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旧札新读

　　一九九六年三月下旬，艳阳和煦，春物骀荡，我到未名湖畔的朗润园去看九十高龄的邓广铭先生，见到台湾大学历史学系逯耀东教授刚刚给邓广老寄来的一册《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心艳羡之。这是由“傅斯年先生百龄纪念筹备会”主持印行的，编者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王汎森、杜正胜两先生。不久，我赴山东聊城参加“海峡两岸傅斯年学术讨论会”，杜先生专托王先生带给我渴望得到的这本书，使我大喜过望。在“友人书信选”部分，我发现了一封储安平致傅氏的信。这又是使我大喜。我的朋友谢泳是研究储安平的专家。他撰写的《<观察>研究》书稿，我在一九九四年就读过了。我鼓动他在该书的基础上再为储氏编年谱、写传记。此话说说轻巧，而冷静一想，对当事者来说，岂不戛戛乎其难哉？谱(传)主失踪已经三十年了，而失踪以前彼人又是患的政治麻疯病，故其最后约十年的情况几乎无人得知，亦无人可访。他的消失，恐怕就像建文帝的消失一样，永远是个谜，永远没有一点线索，永远无迹可寻。谢泳留心有年，迄今尚难以获得新材料。傅斯年在保存这件什物的习惯方面有些像他的老师兼挚友胡适。而胡适飞离北平时，只随身带了甲戌本《石头记》及《水经注》版本的资料，书信、手稿都未带走。傅斯年居然在那样的乱世将他的五大箱信件什物带到了台湾。而在这批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人典藏整理的五千多件资料中，居然保存了储安平当年的书信原件。荆棘铜驼，雪泥鸿爪。在多年来史料史实难以有突破性发现的情况下，竟然由海峡彼岸传来了储氏的真史料！
　　因为篇幅所限，我将储氏的信件，摘抄一部分于此：
　　孟真先生赐鉴：
　　手教奉悉，承赐鼓励，至为感激。一年以来，我们确是以全力办此刊物，只是环境大难，我们只能以辛勤及忍耐应之。先生所云《观察》语调缺乏共同性一点，我们也深切感到；并因这个原因，减少发言力量。我们应当有若干在基本观点及风度上相同的朋友，经常聚会，共同讨论，发为文章，易生力量。《观察》非无基本的写稿人，只是南北分散，不易集中，其情形与昔日之《独立评论》完全不同，这是《观察》极大的弱点，而一时无法可设。我们又不能在上海随便找些人叙会；这是我们主要的苦痛。我每天平均工作二十小时，几乎全部分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刊物上，如兜拉广告，买纸，调度款项，人事管理，核计账目，校阅大样，都是我的工作，虽然终日疲乏，但精神上还是十分宁静愉快，……
　　目前最困难的还是稿子。稿子总不够，同时又要维持这个水准。回顾二十期来，大体上还能维持原有水准。先生所附《内蒙自治问题》一文，应当使国内各方面都能读到，所以想在《观察》发表一下，先生想可同意(《观察》有四分之一的读者都在西南西北各省)。顺便附致薄酬四万聊申谢忱，务望哂纳。一卷即将告终，二卷正待开始，先生因病因忙，尚未为《观察》写过稿子，我们很切迫的希望先生能给《观察》第二卷第一期写一篇文章以为支持，并乞于二月十日以前掷下，务乞俯允为祷！
　　专肃　　即请
　　大安
　　后学
　　储安平敬上
　　一、十三灯下
　　储安平写这封信时，《观察》第一卷第十九期已经付印，第二十期正在他的案头编辑之中。
　　储安平生于一九○九年，别名储平，笔名海风、安平(见一九二九年《北新》)。抗战前毕业于上海光华大学。早年于《流沙》、《奔流》、《北新》、《国闻周报》等刊发表作品。曾任《中央日报》记者，编该报副刊。后来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两年，抗战爆发时尚在英国，因救亡而归国。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年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班任教授，教文学与写作方面的课，并给《中央日报》写社论。后曾参加桂林《力报》，一九四五年春在湖南任《中国晨报》主笔，旋去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实为《观察》周刊的前身。他办这两个周刊的目的，就是为了评点国事，反映时局。
　　开初创办时，发行数仅数百份，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当局查封前，发行数竟逾十万份，当时刊物印数达到这个数字是惊人的。这是因为它以敢言著称，极受知识界好评。
　　《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在编辑上有这样一条规定：“‘傅档’有大量来往书信，《选辑》只发表一小部分，虽以一人一信为原则，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也只能选取部分人士而已。”傅斯年平生交游广阔，学界、政界朋侪契友极多，而在“只能选取部分人士”的“友人书信选”这寥寥三十八位人选者之中，储安平就占了一席；而在“以一人一信为原则”的编辑方针之限中，储安平的信件又意外地溢出一封，也就是他一人独居两席。在《选辑》第一部分“生平文物资料选”的第五专辑“生命后期”栏里，还有储安平致傅斯年的一封信。
　　孟真先生赐鉴：
　　在京晋谒，辱承留餐，畅聆教益，欣幸无似。翌日即返沪，未能再谒，甚为怅怅。金祸泛滥，纸价暴涨，印工倍增，本刊经营曾增艰难。先生在参政会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举国共鸣。国事如此，忧心如焚。顷闻先生将为《世纪评论》连写两文，促宋下台。谠论一出，行见全国响应。不知先生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发赐一篇惠交敝刊？如承俯允，曷胜感祷！
