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动手翻译阿马蒂亚·森的《不平等的再考察》(
Inequality Reex-amined)一书之前做好最终不能付梓的思想准备，但是，十月底译完全书后直面一封封与诸多出版社联系的信成了“黄鹤”，心中难免涌上几丝惆怅。十一月初，偶然读到一篇西方记者采访正在纽约滞留的阿马蒂亚·森的报道。采访的话题是围绕“九一一”事件和阿富汗的重建展开的。森对本·拉登利用巨额财富进行恐怖活动的行径表示了蔑视后，也言及恐怖活动和贫困问题有关联的两点：一、不惜生命投身于恐怖活动的志愿者中许多人抱有一种对世界中不公平反抗的情绪，而贫困却是不公平的最大问题；二、恐怖分子有必要制造一种理由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对不公平宣战”是一种制造正当化的理由。所以，森强调贫困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其实，这也是经济学史上一个古老的话题，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亚当·斯密就曾警告过：“穷人会用公开的暴力手段使富人的财产减少到与自己相当”，“于是在需求和恶意的驱使下去侵犯他们的财产”。社会科学家研究的结果表明，即使在今天的发达的现代国家，贫困除了带来“匮乏”之外，还会给贫困层带来“与社会活动隔绝、产生孤立、压抑和焦虑，以至抱有和政府对立的情绪”。所以，我想，中国肯定也有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关心着这个问题，即使我不翻译森的这部著作，此书的中译本的问世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之所以在阿马蒂亚·森的众多的著作中选译《不平等的再考察》一书，因为与森的其他著作相比，正如森自己介绍的，这部著作是“考虑到更广泛的未受过经济学训练的读者，尽量少用专门概念和量化的表述”，读起来也许比国内一些经济学普及读物还要感到轻快。但是，这部“浅出”的著作又是森一九七三年《经济的不平等》以后诸多研究业绩的总结，有兴趣的专业学人可以从书末附有的浩瀚的参考文献，既感悟到森的勤奋与功力，又能找到“深入”学问的线索。
平等的庞杂与平等的空洞
对贫困问题关注，必先要着手研究不平等问题。传统的经济学虽然关心效率和平等，却常更强调前者。然而若要研究贫困问题的话，必先研究有关财富的分配和资源的配置的状态——不平等的程度。了解了平等的极端的形式，那么也就知道了贫困的程度。
人类对平等(不平等)的研究呈现出多种智慧。随手可列举出罗尔斯的自由和基本财分配的平等、德沃金(R.Dworkin)的资源的平等、奈盖尔(T.Nagel)的经济的平等、还有诺齐克追求的自由主义的“权利的平等”等等。无论哪种理论对其中核心的变量总是提出平等的要求。即使是功利主义，也要求社会的效用总和最大化，虽不是明确的平等主义，但在效用的增减问题上，认为所有人的效用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其中也有平等主义的要素。各种理论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追求某个被看作重要的因素的平等，其背后是不同的社会伦理理论所追求的各种不同的依据。对所有的人来说，这种以某个基准为考量所追求的平等不一定具有倾斜的结构，可是在各种不同的依据中包含着倾斜的要素。它们的局限都是追求某一变量的平等时，其他变量就会变成反平等的，结果是在一个理论体系中被作为基本的方面达到了平等，而“周边”产生的不平等也被正当化了。所以，一方面，平等这个概念被人看得太庞杂了，塞得太满了(D.Ree)；另一方面，又有人说平等只是一个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的概念(P.Westen)。
森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在于人的多样性。如果所有的人是完全一样的话，某变量(如收入所得)的平等是与其他变量(如健康、幸福)的平等呈一致的趋势的。但因为人类各个体呈千姿百态的多样性，导致某一变量的平等会带来其他变量的不平等。
功能与能力
