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私下吐真言　公开说假话

　　手头有美国经济学家王安(Timur Kuran)的一本书，书名为《Private Truths，Public Lies》，直译为《私下吐真言，公开说假话》。如书名所示，这本书讨论的是这样一个普遍的现象：出于社会压力，人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伪装自己的偏好，说一些与自己的真实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话。
　　要问当今中国社会最缺少的是什么，我以为，就是“真话＂。最不缺少的是什么？就是公开的假话。
　　从一九八二年上研究生算起，我从事经济学研究已有二十年的时间。从我自己的经验看，中国经济学家最难做到的也就是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以我的判断，大量的经济学论文和文章都充满了套话、假话。如果不信，找来一些知名学者在过去二十多年发表的文章看看，你会发现，同一作者在不同时间发表的观点前后矛盾。当然，如果观点前后的变化是源于作者认识的变化，过去认为正确的，后来认识到是错误的，加以改正，也无可非议。但这不是主要原因。认识的变化一般需要一个逻辑过程，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观点的改变常常缺少这样一个逻辑过程；进一步，不同经济学家在同一时期的观点又是如此一致，如股市上的“羊群效应＂，使人怀疑，许多经济学家事实上并不从事真正的经济学研究，而只是鹦鹉学舌。仔细分析，你会发现，经济学家的观点变了，是因为政府的政策变了，主导意识形态的提法变了。他们只说当时在政治上正确的话，所以他们永远正确。
　　我曾说过，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就如同演一出“皇帝的新衣＂。皇帝明明没有穿衣服，但所有人都说皇帝的衣服很漂亮，因为骗子说只有傻瓜才看不见皇帝的衣服。大家都不愿当傻瓜，所以皇帝的衣服很美。
　　我自己聊以自慰的是，自从事经济学研究以来，一直在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不人云亦云。当然，我也没有胆量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只敢说皇帝的衣服透明度太高了。所以，只能算半个傻瓜。
　　即便当半个傻瓜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最亲近、最关心我的朋友和同行对我的最多的忠告就是：说话、写文章要注意点，不要锋芒毕露；比你明白的人多得是，为什么别人不说你说呢？这几年情况好了许多，我听到的最多的赞扬是敢说真话。这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这样的赞扬也使我感到很沮丧：难道经济学家仅仅是为说真话而存在吗？
　　当然，公开说假话最严重的并不是经济学家，而是政府官员。政府官员有双重偏好，一是私下的偏好，一是公开的偏好。想一想你所认识的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们，在私底下、饭桌上，他们谈些什么，干些什么。我敢肯定，相当部分官员对社会问题的私下看法与我没有多大差别(包括对政府部门的批评)，许多人的思想比我还要激进。我在为官员的明白而高兴的同时，也感到有些惭愧。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孜孜不倦搞研究，到头来，所达到的认识也就跟政府官员差不多，而人家日理万机繁忙于事务性工作，自己能不惭愧吗？但一到公开场合，他们的观点就与我有很大不同，因为他们常常说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废话，显得我很有学问，观点独特，与众不同。所以，对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我不能不怀疑它们的真实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话)。
　　作为经济学家，我当然不是苛求我们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也不会为他们在公开场合说假话、伪装偏好而惊讶。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自利的。在这点上，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与普通人一样，不可能例外。公开场合说假话，伪装自己的观点，如同《皇帝的新衣》里的大臣们一样，或者说如农民养猪为卖钱一样，也是出于自利的目的，无可厚非。我想批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激励制度。如果一个社会里说假话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说明这个社会的激励制度很有问题。我们似乎处在一个“囚徒困境＂中：尽管所有人说真话与所有人说假话比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但说假话是每个人的最优策略。所以，说真话反倒成了傻瓜的表现。
　　说假话成为每个人的最优策略、进而成为一个纳什均衡对整个社会是有害的，因为它不仅阻碍知识进步，而且延缓社会变革。为了成功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我们必须隐瞒这些真实想法赖以成立的知识，就是说，我们必须通过伪装知识来伪装我们的偏好。为此，我们必须扭曲、枯竭公众知识。我们对别人隐瞒我们知道是真实的事情而只告诉他们不真实的事情，久而久之，“假作真来真亦假＂，人们甚至失去了分辨是非的本能。这就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即使你本来同意正方的观点，但抓阄抓到的是反方，就必须为反方的论点提供论据，辩论结束了，你可能真的成了反方观点的捍卫者。与大学生辩论赛不同的是，在社会这个赛场上，当说假话成为一个纳什均衡时，已没有正方的发言权，如果你与多数人观点相左，你一定会怀疑自己错了，而你跟随多数人人云亦云，永远也不会有人纠正你。如果成功的人士都是通过说1＋1=3而成功的，你怎么会怀疑1＋1=3的正确性呢？因为每个人都说假话，不敢正视现实问题，我们就会忽视现存制度的弊端所在，也不可能获得可选择的制度的知识，自然也就失去了追求变革的能力，以为现存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否则为什么所有人都唱赞歌呢？当然，最后，我们仍然逃不脱光屁股皇帝的尴尬。
　　王安是学经济学的，但他写的东西不单单是经济的，也不像经济学家那样推理，而是形象的，用故事讲经济学。讲经济问题免不了碰到政治问题，这时候他往往要调侃，透着聪明和智慧。
　　我喜欢王安的文字，不仅因为他的幽默，讲故事的角度独特，给人启迪，也因为他是一个讲真话的人。当然，如我一样，他也只能算半个傻瓜。可能是半睡半醒间说了几句胡话，也可能是酒后吐真言。茶余饭后或出差坐在飞机上，看看王安说些什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