带来的重重风险。
(刘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