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快乐都有代价！就拿《人文与社会译丛》来说，看到自己动议创办的这一个系列，如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心里自有几分收获的愉悦。可谁承想，就连这么点小稹的快慰，居然也有相应的副作用——素以闲来逛书店为乐的我，近来站到那里的书架旁，却每每少了几分发现的快乐，倒添了几分踌躇和忐忑，因为有不少书籍的上市，原都是在自己意料之中的……
应该为之踌躇忐忑的杂事实在太多了，就连屈指历数都显得那样琐碎——比如，自己做的这两套分头译介海外中学和西学的丛书，其选题是否准确？交稿是否及时？合同是否到期？译者是否得力？审校是否严格？稿费是否送达？何时可以修订？排版是否精致？装帧是否美观？纸张是否合格？印数是否如意？市场是否理顺？评论能否跟上？等等，等等。然而相对而言，最使自己忧思难忘的，还是一个更抽象更深层的意念：既然有限的学术生涯，已注定要跟这项翻译事业紧密相连，那么作为这类工作坊的主持人之一，就不能只是穷于应付繁忙的杂务，而应当先行到死地自后往前去设想——后人究竟会怎样评判如今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译介活动？
频频地暗生此种疑窦，乃是因为推动和从事这项繁难活动的动力，原本就仅仅来自内心深处的某种历史感。见怪不怪的是，如果谁的出息只在于应付学校里的报表，那么就算把所有这些翻译成果加起来——哪怕人人都知道你曾经为之苦不堪言——在搪塞官方知识验收体系的功效上，也还抵不上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甚至抵不上三两篇管它像样不像样的论文。幸而，对于此类形式主义的流弊，近来已是众口一词地斥责了，我也懒得再来多这个嘴。惟独还想稍作补充的是：此类误区其实已是深入人心，并非仅限于缺乏弹性的官僚机构。比如，上一回改由民间来评奖，原以为有了自主的谋划空间，不必再忌讳“文化渗透”之类的猜忌，所以刚一开会就有人提出，真正够格的专著怕要费一番思量，倒是够格的译著几乎就在嘴边，不妨考虑匀给后者一个名额。可惜此后议来议去，仍只能勉强去评专著，并未能免去官家之俗。
支撑我的心劲当然不在这里！——只要是人为组织的评判，不管由哪一种精英团体来操作，总有可能受到人为的干扰。所以真正值得我们看重的，只能是图书市场的自然反应，和此后学界的默默阅读效果。只要这两项指标还堪称积极，那么学术翻译这项公益事业就不会白做，而有可能如盐入水般地融进整个知识背景，增益总体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厚度。从这一点出发，尽管近来的图书市场并不景气，我仍以为它是犹有可为——说得更具体些，我觉得它并没有萎缩到令人绝望的程度，还在暗中支撑着学术界的知识增长。
就此我们可以提出两个参照系。其一是在大陆学界和台湾学界之间。我们如今编出的严肃丛书或杂志，通常的印数也不过区区数千册而已，这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大陆学人来讲，已经显得相当不过瘾了。不过，若拿台湾的书业来进行对比，仍然不难发现，这边的情况还是要从容得多，因为那边新创一个学术刊物，往往只能印它个几百本，简直就像自费印刷的非卖品。正因为这样，我前几天才半开玩笑地对台湾同行讲，就算只是为了利用大陆图书市场的广度，反过来刺激你们学术研究的士气，以获得学术资本的快速增值，你们也有理由赞成统一，来打破对于汉语学术的隔岸关卡罢？