森指出以往的各种理论在评价不平等时都忽视了合理地导入把人的多样性的特征作为考察对象的问题，大多采用从容易着手的、以收入所得及占有财物为主要变量的考察方法，但在把收入所得、财物转换成自由或福利时，这种变换能力会因人的自然、社会的差异而导出不同结果，所以，以收入、物质等为变量的研究是有一定界限的。
罗尔斯的通过“基本财的分配”、德沃金的通过“资源的分配”达到自由(机会、手段)的平等的方法，与单纯考虑效用的功利主义相比是前进了一大步，涉及自由的平等领域。但是，森认为基本财、资源达到了平等，并不一定保证持有者实质享受的自由也平等了。因为把基本财或资源转换成自由的变换能力，因人而异，所以，也仍有其不足。比如，判断一个人取得食物营养是否自由(即判断营养状况好坏)时，不仅依存此人的基本财、资源(也是指收入所得、财产拥有等)，也要考虑此人的性别、年龄、是否妊娠、生活地域的气候、环境，是否患有寄生虫病及代谢率方面的疾病，持有同样基本财、资源的人，因上述要因之差异、营养状况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森把传统的基于实质所得的研究方法中的各种变量(包括罗尔斯的基本财、德沃金的资源)等看作或是人类为了实现福利及别的目的工具、或是人类走向自由的一种手段。
他提出了两个独特的概念：“功能(functioning)”和“能力(capability)”。他把个人的生活现状看作许多相互有关的“功能”的集合，个人所达到的生活状态能够作为此人功能矢量表现出来，评价个人的福利也就是评价这些组成要素——“功能”。而人的各种“功能”又组合成“能力”(实际上是一种潜在能力)，这种潜在的能力是作为反映生活各侧面的个人自由的“功能”矢量的集合表现出来的。在“功能”的空间中(也就是在实际生活中)，“能力”的集合表现为“能够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的个人的自由。在判断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一)可以从这个人实际取得的成果(生活现状)来考察；(二)可以从取得这成果的自由(程度)来判断、评价，后者也就是“机会”。而“功能”的集合实际上就是个人生活现状的评价要素，“能力”则是达到最终能够取得福利成果的自由的转换媒介。但是，森又指出，不仅因个人的能力、目标相异，选择不同功能组合导致实际生活状态各式各样，甚至两个人即使持有同样的“能力”、目标，一旦各行使各自的自由，采用不同的人生战略、战术，也会导致不同后果。因为人类不仅追求自身福利的目标、价值，还追求福利之外的自己主观意志决定的目标、价值，所以，人类还有实现“能动作用(agency)”自由的另一个侧面。固然个人通过“能力”的集合能获得福利上最好的成果，但是，如果个人具有追求能动作用实现的自由时，不一定也能提高福利水准或增加实现福利的自由。比如，一个发达国家的医生志愿去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乡村行医。若他的能动作用如愿以偿，能达到自由实现，那么这自由本身并不增进其自身福利水平，也不是实现福利的自由。反之，因某种原因，他客观上不能成行，那么，虽未获得能动作用实现的自由，却保持了其所持有“能力”能实现的福利水准。不仅如此，森还指出，实际上自由本身的增加也不一定对福利增长是有利的，因为人类有永不满足的欲望会导致选择项的增加，而自由与优先选择是对立的，过多的自由，即过多的选择项徒使个人消耗精力、时间去考虑、去斟酌，有时却还会得到不利的结果，所以，选择又是把双刃剑。
困难的选择
因为人类和社会的多样性，所以，无论哪种理论，要具体确定最基础的关于不平等的变量都是一个难题。比如，自由主义者主张的自由包含着不同的权利，即使是罗尔斯的基本财也有多种类型。虽然森明确指出：“如果根据收入所得表示贫困的话，什么程度收入所得是必需的？答案应该是能获得最低限度福利的‘能力’的收入成了必要的标准。”但是，如果要进一步确定这由能力转换成的收入涉及哪些最基础的变量，仍是件麻烦的事。所以，森认为在伦理理论中具有基础意义的范畴里，包含不同的变量也是可能的，可以根据权重排列出先后顺序。排列各种变量不平等程度顺序时，也就是判断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完全背离了完全平等。即使这么做会出现顺序中的模糊或未能解决的对立等问题，可以把期望的特征及其变化作为共同部分处理。遇到相互矛盾场合也可先不考虑顺序，暂且放在一边。因为有时进一步加以分析，或收集了更多信息后，原来不可能排列的会变得可能了。在这意义上共同部分的顺序基本上是暂定的。
