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书写城市

　　最近这几年，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结构单位在各种文化论述中越来越备受瞩目，城市的历史和文化传承不仅吸引了众多学者埋首研究，而且也给文化市场创造了一个卖点，《老北京》、《老上海》等“老”字号书籍纷纷出现，俨然造成了一股怀旧的潮流。从某种角度看，都市怀旧可说是信息时代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波及社会心理的一个结果。城市在信息/全球经济时代所占据的节点区位使其成为全球性的或是某一区域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在城市日益繁荣的同时，作为城市之腹地的广大乡村却是在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败。不仅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鸿沟在越拉越大，而且作为全球化城市的大都会和作为区域中心的中小城市之间的距离也在逐渐拉大，这种结构性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很难再成为一个有效的思考单位，鉴于城市在重新组织社会意义上的重要作用，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论述单位，也是理所当然，所谓都市怀旧，放在这个背景中看，实际上是对城市经验和记忆的整理，它和各种关于城市的论述一起，共同塑造着我们对于城市的新的认知。
　　目前在学界流行的各种名目的“双城记”、“三城记”或是“N城记”，也理应看作是对上述结构性变动的知识反应。城市之间特别是分属于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实体的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可以巧妙地避开意识形态的分歧所造成的障碍，而集中关注一些在信息/全球经济时代带有普遍性的城市问题。“三城记小说系列”显然也隐含有这一知识趣向。把上海、台北、香港三个城市近几年的文学创作放在一块比照，看看这三地作家是如何想像自己居住的城市，如何描绘身边变动的社会现实，如何捕捉隐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重大问题，这确实饶有趣味。更重要的是，这种相互比照可以使我们看到全球化时代一些带有普遍性的城市问题是如何在各个城市自身特殊的历史脉络中以及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生长出来的，这种同中之异或许才是最具启发性的。
　　从这三本小说选集看，城市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伦理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是三地作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再细分，则可以分化出更多的问题域，比如城市的历史是由谁以何种方式叙述的，对历史的叙述与当下生活的结合点究竟在哪里？城市中个人的生存体验是如何被定义、又是怎样被书写的？如何看待这种书写方式所隐含的文本政治？在性别、族群、空间归属等多重因素的牵扯下，个人身份认同的依据究竟落在何处？这些问题在这三本选集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展现。
　　叙述历史当然并非为了求真，而应该源自对当下生活的思考和回应，叙述本身因而成为一种治疗性的书写行为。倘若以此标准衡量，被列为“上海卷”领衔之作的《孤岛岁月》恐怕还算不上成功之作。尽管如王安忆所说，这四章节选也许“保留了‘五四’知识分子式的健康、规矩和文雅”，其“写实的笔法”流露了日常生活中“平实，细致，活泼的人情味”，但从其平实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历史与现实之间紧张纠结的关系，而若非立足于对当下生活的深切关注，对历史的叙述就极可能流为老年人对逝去时光的絮絮叨叨的怀念。收在同一集子里的《暗香浮动》叙述的是“文革”期间上海一家小饮食店里发生的故事，夜夜在小店里欢聚狂饮的“酒鬼”几乎全都是“战斗”在工厂第一线的工人劳动者，他们粗鄙陋俗，满脑子下流念头，在他们身上哪还能看到在被修整得光鲜亮丽的正史中上海工人精明、能干、勤劳的形象？对历史的这种有意识的改写大概是这篇小说最有意思的地方了。然而仔细分析，这篇小说的叙述立场却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关于上海历史的主流叙述有着惊人的吻合。叙述者“我”是饮食店的小伙计，但“我”却对作为阶级兄弟的“酒鬼”们极其厌恶，觉得他们肮脏下流、野蛮无耻。惟一让“我”心仪的是阿玲，这个神秘的中年女子身上似乎染有旧上海的风尘，她与众不同的穿着打扮和举止神情，以及她的养狗和宠狗，都散发着与无产阶级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的气息，正是这种优雅而“堕落”的风韵让“我”为之神魂颠倒。酱油店小开和他的情人的故事也并非全是闲笔，这个凄婉缠绵的爱情故事是饮食店小世界里的传奇，它寄托着当时人们对于旧上海的想像，然而这种想像却多半是色情化的，只有“我”把它想像成一个真挚的爱情故事，正是在这里，叙述者表明了其立场。显然，在他眼里，“文革”时期的上海是混乱、粗俗的，而过去的上海更文雅，更有诗意，也更见真情。掐掉中间近四十年的历史，把九十年代的上海与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直接焊接在一起，这是当下流行的上海史叙述模式，这种强迫遗忘的机制即使是在《暗香浮动》这样的刻画那个被许多人认为“应该”遗忘的年代的作品中，也仍然有力地制约着小说的叙述。
