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识分子危机与批判精神的复苏　2

　　索：还希望您再介绍一些具体人物的情况。正如您刚才所提到的。青年很容易受榜样的感染。比如说，萨帕塔运动的副司令马克斯，这儿的人只是模模糊糊感觉他是一个神秘人物，听说他是大学哲学教师，父亲也是知识分子。还有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萨拉马戈。我们这里有一个毛病，一般人只注意名声，而不太注意对全面人格的了解。
　　迪：关于马克斯，我们知道一些情况，但并没有得到官方确认。马克斯出身于教授家庭，父母都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这种精神影响了马克斯。马克斯本人曾在大学学习，后来就在我所任教的首都自治大学工作。但这都是流传的说法，他自己没有证实过。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时，他去了尼加拉瓜参加农村工作。这是个人背景。另一方面，五十多年来，墨西哥一直存在着政治武装运动的传统。政府把它们镇压下去，它们十年后又组织起来。马克斯也在这一传统之中。墨西哥中部、北部一些被打散了的游击队员活动到了南方的恰帕斯省，认为在那里，贫苦印第安农民的边缘人状况能够使他们组织起来。马克斯在印第安人的丛林里生活了十年之久，了解他们，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组织起来。他的目标是改造整个墨西哥社会，但面对政府的镇压，现在只局限于改善印第安人的状况。他像菲德尔(卡斯特罗)、胡志明等人物一样，作为一个很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个人前途、金钱、舒适的城市生活，为了事业做出牺牲。这是一种经典的叛逆者形象。一九九四年，萨帕塔运动刚出现时，天生倾向于浪漫主义和反叛的青年人一下子被点燃了。当然，这些年热情相对降低了一些。
　　萨拉马戈早就是葡萄牙共产党员，一个很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但曾经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这在欧洲共产党内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法共从来没有公开站在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一边。他们的欧洲中心思想胜过了国际主义情怀。所谓的“发现美洲”，实际上是西方的侵略，是西方领导的全球化进程的起点。萨拉马戈十二三年前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但在他与萨帕塔运动接触后，当他亲身感受了拉丁美洲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后，思想发生了急速变化，他变成了一个国际主义者，一个萨特、罗素、乔姆斯基式的人道主义者。他在公众事务中勇敢地捍卫正义。因此，对于青年人来说，我认为萨拉马戈是一个优秀的榜样。他还明确地批评天主教会，批评梵蒂冈在历史上镇压妇女、青年的行为。他是一个很有勇气、善于分析、知识渊博的人。
　　索：这么说，萨拉马戈与萨帕塔运动直接接触过？
　　迪：是的，他与马克斯本人交谈过两三次。他去过恰帕斯，并深入到印第安部落中，了解了他们受到的非人待遇。于是，他无条件地支持他们的斗争，因为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索：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不断学习，向生活的各个层面学习，并有意识地促使自己变化、前进。这与那种如葛兰西所说的“改变思想就像更换内衣一样随便”的机会主义行为正是两种不同的“变”。
　　现在我们来谈谈您的另一本书，也是您的新著：《参与性民主与新型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您自己说，如果说您的中译本《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是上篇、是理论，那么，这一本就是下篇、是实践。我刚刚开始浏览，感到道理是深入浅出的，语言是平易近人的。您说到，您与许多直接参与了群众斗争的知识分子进行了许多交谈，是他们的重要见解促成了这本书。您称他们为“践约的知识分子”，或者叫“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intelectuales compromtidos)”。“责任感”这个词不仅在西班牙语中，而且在汉语中都已经成为习惯语，但对它的理解还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深度。我想，“人”和他的“邻人”的关系，人如何实践最原初的“约定”，大概是人类共同生活所必须思考的基本问题。
