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西泠访书记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旬，我到杭州游览，曾访问过坐落在里西湖的浙江图书馆。这里是清乾隆中所建的七阁之一——文澜阁的旧址，是著名的江南藏书胜地，那抄写了七部之多的“四库全书”复本之一，遵照“十全老人”的意愿，就藏在这里。杭州是江南文风兴盛之区，大批的读书人都到这里来借抄、借读经过删削、改造、加工的钦定典籍，颇发生了一些影响。这无疑是清代文化统制政策取得的一个不小的成功。后来经过太平天国的战争，这里的“四库全书”损失了一部分，也流失了一些。地方上一些有钱的读书人就又来辛辛苦苦地补抄，后来不知道终于补全了没有。不过那时的人力物力到底远远不及“乾隆盛世”，补抄本无论纸墨、抄工、装潢比起原本来是天差地远了。
　　在过去，浙江图书馆在全国公私藏书家中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地方性图书馆。解放以后，浙东故家藏书大量流出，一些地方上的藏书家的藏书也先后聚集在这里。它的收藏丰富起来了。一九五七年我访问时，曾经被接待到楼上看了一些旧本，还带回了两部新印成的“特藏书目”。细细检阅，发现新入藏的书籍中间，其实也并无值得注意的宋元旧板，精华所在倒是一些明清以来的浙人著作的刻本、抄本和稿本。这中间颇有未之前见的秘书，而这恰恰是全国性的重点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特色。当时曾摘记了一些名目，想什么时候再到杭州来借读。可是“人事栗六”，一展眼二十年，没有机会再到湖上，而且后来这愿望好象也成为一种荒唐的梦了。
　　当时我所希望借读的群书之一是“明季刻本、抹云楼旧藏”的柳隐如是撰的《戊寅草》一卷一册。这是一册异书。关于柳如是这个人物，我很早以前就发生了研究的兴趣。曾经搜罗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的旧抄本，她的《事辑》，还有附在钱谦益文集和清初诗词总集中的她的作品，此外就是大量散见于清初文集、野史、笔记中有关她的记述。可惜的是，一直没有看到明末原刻的她的诗集。我只在王闻远的《孝慈堂书目》中看到过著录，还注明“棉纸”印本，可证是明末原刻无疑。此外，在马叙伦的《读书续记》卷六中看到一段详细的记载。那是高欣木旧藏的《柳如是尺牍一卷、湖上草一卷》，一共二十四页，不只是原刊，还有林云凤的题诗，许多名人题跋、印记，和王国维的三首题句。据马夷初说，这书曾经张元济与高野侯“竞购”，最后高以五十银元买得。这在当时，应该说是相当可观的高价了。这书后来不知流落何许。现在见于浙馆书目中的《戊寅草》，是怎样的书呢？可能就是《湖上草》的改题重刻之本，也可能是另一种未之前知的诗集。戊寅是崇祯十一年(1638)，正是如是下嫁钱牧斋之前活跃于湖上的时候。
　　为了一决此疑，1962年曾托到过湖上的陈凡代为探询此书，后来还承他亲笔抄了一卷副本见赠。可惜他所见的并非《戊寅草》。而是张宗祥手抄的《湖上草》，一些都没有与通行本不同的地方。
　　这次在睽隔了十多年以后重游杭州，特别是看到陈寅恪教授《钱柳因缘考证》的序言以后，心里一直记挂着这书，终于在一个春晨又来到了文澜阁的旧地。庭院依然，只是更增添了一些萧寂。一般的游人是不会到这里来的。走进去看，那楼房，楼梯，还有管理图书的人员，好象与过去都没有什么变化，到处都充满了一种古意。我说明了来意，还取出了一位过去浙江文化界领导人的介绍信，并出示了工作证。不过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那位老同志是二十年前担任过领导职务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故将军”。要看“善本”书，这些都无用。还得向领导机关申请，得到批准才行。
　　后来经我说明住在上海，来一次杭州不容易，可否给予通融，这才打了电话，向领导机关请示。最后的指示是必须指定一位馆员在旁监视，才能阅读。这使我异常高兴了，监视就监视吧，这又有什么关系。我被安置在会客室里等待管理员登楼取书。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得到了答复，“找不到”。原因是专门负责善本的同志下乡调查善本去了，原有的善本因为编目的原因被打乱了，这里没有人能摸得清。“什么时候熟习善本的同志才能回来呢？”答曰，起码半年。要想快，就只有申请、批准，打电报叫回来。