　　同样是对城市历史的叙述，港台作家却展示了另外一种路向。《心情》顽强地把人们日渐淡忘的香港六七十年代的历史拉回到视野之中。在那个年代，支撑起香港社会的，是像“我”母亲那样整日在工厂流水线旁默默操劳的底层人，他们忍辱负重，用汗水和生命创造了香港的繁荣，然而如今他们已经老去，在华丽新世界中，他们是被遗忘的陌生人。那个年代，人们曾拥有纯朴可爱的日子，也会为了理想奋袂而起，在阳光灿烂的公园里淌洒鲜血，如今殷红的血迹早已被时光的急流冲刷得一干二净。那个时代连同质朴坚忍却又不乏烈性的人们都已远去，“社会上好像只有一类人了，他们一心一意地追逐着名利，名利成了这座城市最值钱的东西”。在此，对历史的纠缠不放构成了对当下生活的严厉批判。
　　在朱天心的《古都》里，历史与当下生活的纠结展示了更为复杂而深邃的内涵。正如王德威所说，这篇与川端康成的《古都》同名的小说虽然情节简单，却并不易读，小说中穿插了许多不同的文本和典故，除了川端康成的《古都》中的片段，还引用了《桃花源记》、《台湾通史序》、《诸罗县志》，以及劳伦斯、弗洛伊德、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梭罗等人的诗文，这些互文文本的相互穿插叠映，使小说产生了多重意义指涉的可能性。中年女性“你”徜徉于京都和台北的街头，指认眼前风物，回首前尘往事。京都的风物历久而不变，台北“进步”的脚步却是如此匆遽，往日熟悉的城市已然面目全非，那些记录着“你”的青春欢笑的街巷、房舍和花木都被夷为平地，“你”的记忆像是无主之魂，空荡荡的，无所依附。“你”的感伤怀旧还不能简单看成是对现代化的抗拒，“你”在捡拾个人记忆碎片的同时，也在重温这个美丽之岛的历史，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经验绞合在一起，“你”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实际上映照着更大范围的族群认同的危机。千重子的弃儿身份使对川端康成《古都》的引用成为某种隐喻，“清人得台，廷议欲墟其地”，“娑婆之洋，美丽之岛”成为“无主之地，无缘之岛”，从荷兰殖民时期到满清，再到日本殖民和国民党统治的时期乃至当下，台湾在各个时期的历史纷纷卷入，其间有着多少惨痛的记忆！桃花源与世隔绝，不知魏晋，然而即使置身其间，不也还有“这是哪里？”的惊问？更何况台湾又并非桃花源！因此，“你”陷入了时间和空间的双重失根之中，这种漂泊之感显然烙上了族群和家国政治的印记。在彷徨失据之中，书写成了自我拯救的手段。第二人称叙述建立了一种“你/我”的叙述框架，“你”与叙述者“我”是同一主体的分裂的两个部分，“我”是作为书写者的“你”，而“你”是被“我”审视的“我”。主体的分裂使叙述的推进变得异常凝重而艰难，却也蕴含着自我治愈的契机，在主体的自我凝视下，个体自我向历史敞开，在反思、质疑、探询之中努力重新确立主体的位置。这种抉心自食的叙述方式是何等深切啊！反观大陆作家的作品，我们却发现其中的叙述主体几乎总是巍然不动的，他们或是高踞于文本之外的冷眼旁观者，或是沉浸在个人哀乐之中的自恋狂，那样的叙述文本自然是封闭的，无力展现历史和现实之中的多重复杂性。
　　个体在城市中的生存体验历来是城市文学关注的重点，从“三城记”系列看，沪、港、台三城文学在对城市生存体验的捕捉、定义和归类方面，可谓各有特点。香港作家更多地表现了城市生活与人性相背离的荒谬可笑的一面，以及个人置身其间的孤独无力和紧张焦虑。《输水管森林》中像肠子一样弯弯曲曲缠在一起的输水管是城市的可怖的象征，《少言妙音》中的“我”用沉默乃至用血腥的暴力拒斥了整个世界，《耳朵》、《改头换脸之旅》、《铁轨上的掠影》等篇则反映了城市生活的卑微、空虚和疯狂，这些作品都染有浓重的荒诞色彩，在经过变形处理之后，城市生活充分暴露了其冷漠、异化的残酷面相。台北卷中的作品对个人与周遭环境的疏离虽然也不乏揭示，但是它们更专注于表现个人在异化环境中对自我身份的感知，其中性别认同的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嚎叫》、《童女之舞》对同性恋者刻骨铭心的伤痛有很深入的表现，笔触细腻深切，散发着人性的温暖和光辉；《留白》、《洗》、《哀歌》则深入检讨了夫妻生活中情感的隔阂和荒凉“正常的”家庭似乎更像是束缚、戕害人性的囚笼。这两类作品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传统的性别政治以及家庭伦理提出了质疑。《鱼骸》呈现了文化和家国认同上的困惑，专研甲骨文的学者“他”原是马来西亚华侨，背负着早年生活的创痛记忆，只身来到台湾求学，父母之邦、文化故国以及栖身之地的三重牵扯，使“他”陷入认同政治的复杂纠结中。