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关于“日本新教科书问题”的种种

　　日本的教科书是要经过日本文部省的检定合格以后才能出版的。各个出版社可以按照文部省的规格写历史教科书，完成后再送到文部省去检定。文部省对他们觉得不正确的部分，比如某段历史不该如此写，或不该写的那么详细，或者根本不能写，会要求出版社作出订正。家永三郎在制定教科书时，文部省竟要他修改二百多处，终于使他提出了对日本政府的控诉。但作者如愿意按照文部省的指示更改，教科书就可以出版了。在日本一般比较常用的教科书有四种到八种，也就是出自八个出版社，现在再加上“新的教科书”就应该是九种了吧。
　　教科书出版之后的采用，通常是由教师们与学校当局磋商而决定的。可是为了推广用这本“新教科书”来“教育”下一代，文部省通告学校说：“教科书”的采用应该要经过市町村(市乡镇)的教育委员来决定。这就给了不懂教育可是又保守的“乡绅”一个很好的“干涉内政”的机会。
　　这次的“新教科书”是扶桑社出版的。扶桑社是《产经新闻》的子公司。而《产经新闻》一直是极右思想的鼓吹者。这本教科书能轻而易举的检定合格，是因为背后有政界、财界的靠山，更有右派势力的压力。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当新教科书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时，日本政府说这是国内的问题不应受到外国的批评，这是言论的自由，他们没办法管束等等。可在我搜集的资料里，有一则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二日的新闻，其中写道：“有一群高中老师放弃了编纂教科书的工作，因为文部省的教科书检定太过分了，不仅侵犯了言论自由，而且伤害他们的心灵，带给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所以他们决定起诉文部省：他们无法继续执笔，因为如果要文部省检定合格的话他们没法贯穿自己的思想。
　　“新的教科书”先从“什么是学习历史的态度”开始，它说：“历史并不是科学”，“学习历史就是学习过去的事实”，“过去的事实就是学习过去的人是怎么一个想法而已”。所谓“过去的人的思考、想法”是怎么一回事呢？举一些教科书在被文部省订正前的记述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关于合并韩国的记载如是说：“韩国合并是巩固东亚安定的政策，是受到欧美列强支持的。合并韩国虽然是为了防卫日本的安全及满洲的权益而有其必要性，可是这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及政治上的利益。不过在实行的过程中，这是基于国际关系的原则，而且是合法执行的。当然当时韩国国内有赞否两论，反对派的一部分人就有了激烈的抵抗。”文部省的订正只是加上了日本后来不顾韩国国内的反对，以武力合并了韩国，其后韩国国内一直都有独立的呼声等内容。
　　教科书描述“满洲”中国人的抗日则更荒谬：“一九二九年在满洲的中国人开始展开排日运动。阻挡列车，对日本人学童的暴行，抵制日货，杀害日本军人等违反条约的行为就有三百多件。”文部省对这段话的检定意见是这样写的：“这种描述容易让人误解以为日本领有满洲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排日而引起的。”经过订正之后就变成：“关东军炸死了满洲军阀张作霖之后，又要加强对于满洲的统治，中国人就开始了排日运动，并时有阻挡列车的行为发生。”关于东京审判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为：“在这次东京审判的法庭里认定了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南京攻略战中，杀害了民众二十万人。可是当时的资料显示，当时南京的人口是二十万人，而且在日军攻城一个月之后人口反而增加到二十五万人。其他还有很多疑问点，现在还在论争之中。战争中总会有些杀害，但绝不是浩劫(holocaust)那种东西。”文部省的检定意见则是：“依照南京事件的有无及受害者的人数的研究状况来说，有些记述容易招来误会。”这段记载文部省没有做大幅度的修改反而在东京审判的记述里删掉了“二十万”这个数字，只用很小的篇幅加了这样的注解：“在这次东京审判之中，认定了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日中战争中占领南京时，杀害了多数的中国民众(南京事件)。而关于这个事件的实态，在资料上出现了疑问，有很多不同的见解，直到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当中。”