　　这时，我终于最后地断念了。我既非长官，又非学者，想看一本旧书也算不上什么“要公”。打电报调人，这样的提议是真的使我吃了一惊的。
　　这就是过了二十多年，几经努力，终于还是看不成一本小册子的始末。
　　走出图书馆，坐在湖滨的石凳上，面对春光明艳的西子湖，不禁想起了许多事情。
　　多年以来，我对跑图书馆一直缺乏勇气，尤其是去看善本书。在旧社会，只有专家学者如胡适之之流才有看善本的福气，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情况大大改变，但善本书的神秘性却又增添了新的成份。为了保藏善本所制定的新办法也更完备而丰富了。在阅读国家藏书的权利上，如陈伯达和那个“理论权威”以及十年来崛起的林彪、“四人帮”写作班子的大小头目……，简直形成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不但可以无视一切规章制度，任意取阅藏书；甚至还发展到了动用国家力量任意劫掠公私藏书，任意迫害读书、藏书人的地步。
　　在“四人帮”覆灭前夕，私人藏书已经成为一种“罪恶”的、罕见的现象。连新华书店也开设了租书部，这就说明了个人买书一事已经不合时宜，甚至连新华书店本身的存在似乎也发生了疑问。这大抵也是张春桥念念不忘要加以消灭的“资产阶级权利”的一个方面吧。在这种情况下，有谁还想到“善本”呢？就是在梦里也难。
　　善本书是国家的瑰宝(在日本是叫做“文化财”的)，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加以保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它也不单纯只是一种“宝贝”，只要锁在保险箱里就好了；还得想到利用，使之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大家知道重视书籍了，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办法却不多，看来唯一的措施就是锁在什么妥当的地方。说“妥当”好象也不尽然，有些胡乱堆了十多年的书库，据说就已经发了霉，不可救药了。林彪、“四人帮”非法劫掠来的书物，发还的积极性也不高。与其还给原主去研究利用，好象总不及锁在图书馆这样的地方来得稳妥。理由么，有好多条，而且都十分堂皇，可惜的是都和实际有不短的距离。
　　保护善本，古今中外都有一套办法的。为了满足查找资料的需要，象显微胶片那样的设备，是若干年前就已经在使用了。为了其他的理由，必须接触原物时，就要另有一些严格的规定。怎样读书，其实也是衡量文化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记得孙从添在《藏书纪要》里就有着详细的说明。最常见的一种必须避免的手法，是用右指给舌头一舔，然后去掀那书叶。古书用纸以棉料、竹料为多，哪里禁得这样的掀弄呢？好象这在过去还是颇为通行的办法，相传《金瓶梅》的“作者”，就将书页下角浸了毒药，送给严东楼，当他用那种手法读得津津有味时，就不觉地中了毒。可见即使是大官，看书时也往往采用此法。此外，如用指甲去划开书面，翻动书叶，也是要不得的。一切书，不只是善本，都受不了这样的待遇。诸如此类，必须订定一种规程，即使有些繁琐，也还是省不得。
　　现在全国的图书馆都在进行善本编目的工作，这是完全必要、亟应完成的。不过也不可忘记同时还有其他方面的工作要作。为了编目，连书都找不到了，事实上等于关门。这可不是好办法。
　　好象这也不只是图书馆里才存在的独特现象。最近报上在讨论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有人就主张当前最重要的是“总结”，然后再来“选择”、“改革”、“提高”，最后才是为人民提供醇正无疵的优秀剧目。这是不能不称之为高论的。依了它，戏院就得先行关门，等待这个伟大的过程的完成。这和图书馆的有些情况有些类似，但也有不同。善本书睡在那里，只要不火烧、水湿、霉蒸……，什么时候打开门来都不成问题。传统剧目则不然，它们多半活在一些仅存的老艺人身上，现在就来抢救还嫌有些晚了，哪里等得到那伟大的“总结……”过程的完成。老艺人还会有多少活下来；即使没有死光，还有多少能工作呢？
　　这样的高论，其终极目的不过是取消而已。希望在对待善本书的问题上，不出现这样的倾向。
　　一九七九，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