性别身份与家国认同的问题在朱天心的《古都》里更是被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世纪末台北的身份认同问题遂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反观上海卷，其中作品对城市生存体验的表现未免单薄了些，这固然与所收作品不只局限于城市题材有关，但作家想像力的贫弱和观念的僵化恐怕是更为深层的制约因素。陈丹燕的《女友间》把故事叙述得行云流水一般，那份从容和雅致是多数港台作家所无法企及的，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在小说极为流畅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叙述主体的内在紧张，那种因现实生活的复杂、含混而导致的思想上的困惑和艰涩，叙述主体的碎裂以及通过书写顽强寻找再造之途的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更是无从得见。我们读到的是一个打磨得相当光滑精致的故事，尽管不乏令人叹赏的细节，却仍然没有摆脱“道德—欲望”的陈旧模式。故事的发展几乎就是作者潜在的伦理道德观念的逻辑展开，触犯道德规条者终要自食苦果。对物质欲望的态度也许是这篇小说最值得探究的地方。小敏对精美物品的由衷喜爱，既是以往被压抑的天性的自然质朴的流露，同时也还因为它们能够帮助她走出笼罩自己多年的外婆和母亲的阴影，商品的乌托邦寄托着她对生活的美好想像，这里面无疑有着令人感动的东西。但是，陈丹燕并没有像朱天心在《第凡内的早餐》中那样，从多重角度对商品乌托邦进行解构，而是轻易地把它纳入了伦理道德的框架中加以审视。在不可遏制的物质欲望的催眠下，小敏轻快地逸出了伦理道德所能允许的范围，令自己跌入到极其难堪的处境之中，连与安安的深厚友情也一并失去了。故事演进的前后因果关系显然隐含着一种牢固的道德判断，即王安忆所点出的“人性的迷乱”。其实，人的物质欲望涵盖着深广的政治经济内容，欲望在特定社会时代里生成、呈现和得到满足的方式理应得到更加细致的关注，进而抽丝剥茧般地揭示个人幽深曲折的生存体验。倘若把物质欲望与伦理道德直接勾连在一块或是加以对举，就必然会忽略掉许多微妙复杂的意义生产领域，使作品流为简单而陈旧的道德寓言。
　　总体而言，上海卷中的作品对城市生活的开掘无论是在题材的广度还是在问题的深度上，都有着明显的欠缺。在这些作品中，上海的面目是如此的暗淡模糊，又是如此遥远，这难道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上海？上海在这些年里的变化给人们提供了多少丰厚的生存经验，其间所丛结的问题又是何其重大复杂，然而在上海作家的笔下，我们却无法真切感受到在上海的现实生活中涌动的暗流以及喷溅着疯狂气息的漩涡，文学与现实如此疏远，怎能不叫人备感失望？尽管由于选编者选择标准所限，这本小说集还不能反映出上海小说创作的全貌，但是它所呈露的上海作家的创作缺陷却是普遍性的。在我看来，上海作家在思想上的惫懒和衰老是造成这一切的症结所在，因为正是思考能力的迟钝和衰退，严重地限制了作家的观察力和想像力。以上海最出色的作家王安忆来说，这本集子虽然没有收入她的作品，但是她在编者序中反复申述的文学观，却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症候。王安忆慨叹“在多变的世事里，景物都是缭乱的”，但她认为“在浮泛的声色之下，其实有着一些基本不变的秩序，遵守着最为质朴的道理，平白到简单的地步”，它们是决定事物运动方向的“永动的力”，也是艺术所要着力表现的。她强调文学应该表现日常生活里“平实，细致，活泼的人情味”，在这方面她更看好女性作家，女性的眼光“比较流连于具体的人和物”，不像“男性看世界，往往是大处着眼，对思想的期望过高”，她们的作品因而更有“肉感”，能够“袒露出生活的肌理”。在这里，王安忆明显表露了对思想的厌弃，却对小说中“肉感”的细节迷恋不已，她似乎相信生活的性质是恒定的，文学的任务只是赋予其“切实可感的肉身”。对生活性质的还原主义式的理解，实际上取消了文学探索无穷尽的人类精神状况的使命，文学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用“肉身”印证一些永恒不变的生活性质。这种“肉感”的诗学是极其危险的。小说应表现日常生活，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日常生活并非自我呈现的，在不同的思想视野中，它所展露的内蕴是迥然不同的，在放逐思想之后，怎能保证对日常生活的描摹不会停留在“浮泛的声色”之上？王安忆似乎相信作家的直觉的力量，凭着这种直觉，作家能够“抵达事物的深处，焕发出思想的光芒”。然而，从这本小说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所谓的直觉是何等的靠不住！其中的一些作品也许具有王安忆所称赏的“肉感”，却没有肉中之骨和奔涌流淌的血脉，这样的“肉感”只是脂肪的堆积，它恰恰暴露了作家思想的溃败和衰老。在香港、台北文学的对照下，这个问题更是显得触目惊心。我们希望上海的作家能从这套“三城记小说系列”看到自身差距，找到问题所在，在后续的几辑里贡献出令人信服的作品来。
　　二○○一年十一月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