　　……
　　专肃　　即请
　　大安
　　后学
　　储安平上
　　二、十六
　　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记：“今天报纸(世界、盖世)大登傅孟真昨天在参政会攻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话。《世界日报》标题为《傅斯年要革命》，报纸又大登昨天立法院攻击子文的言论。”参照此信(二月十六日)内容可以推知：一、参政会开会在二月十四日，傅斯年“慷慨陈辞，主张清查宋孔产业”。二、储安平自沪赴宁不专为拜访傅斯年，是为采访参政会新闻。三、储安平应当在十三日到达南京。四、“晋谒”，“留餐”，傅谈话当在十四日傅斯年参加参政会的当天。五、“翌日”——十五日储安平“返沪”。储安平写这封信的时间当在十六日午前，傅斯年的第一篇文章《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已在《世纪评论》第七期刊出。第七期出版于二月十五日的南京，还没有运到上海，而《观察》周刊又不是一家记者满天飞的大报大刊，故储安平的消息不可能很及时，乃有“拟写之两文中能否分赐一篇”之请求。何廉的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这件事：“我在南京遇到他。他告诉我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即表示同意。过了两天，他把稿子交给总编辑张纯明，以《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发表在《世纪评论》上。”根据何廉的这段回忆，可以推定几点：一、他与傅相遇，傅要撰文抨宋，给他印象很深，因此，几十年以后记忆仍很清晰。二、由此可以无疑地推定，他们的相遇是在二月十三日，此时傅的文章还未写。三、十四日傅在参政会讲话，留储安平吃饭、谈话，这些活动都在晚饭以前，这时文章还未着笔。傅斯年的性格具有山东人的爽直，他在南京街上与何廉谈到写文抨宋，在家里接待储安平不可能将写好了的文章藏着不露口风。因此，傅斯年的文章是在十四日当天夜里写的。中央研究院在鸡鸣寺路，《世纪评论》社在西华门三条巷，说不定记者就在他家客厅里候稿。因为这是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新闻，第七期的其它文章早已备就，预先留出了“专论”的首栏，只等傅文一到即刻检字排版，上机开印，连夜装订。次日此文一出，监察院于翌日举行全体紧急会议，立法委员群起质询。一潮未息，仅及一周，傅斯年又在《世纪评论》第八期(二月二十二日)上刊出《宋子文的失败》的长文。宋子文终于挡不住朝野舆论的巨大攻势，遂于三月一日辞去行政院长之职。这期间傅斯年又要应储安平之约，于二月二十日前写成《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寄给上海《观察》社。他是长期患高血压症的人，在一周之内竟连写三篇重要的政论长文，岂止是不顾利害，连性命也不顾及了。尽管他在《新潮》时期于创刊号上有过一个独写十五篇文章的宏绩，但那时他是未满二十三岁的血气青年，而现在已是五十二岁了。
　　傅斯年在第一篇文章中说：“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至于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要彻底肃请孔宋二家长期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
　　紧接着刊出的《宋子文的失败》一文，他揭露宋家的“中纺”公司说：“中纺公司的组织，原与国民党历来标榜的口号‘轻工业民营’违背，他的说法是增加政府收入。去年一年，他平均每月输政府一百亿，全年一千二百亿。今年列的数字是每月三百亿，全年三千六百亿。社会上估计，去年赢余是一万亿。……然而仔细看看，(政府)何尝有赚钱这回事？第一，美棉以法价结外汇，在中纺，利益极大；在国家，担负好大外汇。第二，机器(一百五十万锭子)全无代价，房子生财全是拿来的。第三，补充机件，外汇取之裕如。这样算赚钱，以裕财政，欺人乎？欺天乎？政府为他的收入之益，远不如为他外汇负担之害。”
　　他又举宋孔两家压低外汇，以肥私囊，侵蚀国家的倒行逆施：“在这样外币贱、国币贵的情形下，入口极易，出口极难，一悬数倍，简直要断绝中国货的出口，大开外国货的入口，岂特入超而已，简直要一个是无限人，一个是零，这真断送中国的经济命脉了，何年恢复，真不可知。谁开创这个局面？孔祥熙。谁继承这个遗志？宋子文。他俩这一着，简直把中国葬送在十八层地狱下了。简直是彻底毁坏中国经济，彻底扫荡中国工业，彻底使人失业，彻底使全国财富集于私门，流于外国。”
　　一周以后，储安平的《观察》周刊不仅在“观察文摘”专栏全文转载了这两篇文章，而且又刊出傅斯年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一文。
　　他直斥孔氏是盗国的“扒手”，宋氏是将公的变为私的，“国营”变为“宋营”，国营的工业、厂矿在他的管理下都弄得亏损、瘫痪，而“宋营”的都盈利巨万，国家不受其益而受其害，而宋氏则形成了托拉斯。他索性将了当局一军。说：“政府若对得起人民，该去清算的。”在结论部分，他提出了一个挽救国家经济的办法：征用宋孔产业十五年，十五年以后还本付息。“清算”，“征用”宋孔二家资产，在当时当然办不到，但舆论的震慑力是不无作用的。还在一九四○年，傅斯年最初抨孔之后就看出了邪、正态势的变化，他在致胡适信里说：“至少可以说，他以前是个taboo[禁忌]，无人敢指名，今则成一溺尿桶，人人加以触侮耳。士人之节，在国以此维纲常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