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再论经济学的基本预设

　　德国杜依斯堡大学经济系的汪丁丁博士在《公共论丛》(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一辑中发表了一篇《经济学家的三个基本预设》(以下简称汪文)，谈到经济学(家)的三个基本预设：(一)不确定性假设；(二)连续性假设；(三)历史局限性假设。显然汪丁丁博士在努力挖掘经济学潜在的或是在其演进中所暗示的预设，通过预设的分析和比较，进而“有效地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交流”。不容置疑，汪文的立论是相当新颖的，展示了汪丁丁博士哲学文风与经济学功底。
　　但反复研读汪文之余，却有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同时多了许多困惑。回顾一下汪文对三个预设的论述，颇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汪文在论述“不确定性假设”时，将人们对在不确定性假设下，各种经济制度绝不是等价的这一认识，归因于新制度经济学的风行一时。这一点让人难以接受。不必推溯更远的例子，我们只需在本世纪中考虑早期的凯恩斯经济学，其在不确定性假设下，对市场制度的怀疑已是一表无遗，连凯恩斯也承认自己的学说关键在于不确定性。只是当时谈不确定性是为国家干预提供理由，而新制度经济学重视不确定性是为了推崇市场，所谓各为其主。但却没有理由因为信奉市场，偏好制度经济学便一叶障目，连凯恩斯这样(“政见”与己不合)的大师都忽略了。
　　如果说汪文的上述说法已让人难以接受，那下面关于“不确定性假设”的论述结论就更骇人听闻了：“至此(笔者按：指新制度经济学的风行，使人们认识到不确定性下各种制度非等价)，经济学家才具备了参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其他领域专家‘对话’的资格。”我想即使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不会因此而沾沾自喜，洋洋自得。我们在警惕经济学霸权主义的时下，是否也应当警惕经济学领域的制度经济学霸权主义呢？
　　汪文对“连续性假设”的提出，我认为是相当精彩的。根据笔者攻读经济学的经验，不重视经济学内含的连续性假设，的确难以理解与论证经济学安身立命的均衡思想。汪文将其坦坦白白地提出，十分痛快。但衍生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一假设去判断和理解现实中的连续性、历史事实中是否可能出现“可去间断点”和“跳跃间断点”，而我们会不会为坚持连续性假设，宁愿将其抛弃和忽略呢？汪丁丁博士对此未作出回答，布罗代尔的三大卷倒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历史的发展往往是偶然，甚或杂乱无章的。汪文的议论似乎受哈耶克社会理论的影响，但哈耶克同样认为历史发展具有偶然性。哈氏理论的渊源之一——休谟认为“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强调人往往为激情所左右走向非理性，并非经济学所认为的“理性人”。既然如此，历史现实中很可能出现由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如汪文第一个假设)造成的间断点。连续性假设会不会是经济学微分处理的一个圈套？不是，那经济学家又将如何，经济学还应不应持连续性假设？要，又应持何样的连续性假设？
　　关于均衡与制度比较，汪文讲得过于肤浅，并显得片面。汪文认为“所谓‘制度’以及各种制度之间的效率差异，无非就是各种行为激励造成的不同均衡状态之间，或者不同的均衡机制之间的比较。”诚然均衡状态的制度效率的比较是判断制度优劣的一个方面，只可惜汪文没有强调均衡机制的另一面——非均衡机制的比较，而且从行文看汪文将均衡机制的比较最终归结为效率状态的比较。一种制度安排的优越，并不仅在于其均衡状态的有效率，更在于它能不断地产生推动这种优越的制度本身向更高、更深、更广境界发展的积极的非均衡。哈耶克对自由的推崇与对福利国家的批判正出于此：正是自由的人能在各个方面发展、突破，人类社会才能度过未来不确定的灾难。举一个常见的例子：鲨鱼的进化所形成的均衡已经是够完美的了，纵游深海无人能敌，但这是一种再无前进动力的均衡，人类社会尤其不需要。在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建议中恐怕还应加上一条：如何保证积极的非均衡源源涌现。
　　汪文对“历史局限性假设”的论述，在笔者看来就远不如前二者精彩，甚至偏离经济学主题。如汪文在批判将前工业时代直接后工业时代的方案时，说到“那么我们经济学家可以很‘在行’地告诉他：您这个方案行不通。因为对于‘前工业时代’的人性而言，‘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制度根本无法适应”；同样是学经济学的笔者实不明白：为什么经济学家在判断人性上竟如此在行，究竟什么是“前工业时代”的人性，什么是“后工业时代”的人性呢？经济学对人性的研究似乎只有一条，人是自利的经济人，无论哪个时代皆如此。经济学家完全可以通过此假定便可告诉那位政治学家他的方案行不通。历史的局限应受十二分的重视，因为我们曾为否定它而付出沉痛代价；演进的理论也应得到尊重，因为其提醒我们传统、现实与未来的依存，打破这种依存，我们的未来便是一只断线的风筝。但迷信于制度的演进，岂不也是一种教条主义。既然看到了工业社会的种种阴暗，固然不能去强做历史的跳跃，但考虑现实的人性，做一些调整阴暗峰值的努力，经济学家还是有用的。这也应是汪文所强调的经济学家与其他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话的一个基础。笔者攻读环境经济学，力求探索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发展道路，岂非环境经济学也超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历史局限”。果真如此的话，撰写过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前沿文章的汪丁丁博士本人也“预先假定了自己的‘超历史性’”了。对于历史局限既要尊重，也要有超越的眼光，否则，我们就完全可以简单地模仿“产品周期学说”炮制一个“制度周期学说”，还要创新制度经济学干嘛？
　　从汪文整个行文读来，明显地感觉到汪丁丁博士的几个假定及其评点故事的方法都与哈耶克的自由理论有莫大的干系。哈翁的理论蕴意深刻，真知卓见，俯拾皆是。如果说中国学界正发生着一场还并不浩大但终将壮大的自由思想启蒙的话，甚至可以给哈耶克的理论记头功。过去蒙受了太多不自由的受压抑的苦痛的中国人实在太应学会并拥有自由了，而且只可如此，才能坦然面对全球各民族国家竞争的不确定性。但哈耶克自由经济哲学毕竟只是一家之言，而且当要从中提炼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时，那便成了哈翁理论不可承受之重了。汪丁丁博士显然对此寄希望过高，因此汪文并没有触及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究竟什么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呢？笔者认为是“稀缺性假设”，其他假定都由此衍生出来。如，人的自利——如果资源不稀缺，人多么自利都无所谓；如，不确定性——其根源在于信息和发现信息机制的稀缺；如，连续性——正由于资源的稀缺，才有必要寻求有效的均衡；而历史局限性则是由于未来的供给或需求在现在的稀缺，才有必要尊重其历史局限……关于稀缺性的假定，笔者并不想多言，大凡学过经济学的人见了汪文的文题，第一反应当属此假定。站在此假定及其框架下，经济学家已完全可以与其他学者展开对话。汪文虽立论新颖，但未及根本。某些论述也许还会让人误入歧途。特做此文，以资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