森所关心的“能力”转换成的基础的变量，可列举出预期平均寿命、医疗保健水平、开发和获得“能力”的教育水准等等，都是一些涉及人的生存、发展最基本的变量。这些变量之重要，可用中国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来概括。确实，微观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福利经济学中的难题。近年来，美国学界关心的是“医疗贫困”问题，在英国，十年前“取暖燃料贫困”问题也引起过福利经济学者的论争。倒是“教育权利的贫困”课题却是一个“二战”后经久不衰的热点，不仅为教育学界、社会学界所关注，实际上也与福利经济学不无关系。三十年前，英国学者杰克逊曾提出这么一个假说：一个家庭户主只受了低水平的教育，只能从事低收入的职业，低收入使这个家庭住宅简陋、拥挤、潮湿、缺乏暖气，对其家庭成员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上一代的这种贫困会影响下一代。下一代会因此尽早找一个工作来帮助家庭或是逃离家庭，而这种过早就业是以牺牲教育为代价的，事实上贫困会使下一代重蹈父母覆辙。后来阿特金松(A.B.Atkinson)曾对这假设做过验证研究。极盼我国同仁也能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时下尽管常能见到报刊上所载的或是描述性的报道，或是杂文式的评议，很少读到经济学、社会学及教育学圈内涉及这一课题富有学理的实证研究论文。这也是余勉为其难翻译《不平等的再考察》一书之动机，想激发起那些具有研究机会、研究条件的科学工作者的勇气。
学术伦理与社会正义
森关注贫困层最底层者的命运。他指出功利主义的弱点：一个长期处于贫困层最底层的赤贫者，会失去常人所有的企盼和希望，把一些极微小的生活改善作为极大的满足，所以，效用这一指标很容易掩盖相对的极度贫困。
传统的贫困的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是从把贫困看作低收入所得的立场出发，推导出关于贫困的综合指标，计算贫困者的人数——也就是计算出贫困线以下者之比率。这一方法之缺陷已为经济学界共识。因为人们的眼睛只瞄准了贫困线以下的人数后，往往以减少这一人数(H)为工作之主要目标。英国研究者贝克曼和克拉克就曾这么举例：“如果贫困线是以每周五十英镑为界线，那么把那些每周四十九英镑的人的收入提高到五十一英镑，就能使他们脱贫，用每人一英镑就可减少穷人的数目；另一方面，把一些人的收入从四十英镑提高到四十九英镑，却仍让他们留在贫困的队伍中，穷人的数目丝毫没减少。为了使测量贫困比这种人头法更精确，有必要看一下贫困线以下者之间的差别有多大”(Backerman and Clark 1982)。森也提醒人们注意“被认为属于贫困的人是否集中在仅稍低于贫困线的那个层次呢？还是集中于相当低的层次中呢？贫困者之间所得分配的格差是否有明显的不平等？还是并非如此？”这就有一个离贫困线水准的收入所得的不足差额(I)的问题。但森说光有人数(H)和所得差额(I)这两个要因结合起来还不够充分。如果把一位贫困者收入所得转移到另一位比他稍“富裕”一点贫困者所得中去，假如两个人依然处在贫困线以下的话，整体的贫困人数和所得差额两方面的值未能改变，但实际上是整体的贫困程度进一步恶化。所谓恶化，即最贫困层更加贫困。所以，必须还要考虑第三个要因，也就是贫困者之间所得不平等指数(D)。森认为不平等指数(D)和基尼系数(G)异曲同工。他结合基尼系数提出了他的“森指标”：P=H〔I＋(1－I)·G〕。
森指出一些制订消灭贫困政策的人们，大多喜欢在消灭贫困层中“最富裕层”工作上下功夫作文章，因为这样做能够迅速降低贫困人口比率的统计数字，所以，他把贫困研究分为两种：一种是为了正确描述出贫困阶层状况的研究，另一种是为政府决策服务的研究。他把自己的研究归于前一种，坚持这种研究立场的本身就是“反对政府以要有足够资金才能有对付贫困的好方案的借口”。因为“如果以完全迎合政府的形态来给贫困下定义的话，会得出贫困不那么严重或者贫困不存在的结论”。这段文字，森的学术伦理观跃然纸上。
