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帕尔梅墓前的沉思

　　住在斯德哥尔摩时，我曾经无数次地去过帕尔梅墓，独自一人去过，也常带着客人去。每去一次，都有不少感慨。这不是出于对此人的特别崇拜，也不是对他的政绩有多少了解，更不是他在台上时政策的受惠者。我去那里纯粹是观看。一块约一平方米大小的石板，石板下面就静静躺着这位前首相。石板背后是一块未经雕刻打磨的自然形状的石头，上面镌刻着帕尔梅的手书签名，这就算是墓碑了。石板两旁是几株小树和一个金属烛台。他的墓坐落在弗里德里克教堂周围的坟墓群之中，与周围的其他坟墓相比，它没有围栏，没有高耸的墓碑，也没有镶金雕饰，是那么朴素、自然。但如果你到那儿去，仍然可以一下子就准确无误地找到它。在这座坟墓前总是有最新鲜的鲜花，总是有不灭的烛光。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十多年来，每天都有人去送花，去续那长明的蜡烛，从未间断过。中国人喜欢说“活在人们的心中”一类的话，这大概能算得上了。
　　帕尔梅生前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领袖，曾于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六年和一九八二至一九八六年间两度任瑞典首相。在他担任首相期间，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比较重大的是，改议会的两院制为一院制，取消了贵族的特权，在国际上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在国内实行有利于低收入工薪阶层的高税收和高福利政策。这就是所谓的瑞典模式。
　　这是一种从摇篮到坟墓都由社会全部包下来的制度。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可以每月领到六至七百元(折合成人民币)的儿童补贴，并一直领到十六岁，接着再领另一种少年补贴，直到十八岁成年为止。孩子的父母有一年的产假，以后又每年都有专门在家照顾孩子的假期。这样，如果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话，母亲就用不着去工作了。中小学学生全免学费，学校发给书籍、练习本甚至在学校写字用的笔，免费供应一顿午餐。一般说来，只要想上大学的人均可申请到上大学的机会。中学考试，特别是高中考试的成绩是大学入学的参考，但实际上只是决定一个孩子能否进入最想进入的大学或专业学习而已，那些不那么热门的专业的大门，对所有学生都是敞开的。大学里也不用交学费，学生的生活费用学生贷款的办法来解决。凭着大学的学生身份证明，可以申请领到每月五、六千元的贷款。贷款中一小部分不用还，是国家给的助学金，而一大部分在学生毕业后根据收入情况归还。如果到六十五岁退休时还没有还清，则可一笔勾销。对于失业者，均可领到相当于工作时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失业补助。按照规定，这种失业补助有一定的期限，到时间还没有找到工作就不可以再领了。但这种规定外有另外一些规定，工作介绍所有责任组织失业学习，学习期间照领工资。学习期满后还由国家付工资让学员去专业对口的单位实习，实习期间由国家付工资。因此，如果永远找不到工作的话，是可以永远不发愁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退休后当然有退休金。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补贴，学校的奖助学金，社会上的救济金等。所有这一切福利制度，当然得依赖高额税收，这体现了一个基本的思想：让穷人，处于弱势状态的人也能维持一个体面的生活，而让有钱人，处于强势状态的人收入少一点。穷人不会饿着肚子，富人也别想富得流油。帕尔梅对待富人的政策不是采取剥夺资本的方法，而把资本家看成是奶牛，一方面养活它，一方面又挤它的奶，为社会造福，目的还是为了社会的公正。他本人遭遇的灾难是不是由他的政治态度造成的，这当然须等到谋杀案破了以后才能做结论，但在瑞典，许多人都往这方面猜测。