　　我觉得，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有“责任感”是一种强大的传统。从殖民时期的西班牙传教士拉斯卡萨斯(Las Casas)说起，他就对印第安人负起了“责任”。六十年代解放神学的神父们从欧洲神学院归来，抛弃了优厚的生活待遇，与穷人站在一起，他们提出了实践的权威地位(ortopraxis)，决心“实践”教义，许多人为此献出了生命。七十年代，尼加拉瓜桑迪诺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托马斯·博尔赫(Tomas Borge)司令看到大量基督徒和神职人员涌入反对独裁者的队伍后，曾感慨地说：“这个国家有幸孕育了一批容易受民众感情感动的知识分子和一批容易受革命感动的宗教人士。”还有智利的维克多·哈拉(Victor Jarra)，他放弃了著名话剧导演、艺术指导的前途，成了一名阿连德时期为尝试一场极有意义的社会改革而献身的抗议歌手。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但是，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目前的中国却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中国的状况当然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从封建社会直到半殖民地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有一种游离于人民疾苦之外、沉湎于个人闲情逸致的知识分子传统和知识分子模式。另外，变形政治留下的逆反心理和消极后果，长期缺少真正的“政治”，即“参与性民主＂，使人们对政治产生反感。“文以载道”曾被利用来宣传皇道，“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异化成为极左政治服务。对于极左的修正使一些人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迪：责任感，这是一个对所有第三世界知识分子都十分重要的问题。知识分子是权力和群众之间的中介。葛兰西曾以一种非常辩证非常优美的方式说到，知识分子有认识，但没感觉；人民有感觉，但没认识。因此，当前者与后者分离的时候，每一部分只掌握了真理的一半。知识分子需要参与人民运动，至少了解他们的运动，而人民也需要高度的知识修养，直到高级发展阶段，这种差别消失，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
　　今天，无论是在中国、在古巴，还是在越南，问题的关键是青年的问题。不了解资本主义丑恶的年轻人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不再认同，日益从美国大众文化中吸取理想、偶像、符号象征。今天的危险就在于，失去青年一代，就等于失去知识分子，失去未来。如果不把青年、不把知识分子从道义上争取过来，那么就没有出路。必须有一种民族性的纲领，而这种纲领同时也是区域性的、整个全人类的纲领。今天，作为榜样的社会主义模式已不复存在，只留下了资本主义的选择，然而资本主义的本质是通过消费主义实现的自私自利。自然，在这种形势下，青年们、知识分子们纷纷奔向个人发财致富的道路。
　　唤起知识分子良知的惟一办法，是讨论一种全民族的建国纲领。比如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自问：我们希望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五十年之后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中国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自立于全球化的社会？我认为“参与性民主”式的、二十一世纪的新型社会主义是惟一的出路，一切文化行为都应该以此为目的。应该向青年、向知识分子解释，只有两种前途：或是日益暴虐、压迫、排他性的资本主义，或者是一种富于人性的、富于精神性的社会。因此，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或者是只顾改善个人物质生活，或是致力于创造一个更加符合人性的、更加有尊严的社会。只有关注这样的前景讨论，才能把知识分子重新争取过来。一切美学的、经济的、民主的思考和活动都应该围绕着这种对前途的关注。每一个美术家、作家、音乐家，都应该为这样的前途工作，教师们，尤其是小学教师们，都应该这样启发孩子。这样，我们就会有新的马赛曲、新的国际歌、新的旗帜、新的象征。这难道不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无法抗拒的动力吗？
　　索：在与您交谈之后，在场的朋友们都说，来自拉丁美洲的人真乐观！想一想，这会儿比尔·盖茨这位新型美国亿万富翁正在上海青年的热烈欢呼声中演讲他心目中的二十一世纪，而您在讲解“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的终结”。我想，这也是这块大陆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从积极意义上的延伸吧。
　　我想再引一段您书中的话：“柏林墙倒塌刚刚十年，所以，现在出版这本《参与性民主与新型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一种乌托邦行为或怀旧行为。在孕育这本书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浮躁情绪，没有乌托邦主义，也没有对历史的遗忘。是变化着的时代决定了它的诞生。资产阶级文明结构性垂危的最强有力的标志，就是这一文明按照自己的形象生养出来的现实。在目前的现实社会里，人类的生存失去了意义。异化的主体在他们可怜的再繁殖中，日日夜夜饱受生存焦虑的煎熬，无法迈过无聊的消费主义，去寻求精神超越，他们在这个资产阶级社会里的日子快熬到头了。面对着这种没有安全感的、没有尊严的、没有意义的生活，地球村里最敏感的人们正在各个不同的角落崛起。”
　　不管对前景怎么看，我觉得，人们对异化、对不公正的容忍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的确，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敏感的人们已经在行动，他们将以自己的不同方式去孕育一个更加富有人性的、更加有尊严的社会。
　　最后，我想请您再介绍一点书中提到的那次富有教育意义的“聋子的对话”。