　　教科书在提到“神风特攻队”时，把它说成是令世界惊愕的战术，让美军胆怯，后来更让美军敬佩他们的英勇。教科书还把日本对亚洲的侵略说成了“自卫战争”，说成了“解放亚洲的战争”。把偷袭珍珠港说成了“大东亚战争”“初期胜利”的一环。这种写法照他们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物语化”，就像连环漫画一样：“山本五十六所率领的海军机动部队空袭了在夏威夷停泊的太平洋舰队。军舰一艘一艘地沉没，飞机从一端燃烧到另一端，海军有了最大的战果。到了傍晚，当这则消息传到了日本，日本国民的气氛也达到了最高点，终于一扫很长一段时间日中战争所带来的阴霾的气氛。”教科书还讲了日军如何“快进击”攻陷了马来半岛、新加坡，终于打破了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它更提到：“胜利带给了东南亚的人民，甚至非洲的人民争取独立的希望和勇气。”“日本的战争目的为自存自卫并把亚洲从欧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共同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日本集合了所有的傀儡政权在东京开了大东亚会议。“新的教科书”竟花了整整三页来详细记载它的经过。“大东亚战争初期日军的胜利给从前在欧美统治下过活的诸民族带来了走向独立的趋势。”“会议上更全场一致的采纳了‘尊重各国自主独立并共同提携发展经济、尊重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废除人种歧视等’所谓的《大东亚共同宣言》。”它还说：“日本承认了缅甸、菲律宾、越南、寮国、柬埔寨等国的独立，而这是欧美数百年之间都无法做到的事情……”这些记载是不折不扣的“历史伪造文书”。
　　“新的教科书”不仅把战争说成了“自卫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战争”等，还想进一步证明日本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在书的最后一节说“英文的agression应该译为‘先攻’或‘侵攻’，把这译成‘侵略’则为不正确的翻译”。“在东京审判中，日本律师团也以这场战争有其正当的理由是自卫的战争作为辩论的理由。”教科书还说：“正因为这个词语翻成了‘侵略’，给人一种印象好像日本做了像强盗打劫似的那种行为”。
　　新的教科书对真正的亚洲的受害者却只字不提，只说道：“随着日本战争中的进攻，变成战场的这些地区的人们也遇到了很大的灾难。”这种说法的口气好像是在描述“自然灾害”似的，完全没有把受害的情况，谁是加害者写出，更不要谈到加害者的反省以及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了。
　　在教科书“大东亚战争”一节的最后写道：“战争是悲剧。不过战争没有善恶。不是说哪一边是正义而另一边是不正的。国与国之间因为利益的冲突而最终以政治也不能解决时，战争即是最后的手段。当时的日本人没有选择不战而败的这条路罢了。”其实选择这条战争之路的，并不是日本国民，而是天皇、军部以及政治家们。可是虽然是被动的，当时的日本人是应该也有相当一部分责任的，只是他们绝不是像这本教科书上写的那样积极、自主地选择这条不归之路。
　　新的教科书另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鼓吹日本天皇故事及其历史观。众所皆知，日本天皇的古代部分在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不算是历史。可是这本教科书却花了大大的篇幅记载了“日本语的起源和神话的发生”。说到“神武天皇的东征”时更是附上详细的地图来说明。还利用“日本的神话”来叙述“建国之说”及“皇室先祖”，给人一种仿佛回到了日本战前教科书似的感觉。这本教科书的总编辑西尾干二更放言：“所有的历史都是神话”、“神话就是历史”，进一步表现出以“天皇为中心”的史观。最支持这种史观的就是自民党的前首相森喜朗，他说过：“日本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这句话并不是随口而出的。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第一条就写道：“大日本帝国受万世一系的天皇之统治”，第三条：“天皇是神圣而不可侵的”、“大日本帝国是奉万世一系的天皇皇祖的神敕而受其永远的统治”……
　　森喜朗在有意主导这种言论时，对中国也用“支那”来称呼，这种故意藐视中国及中国人的用意是明显的。森喜朗是开了篡改历史先河的“历史、检讨委员会”的主要人物之一。这个委员会由一百零五名国会议员组成。他们总结了“大东亚战争”，认为那不是侵略战争，而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都是捏造的，所以全力攻击那些叙述这些史实的教科书，并要求他们订正这些错误。他们想把这些推动成为“国民运动”，后来继承这个“重担”的就是促成这本“新的教科书”的“出版委员会”成员西尾干二、藤冈信胜、坂本多加雄等。