另一个对比则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之间。由于某些陡转的变因，九十年代的学术并没有成为八十年代的直线延续，而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弯路，甚至在某些方面开了倒车。然而即便如此，九十年代又绝非八十年代的简单倒退，此二者的关系毋宁说是犬牙交错的。一方面，晚近的学术氛围确实不如当年活跃与畅快，以致连当年已是三尺小童皆知的某些谬误，到现在竟还被机械地重弹着。可另一方面，晚近的学术又确实在允许的范围内有所推进，以致当年某些名噪和蛊惑一时的高论，如今已拆解得连三尺小童皆知其学理疏漏。更不要说，一些当年未及窥其堂奥的知识领地，人们眼下已经可以自由出入，而一些当年似乎遥不可及的国际名流，也已跟这里保持着日常的交往。从这样一个基本判定出发，我们难免要问：九十年代学术发展的动因究竟何在呢？——恐怕与其把它归于某只看得见的手，还不如把它归于某只看不见的手，归于图书市场的暗中支撑罢？
不待言，翻译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更何况在这个学风浮躁的年代，在死不承认翻译成果的僵硬体制下，还要去从事素称繁难的学术翻译，而且是横跨东西语系的、几乎无法共享任何词根和句型的翻译(况且汉语又不具备日语中那种简易平移的片假名)！尽管由此一来，我们就更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甚至还巴望着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把译文中的纰漏闪失帮着挑拣出来，但也正因乎此，又须提示问题的另一侧面：除了从细部上挑剔之外，也许还值得从大局着眼，看看假如没有这许多至少还看得过去的译著，来勉强维持国内学术的基准线，而任由人们可着劲儿编造谋求身外之物的所谓专著，那么对于学术研究的普遍理解和预期又将堕落到何等地步？——有了这样的转念，对于学术译著在当代文化中的实际功能和功绩，或许就能看得更加公正些，而不致像某些人那样“闻(别人)过则喜”。
正因为意识到国内的困境，我对那些奢言“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宏愿，便往往保持某种审慎的疑虑。相形之下，我倒是多次表明过不那么出息的心迹，更放不下“世界学术如何走向中国”的问题。照我看来，如果骨子里不过是在“来料加工”，变着法子拿中国的案例去验证人家的现有框架，或者借中国传统的某些片断去抓挠别人的既定痒处，那么此类“走向世界”的结果，无由真正提升中国学术的整体地位。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的治学之业愿意真正从国内的学术实情出发，就首先应当追求虚一而静和坚实寸进，而不是连自己都不敢真信的虚夸、矫饰和膨胀。
然而问题并不算完！在主动引进外来学术成果的同时，我们最好还是同样主动和坦率地承认——它们并不一定能够成为精神攀援的阶梯，相反我们倒是有可能被这些译著的巨大分量压垮。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这种巨大的外来压强有相反相成的两类表征。在硬币的一面，人们的治学方向竟普遍趋于琐细化，趋于村气和霸气并重的、只图“一招鲜”的绝学。并不是说，学术研究就不该有细密的分工，就不该发展出各擅的专攻，然而健全分工的必要前提却是，大家必须对知识的总体分布有所体悟，对学术的整体走向有所洞察，然后充满忧患地合力推动学识增长，哪怕是采取批判和颠覆的激烈手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真正具有自我更生能力的学术共同体，它的每一个细胞都应具有警觉地照顾整体的自我意识(否则无谓的局部疯长其实正是癌症)。而以此种尺度来衡量，其实学界眼下的真正要害，则并不在于是否应当存在宏观和微观、高明和沉潜的学术分工，而恰恰在于在通常情况下已然没有了这类分工！和大批译著所展现的宏大视野适成反衬，国内学界的焦点大多都对准了细部和局部，仿佛理论创新和高屋建瓴从来都是别人的专利，而我们只配跟在既定的大方向后面亦步亦趋，再考出一些细枝末节来小事补充。由此就不妨说，照这般去躲进小楼而沉湎于饾饤之学、所谓的“绝门之学”便很容易沦为绝响与绝唱，沦为文化上的“绝户头之学”，——因为它很容易使人忘却学术工作的价值预设，以不负道义责任的态度自闭于未来的历史。