　　迪：是的，那的确是一场聋哑人之间的对话。二○○一年一月，世界上举行着两个重要的会议：第一世界的“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的达沃斯(Davos)照例开年会，同时，受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排斥的第三世界反对派在巴西的阿雷格里港(Porto Alegre)开会。两大社会集团的与会者进行了电话交谈，试图进行有效对话。结果这项社会工程学实验以失败告终，因为电波间传送的实际上是各自的独白。
　　索：对话是由哪一方发起的？
　　迪：是由阿雷格里港会议发起的，达沃斯会议接受了建议。于是，美国投机商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与阿根廷“五月广场母亲”运动主席埃贝·德·博纳菲尼(Hebe de Bonafini)进行了电话交谈。可想而知，这种对话毫无结果。原因在于人们往往从加强教育和加强理解的角度提出第三世界的问题，包括近来激化的暴力问题：以牺牲第三世界为代价过上了好日子的第一世界，为什么不理解他们的富裕生活造成了第三世界每年一千四百万儿童的死亡？这样提问题的人百分之百想错了。这个世界的上层和精英比左翼拥有更大量的信息、比左翼更了解他们的经济、军事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问题不在于第一世界的精英不了解亚洲人也是人，拉丁美洲人也是人，而在于地球上的资源不足以让全世界的人都达到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消费的能源几乎占全世界的20%到25%。也就是说，按照美国人的消费水平，全世界能源总量只能满足世界20%的人口，即十亿人口的需要，但全世界有六十五亿人口！如果美国有团结的愿望，那么美国人就必须减少自己的能源消耗，这就意味着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准。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第一世界不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来让第三世界人民的日子过得好一点。所以，这不是一个教育学的问题，不在于如何使第一世界的主子明白道理，而在于谁掌握权力。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与其浪费时间给这些第一世界体制内的“manager”打电话，不如想办法扩大自己的权力，来迫使第一世界让出他们从第三世界盗窃的财富。
　　索：记得古巴爱国者何塞·马蒂曾表达过这样的思想：不是不要与美国谈判，但只有当我们增强了实力，才能以平等的姿态坐在谈判桌前。
　　迪：正是这样。阿富汗目前的问题也在这里。奥萨马·本·拉登和他的人马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把美国对付第三世界的恐怖手段还给美国，迫使他们把财富归还给第三世界。这是本·拉登的理由，他们进行的是一场反对殖民主义的战争。但是，这种恐怖主义的手段是不可取的，最终只能对第一世界有利，因为他们手中有强大的权力，而这一边是弱者的绝望行动。用这种方法打不倒第一世界，只有靠人类的大多数，要把大多数人组织起来，需要提出一种新的历史蓝图来制定变革纲领。但问题的实质是同一个：怎样改变排他性的、专制的现存世界体制。这是一个权力问题，而不是一个教育问题。
　　索：希望我们以后能够通过互联网保持联系。您曾很严肃地分析说，计算机是未来的参与性民主的重要物质条件。在场的人友好地开玩笑说，您倡导一种计算机社会主义。但我们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
　　迪：这么说，我还得说两句。关于计算机技术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说法源自计算机技术的发明者——四五年前去世的德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他与德国科学家阿尔诺·彼特斯(Arno Peters)有过十次谈话(阿尔诺·彼特斯也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的作者之一)。他们讨论了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对未来社会的影响。正是楚泽这位计算机之父指出，直到出现了计算机技术，社会主义的实现才有了客观可能性。他本人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很聪明，他意识到当代科技发展造成了人类广泛交流的可能性和高效率的生产力水平，这为参与性民主和新型社会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就是说，直到今天，才出现了客观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比可能实现的时机早了一百五十年。
　　二○○一年十月北京
　　(《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海因兹·迪特里齐等著，徐文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二○○一年十月版；Heinz Dieterich：Bases De La Democra-cia Participativa Y Del Nuevo Socialismo，Ed.21s.r.l.，Argentina－Mexico，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