森还认为他的理论体系中“能力”的不平等的观点容易使“能力主义”的不平等显而易见，而能力主义往往以“效率”为理由来表示自身的不平等的合理性。这也是他和罗尔斯在社会正义论上相左的地方。罗尔斯强调每个人由于“道德的、智能的能力和技术不同，具有更优秀技能的人担任有影响力的公职，既不是不公正，也不是非正义的”。森却认为大多数人是从效率这一侧面接受人类因不同能力差别造成的不平等的，而不是认为竞争公职若具有相等的机会，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了。其原因是人们认为把能力能降低到一个较低水平是非效率的。所以，森认为罗尔斯的通过公开竞争分配重要公职是正义的观点，不过是在强调效率的长处的基础上追求不平等的正当化。森质疑道：“如果公职与具有影响的社会地位因开放竞争被能干的胜者所占据体制形成，而现实却又是不太有效率的，而且弱势群体遭受不正当的待遇，那么这种‘实力主义社会’的正当化也就不能成立了。”他认为，一九九○年印度总理辛格在国会提出了一半以上的公职要由低种姓或其他弱势群体的代表担任的提案未能通过，但辛格对所谓效率的长处的怀疑是正确的，至少不能说是不正确的。森给了我国学者一个启示：要实施讲究效率的真正的“能力主义”，要守着这条标准线上的社会正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要追求效率，却得到既失去社会正义又未曾有什么效率的结果。
富裕中的贫困与贫困中的“富裕”
前述的作为测定贫困的尺度“森指标”及其顾及分配领域的其他指标被编制成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在发展中国家孟加拉、印度、马来西亚、巴西乃至最发达的美国的贫困状况调查中被采用，收到良好效果。这些综合指数反映出基础教育、基本的医疗保健是人类生活必需的保障，预期寿命也是衡量贫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标。森曾对所得、收入与死亡率之间关系做过专门的比较研究。书中他举例哥斯达黎加人均GNP为一千七百八十美元时，预期寿命是七十五岁，而叫人吃惊的纽约哈莱姆地区人均预期寿命不到四十岁，还不及孟加拉国的水平。森认为，缺乏健全的医疗保险及都市的高犯罪率对哈莱姆地区居民的基础“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虽然哈莱姆地区居民收入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但要能像样地在当地参与公共生活、地域活动要比发展中国家贫困层支付多得多的费用。相反，印度农村的贫困农民穿破旧衣服也能出现在公共场所，没有电话、电视机也照样能在村落中生活下去。
森认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提倡“超越阶级分析”之必要性，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一个侧面与阶级有关，一部分侧面却与阶级影响无缘。他认为美国的种族贫困问题就是一例。而且，哈莱姆现象也不是局部地区的问题。一九九〇年的统计，三十五岁至五十五岁之间非洲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二点三倍。
与哈莱姆事例相反的例子是印度的喀拉拉(kerala)——贫困中的“富裕”的典型。喀拉拉是印度全域人均GNP实质所得较低的地区，但平均预期寿命相对于印度全国平均预期寿命五十七岁高出一大截，超
过七十岁。当地婴儿死亡率也远低于全印度婴儿死亡率。地区居民识字率也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值的52%，高达91%。特别是女性识字率，全国平均为39%，而喀拉拉高达87%。
森也注视着中国的动向，他和德雷兹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已指出，中国人均GNP为三百五十美元时，平均预期寿命已达七十岁，那是经济增长缓慢、人均粮食产量增长几乎停滞的时期。但是，经济改革后GNP迅速上升，平均预期寿命的指标却失去了上升的势头，这与医疗保险改革不无关系、也是社会急剧变革的结果(DrejeandSan1989)。
(Amartya Sen，Inequality Reexamin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