而在硬币的另一面，知识界居然又比照着别人的模样，强自己所难地、胡乱而匆忙地分门别派。并不是说，别人的历史经验就不值得借鉴，别人的理论总结就不值得参考，然而，倘不能调动起内发的知识主动性，去参验本身的阅历和本土的传统，外来的观念终归无法化作自身的精神动能，这本来也是无法更浅显的简明道理。由此，当我们瞠目结舌地看到——受国际学术资本的种种压力(包括吸引其关注的诱惑)所迫，某些人一旦写proposal写顺手了，则为了改扮自己以适应别人的识别预期，而迅速分化成了让外间似曾相识的对立派别，然后再不顾国情地引进那些“洋架”来，互不理喻地不共戴天地接着吵，而且越吵就越当真越伤和气，真不禁要为那热闹背后的被动和贫困而默哀。这其实正是我自己永远“不结盟”和“无党派”的主要理由，因为我认为急剧毒化着当今研讨气氛的派别之争，无非是最为触目惊心地反映出：只要陷入别人的话语场中无力自拔，就很有可能被别人特有的问题意识所覆盖，以致从此竟难以名状自己的切身经验，而只显出文化分析的失语和学术洞察的失明。——由此一来，臭名昭著的“欧洲中心论”就真要从荒谬变成事实了！
上述困窘使我们痛心地感到，尽管当今的体制并不鼓励创造性(甚至正因为它并不鼓励创造性)，就仍有(甚至更有)必要去呼唤和乞助学术上的创造性，——当然这是指真心诚意和下自成蹊的创造性，而不是以各种障眼法伪装出来的创造性。从这点出发，我们也许有必要发挥出一种新的提法——如果冯友兰当年曾把诠释中国古代经典的态度，明确区分为“照着讲”和“接着讲”两种路径，那么我们面对着更加汗牛充栋的学术译著，就应该进一步分辨出“接着讲”和“对着讲”两种家数。
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冯先生当年想把“接着讲”跟“照着讲”划分开来，其本意无非是赋予后者以学术合法性，以便名正言顺地对经典进行创造性的发挥。——这样一来，如果他在《贞元六书》中想要代圣人立言，就只需照顾这些言论是否贴合儒学的内在走向，而不必计较是否确有先贤的语录可供征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今再顺着他的思路而提出“对着讲”，也恰是在继续发挥他对于创造性的重视和弘扬。换句话说，在这个学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现在提出的“对着讲”，实则是另一种形式的“接着讲”，——因为它同样注重对于传统精神价值的保守，同样注重对于人类过往经验的激活。而由此也就决定了，正像“接着讲”的态度从未把“照着讲”简单撇弃一样，“对着讲”的态度也不会把“接着讲”简单撇弃，因为连“照着讲”都不会的人当然就谈不上“接着讲”，而连“接着讲”都不会的人也同样谈不上“对着讲”。
不过话说回来，以往那种仅限于某一脉络内部的“接着讲”，在显出相当的开放和灵活的同时，毕竟也还有其狭隘和独断的一面，——因为无论打算接续着何种精神传统来开讲，这样的主讲人都已先入为主地设定了，所有的真理都已穷尽于此一传统的基本取向，而后人与时俱进的诠释工作，哪怕再充满灵感和再富于创意，也不过是把真理从以往的隐性推演到应时的显性罢了。受这类前定预设的无形制约，即使外来文化构成了某种刺激，也只能刺激得固有的文化更加强劲和周到。所以骨子里，在对于文明价值的此种本质主义的理解中，各文明的原教旨根本是老死不相往来的。而由此展现出来的世界图景，也就好比是存在着许多生存竞争的文化物种，它们尽管从未拒绝过相互撕咬和吞食，但这种彼此消化却很难有助于共同的进化，而只能表现为一场撕咬——猫若咬了狗一口就长出一块猫肉，狗若咬了猫一口就长出一块狗肉，直到文化食物链的哪一环被戛然咬断为止。
所以，正是为了克服片面囿于某一传统的“接着讲”，我们就必须把它进一步解放为“对着讲”！事实上，每天都摞向我们案头的西方学术译著，和林立于我们四壁书架上的中国古代典籍，已经非常鲜明和直观地提示着我们，如今不管谁想要“接着讲”，也至少要承袭着两种精神传统去开讲，——而且是两种经常相互在解构和解毒的传统！由此很自然地，如果我们自信还并非只是在以西方传统或中国传统为业，而是在以思想本身为自己的事业，那么两种传统之间的“对着讲”，就无疑是一种更合理也更宽容的学术选择。在我看来，这种“照着讲”并非对于另一种人生价值的空头支票，而只是对一种新方法的审慎而宽阔的界定，——也就是说，它不仅不再把精神囿闭于某一特定的统绪，甚至也并不担保仅靠两种或多种传统间的对话与激发，就一定能够帮助摆脱深重的文明危机；它惟一可以承诺的是，文化间性至少会带来更多的头脑松动和思想选项，使得我们有可能挣脱缠绕已久的文化宿命论，从而有可能进行并不事先预设文化本位与文化归属的建构。