　　教科书问题并不仅仅限于教科书，改变历史是日本战败(日本称为“战后”)以来保守势力一贯努力的结果。在美国占领日本以及后来左派崛起的一段时期，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日本经济起飞之后，他们得到了财界全面的支持，在八十年代日本经济全盛时，就开始露出了锋芒。到了九十年代更由于政界的全面支持及左派势力的退却变得肆无忌惮。同时在他们的背后除了强有力的财界、政界外还有媒体，《产经新闻》、《文艺春秋》等等，还要加上一个“很有风度和气质”的《读卖新闻》。
　　日本以外的国际社会所说的教科书问题是一九八二年发生的，而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干涉始于一九五一年。一九四七年日本战败不久，又有美军的“驻留”，所以那时的教科书写的是“日本的中国侵略”(教科书指导要领)，仅仅四年之后的一九五一年，文部省的指导要领就变成了“日本的大陆进出”了。从此之后的学习指导要领里，就再也找不到“侵略”这两个字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进出”。
　　为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为了“洗清”自己的罪恶和耻辱感，日本保守派的政治家、财界，以及右派的文化界、出版界、媒体等。处心积虑的想改变历史，想篡改教科书，想替人民洗脑。所以他们先攻击其他的教科书和历史学家为“自虐”史观，他们要日本人有自己值得的骄傲的历史，所以他们先给“侵略”下了定义，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价值观，当时觉得没有错就不叫“侵略”，而不可以用现代的价值和思想来规范或批评过去的历史。
　　虽然日本政府一再强调，因为有言论自由的保障，只要是历史的陈述而没有错误的记载的话，他们就无法不让通过检定。其实他们历年来对其他教科书的检定是非常的严格和挑剔的，一定要改而又改，直到其记载变成模糊不清为止。例如，南京大屠杀一定要写成“南京事件”，而且不能写受害人数，又一定要写成“是在战争的混乱之中杀害……”，最近更施加压力不让写有关“慰安妇”的历史。
　　新的教科书出版之后，文部省又利用各个学校教科书的采用应由教育委员会(即地方政府的委员)而不让教师来选择的做法，使很多地方政府开始采用了“新的教科书”。
　　“新教科书出版会”的成员有一万多人，包含了许多政治家及大财主，他们一年有五百多万美金可以用来周转，所以能利用雄厚的资金，把许多他们自己的书，例如《国民的历史》一夜之间变成排行第一的最畅销书，因为他们可以一下就买下十几万本免费分送，绝大部分是放在每家公寓的信箱里的。
　　在政界、财界和传媒界“三位一体”的拥护和推行之下，很可能日本全国都会采纳这本教科书从而达到“教育”下一代的目的。
　　这篇稿子快完时，我正在日本，时值日本参议员竞选前夕，每一个车站都挤满了竞选的车子，车上站着的候选人拿着麦克风拼命宣传，周围是一片混杂，麦克风的喧哗“震耳欲聋”，这就是日本选举的风景。
　　不过在这杂沓与噪音之中，我们也听到了日本枥木县的教育委员会，推翻了他们先前采用这本“新教科书”的决定，而通过了不用这本教科书的决议。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县，这次决议要归功于学校的老师与家长，还有“草根运动”的人士们。可是日本的右翼是挟着财界与政界的支持才有今天的，所以不能掉以轻心。自民党里就至少有一百零五名议员支持这本教科书。财界更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遗余力地支持。鹿岛建设、大成建设、清水建设这些建筑业几乎是清一色的支持。另外作为支持者的有如：三菱重工、神户制钢所，住友公司、川崎重工业、东芝、富士通NTT、铃木汽车、松田汽车、松下电器等等，不胜枚举。
　　这些支持者利用自己养的媒体，不断鼓吹并宣传自己的东西，同时把对方打得体无完肤。这些在日本都是很有效的办法。
　　最近一位在日本教书的朋友寄来了一封信。信上写道：“现在的日本真有点像在下坡路上翻滚似的，真的会变成要打仗的国家了。”她说：“在学校，以前都不用唱国歌，也不用升旗的，现在法案成立之后，却要强迫每一个人都要参加升旗典礼而且要唱国歌。……以前开会时，教师都能比较民主地交换意见，而现在会议时间不仅缩短，校长还总是很独裁而且强硬地决定了所有的事情。”从这些简短的片断，我们已可以看出现在日本教育现场的端倪，也可以想像到日本的右倾倾向。这种倾向经过了各种立法，各种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些社会上的支持(沉默就是最大的支持)，已出现在日本学校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次的教科书问题更会深远地影响到下一代的日本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