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慰曾先生所撰《周叔弢传》，以自家人传自家人，毫无隔膜影响之辞。书中多引叔弢先生自述之语，读来如睹老人之面，可谓“音容在眼前”。疾读一过，其快何如！实业和政事不是一介书生如我者所能知，所可言者，收藏和赏鉴而已。而这恰恰也是此书的重头戏，占一半以上的篇幅。
回想三十多年前初读《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时，看到目中有那么多可称一级国宝的奇书名品都注明周叔弢先生捐赠，令人目眩神摇，不由纳罕：叔弢先生的藏书何以如此之精？后来才知道叔弢先生收书悬有“五好”标准，要求字体好、纸墨好、题识好、藏印好、装潢好。这确是别具手眼的赏鉴大家的作略。若仅求其名，以多为胜，以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财力而言，会有更多的宋元刻本入选他的自庄严堪。如今我们看《自庄严堪善本书目》中所列宋元刻本，不是海内无二孤行之帙，就是素有盛名不可多得的佳本。
这些精本都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若非锲而不舍地追求，绝难到手。《周叔弢传》中列举了许多书的来龙去脉和到手经过，不难体会到叔弢先生为此花费了多少心血。事实上凡通收藏之道者，都会知道有些东西能否到手，不完全决定于财力充裕与否，多少要看机会与缘分，有时还要动些脑筋。以叔弢先生收藏的元荆谿家塾刻《春秋经传集解》而言，全书仅三十三卷，先收三卷，继收六卷，再收二十三卷，至此仅缺卷一一卷而已，不料此卷竟要十六年后几经周折方才到手。过去只知道这一卷书以黄金一两易得，看了此传才知道原来书主索价奇昂，反复磋商，始终不成，最后还是托亲友借机与书主一言敲定，使书主无法反悔才买到的。
叔弢先生收藏的精品名书在一九五二年捐赠北京图书馆后，社会情况已发生变化。宋元精本归国家典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在私人手中流传。叔弢先生雅好收藏，积习依然，开始移情于当时还不大为人注意的明清以来活字本和精刻本，所得十分可观。传记中着重介绍了他的七百多种活字专藏，其中确有不少难得的珍品。过去以活字印书没有打纸型一说，排好版印一次就把版拆散，不是如《红楼梦》之类小说，是不会重排再印的。活字印书不像雕板印书那么方便，有版片在手，可以随时取出添印，所以流传到今天，一般活字本都比木刻本要稀罕。传记中提到的明铜活字印本不必说，那是素有定评的珍本，即使道光年间木活字印本《道光御选唐诗全函》恐怕一般人也难得一见。书目中几乎都没有著录，近今常见之书只有魏隐儒的《中国古籍印刷史》提到它，说世不多见。北京中国书店曾展出此书，则说是铜活字印本，小巧玲珑，确如传记所说。
《周叔弢传》笔墨生动，措辞朴实，内容丰富。可惜稍有错处，虽经勘误，仍有未尽，读者不可不知。略举数例如下：86页《清波杂志》作者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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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为辉；100页“黄冈陶子麟”，“黄冈”误作“黄同”；同页《方言》为宋庆元本，误作“宋元庆本”；89页末行“从朱墨二色发展为朱、红、蓝、黄四色”，以朱、红二色对举，恐亦笔误。书中论各代刻书之事，有引述文献致误者，如91页说明人把《诗话总龟》改为《诗总》就是一例，猜想此段文字或许引自张秀民先生的《中国印刷史》。其实此书本为宋阮阅编，原名《诗总》，宋代印本即已改称《诗话总龟》。虽然《诗总》原书今已无传，但绝不能说明人把《诗话总龟》改为《诗总》。当今关于目录版本的论著常有莫名其妙的错误，也有辗转袭用之误，不可不慎。
(《周叔弢传》，周慰曾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四月版，6.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