弥足庆幸的是，此种“对着讲”的工作，正好跟我目前承担的教学任务形成了呼应。——因为根据我私下里的体会，如果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所当前还承担着什么学术使命，那就理应在于示范性地倡导大跨度和多角度的对比思维，由此在双向或多边的文化传播、理解和诠释中，同时凸显各文明之具体的特点与限制，以期从理念上逼近当今危局的文化根源，从而去构想既建基于又超越了各主要精神传统的“无本位文明”。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过去曾把自己的翻译工作坊比作古代高僧的道场——“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
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人文与社会译丛·主编的话》)，那么眼下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所，就恰可比作宋代思想家曾经活跃过的书院。也就是说，它的使命同样在于通过对比和对话，把外来文化信息转变为自身的智慧，以便更加宽广地重整破碎的意义结构。——这无疑又是一件犹有可为的工作！有朋友见我在报上大谈此间的“讲谈之乐”，遂笑我仍这般天真烂漫思无邪，殊不知那天真中实有深意存焉！
当然我岂能不知，这种讲谈过程虽使人津津乐道，然而对话的结果却未必真的乐观。迫在眉睫的空前生存危机，已使历史不再允许我们享有往圣的从容，不再允诺另一个长达千年的咀嚼期，而要求我们必须同时身兼高僧和宋学家，手忙脚乱地边读边译边想边写。——如此迫促的时限再加上如此危重的课题，如何不使原本不济的精力更加不济、原本艰涩的沉思更加艰涩、原本难说的前途更加难说？所以我也早想透了，仅凭《人文与社会译丛》这套书本身，或者仅凭其他什么翻译工程本身，并不能替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因为这些译著的性质和意义，终将取决于今后历史语境的再诠释，既有可能被看作新的文明从心头崛起的象征，也有可能被视作其他文明强势传播与殖民的迹象，其文化意蕴完全是飘忽不定的。
人们常喜欢安慰自己说，历史总是人写下的，似乎什么都可以事在人为。然而实际上，恰因为历史总是人写下的，它就总要被后面的笔迹涂改，而且是永无休止地不断涂改。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后人究竟会怎样评判我们如今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译介活动”，我们其实是永远找不到标准答案的，因为它根本不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解答。无论具体的历史主体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种选择的结果都不可能被事先预定，而毋宁要向此后的众多偶因无限地开放，——既开放向他自己的禀赋、选择、机遇、灵感、毅力和寿数，也开放向其后代的禀赋、选择、机遇、灵感、毅力和寿数。所以，我们只能怀着终生的踌躇与忐忑，权以自己在既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自由，去寻找相对更能心安理得的行为和处世方式。
惟独尚可指望的是，如果每一代人都能这般求其放心和直道而行，那么纵使身后的历史仍不免曲曲弯弯，也许还败坏不到哪里去！
二○○一年仲夏于北大草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