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对国史怀有温情与敬意

　　翻开钱穆著《国史大纲》，开篇便赫然写着：“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钱先生要求他的通史的读者须具备的诸信念中，中心意思就是要对国史怀有温情与敬意。这话是对半个世纪前的国人说的，但今日读来简直就是对今天的人们说的。这一点也不奇怪。试想，当几代国人已习惯于“现代化”，已享受着“现代化”的果实时，怎么会对渐远渐褪色的国史怀有温情与敬意呢？
　　钱穆先生对传统文化的脉脉温情充溢字里行间，但他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已染陈疴。他在书中指出：“逮满族统治之力衰，而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论者每谓自嘉、道以来，东西势力相接触，东方乃相形见绌；此似是而未尽之说也。纵使嘉、道以往长得闭关自守，海道之局不开，满洲之治权，仍必颠覆，中国仍必大乱。其并先已浮中于自身之内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错出。”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从何时出现病态，钱先生把这一时限定在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笔者对历史素乏研究，不敢妄言，但闻之有豁然开朗之感。回顾我民族数千年轨迹，从直观上来看，唐以下气象的确已大不如前。
　　对国史失却温情与敬意，还在于治史之道。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全方位地改变了世界，也造成了西方文化中心论。我们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却自觉不自觉地存在以西人治西史中的模式硬套中国历史的情况。治史者往往胸中先有框架，再在中国史料中搜罗可为我所用者。此种治史产生于近代求知图强的背景下，乃立足于现实，走的是古为今用的路子。以此治史是有意义的，但惟其过于务实，偏重于功利性，反而不能求得历史的真谛。钱先生在历数记诵派、考订派治史之无意义，革新派治史之有意义之后指出：“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诚哉斯言！如此治史，焉能使读者对国史产生温情与敬意？关于治史之道，钱先生认为应集记诵、考订、革新诸派之所长，而避其所短。他说：“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新通史，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
　　何以对国史怀有温情与敬意？钱先生的话很耐人寻味，他说：“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我常常想：如果中国历史的自身发展逻辑不被外力打断的话，今天的中国该会是什么样？这一或然性问题是寻不出标准答案的，在今天看也似已无实际意义。但我以为今天的治史者完全可以围绕这一问题做做研究。这可以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演进作一番来龙去脉的梳理。当此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际，此种梳理对于国运的昌盛当会起到推进作用；进而当此西方文化弊病百出之际，此种梳理也总不会无补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