　　一九八六年二月的一天，帕尔梅与妻子一道去看电影。没有警察维持秩序，更没有大批记者前呼后拥，甚至连小汽车也没乘。像一个平民，一个普通公务员一样，他们步行去了一家不大的电影院。在瑞典，这很平常。国家小，又崇尚平民化，就常会发生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比方说，你在郊外散步时会偶遇国王，这时，微笑地向他打个招呼即可。一位女副首相常自己开车去托儿所接孩子。她还带着孩子亲自参加五一大游行，轮到她上台讲话时，就让孩子躺在讲台后面睡觉。帕尔梅虽贵为首相，行动起来也随便得多。多年的平等思想的熏陶，形成了一种领导人对过平常人生活的爱好。其实，谁不想自由地上街走走呢，外国人中国人都一样。中国名人没了这个自由，瑞典名人认为他们有这个自由。然而，就在那个阴冷的夜晚，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门口，一个暴徒冲过来，对着帕尔梅开了几枪。
　　帕尔梅死了，从此开始了抓凶手的漫长历程。抓到了几个嫌疑犯，后都因证据不足而放掉了，反惹起了嫌疑犯反诉索赔的官司。身材高大的瑞典警察走在街上时威风凛凛，身上挂着各种各样的器械装备，从手枪、手铐、警棍到报话机、移动电话等等一应俱全，但管得最多的是晚上骑自行车出门必须有车灯，丈夫不准打老婆、打孩子，把在公共场所醉酒闹事者送去醒醒酒。如果有人偷你的东西，你当然可以一把抓住他，但如果你用绳子捆小偷，或是打小偷，那就犯法。偷东西事小，捆人打人事大，有时被偷者罚给偷者一笔钱后偷者还不依不饶，找着警察讨“说法”，警察也依法来找麻烦。但是，有重要的足球比赛时，会临时调集一批英国警察来增援。当然，帕尔梅案是这个国家的一号要案，事关警察局的声誉，警察局也得花大气力。最近听说很快会破案了，但愿这一次证据充足一点。
　　帕尔梅死后，后继者发誓要继承他的事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瑞典自身的经济危机和苏联东欧的变化，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
　　九十年代，高税收逼走了资本家和高收入者，一些大公司的经理们威胁要把公司撤到国外去，一些网球明星申请了外国的国籍。而另一方面，高福利养着许多长期失业却活得很自在的懒人。交税的人走了，吃福利的人还在，这种政策也就越来越难维持，国家债台高筑。于是，砍福利的呼声越来越高，整个国家在向右转。
　　在瑞典的中国人对这种政策一般也持批评态度。在瑞典生活的中国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餐馆的小业主们。这些人不满意高额税收，也无暇去钻研法律，从福利制度中把收去的税捞回来。眼看着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一半交了税，惟一的办法只是做点小手脚，少交一点。但那很有限，而且做起来还提心吊胆。在不断地被拿走一点辛苦钱时，也就不断地培养和积累一股怨气。还有一类中国人是去留学的留学生们。这批人自认为受过好的教育，有知识、有能力，自己以为可以为这个国家作贡献。结果并不像在有些国家那样得到了对技术移民的优待态度。相反，他们有一种受排挤的感觉，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还不如从两伊来的难民。原因是，照顾那些难民能提高这个国家的人道主义形象，而中国人只是一批来闯世界的人而已，并不需要对他们进行政策倾斜。更进一步说，这些留学生既然受过较好的教育，总想占一些好的工作位置，这方面的竞争的失利会加重他们对国家政策的不满，这方面的竞争的成功则更使他们相信个人奋斗原则。因此，在那儿的中国人尽管不关心政治，但从总体上来说对右翼政党感到亲近。
　　九十年代初年的一种全球性的潮流带给瑞典人的是如释重负——一个强大东方邻居的瓦解使他们增加了自身的安全感，但同时，也是一种对理想的威胁——瑞典模式还灵不灵？形形色色的西方政治家们在抨击瑞典模式，形形色色的中国人也在嘲笑它。一时间，历史被宣布终结了，世界上的人们都将按照一种方式生活——不是瑞典那种。但是，那些古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让人们生活在一个平等、均富、充分受教育的社会之中的理想并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种种原因造成了对帕尔梅的怀念。瑞典每年的“五一”都举行大游行。在九十年代初的那几年，似乎游行得更有意味。游行的人在高唱“要为真理而斗争时”，似乎有更深切的内容。老人们怀念他，也怀念存于他们自己心中的理想。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怀念他，因为他是那些穷国在发达国家领导人中少有的知音之一。俄国和东欧的人尊敬他，因为他代表着一种自己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后的新的可能性。于是，与人们预料相反，帕尔梅墓前的花更多了，烛光也更亮了。但这一切对中国人是例外的。那儿的中国人对帕尔梅的政策很陌生。我记得那年电视上播放过苏联冰球队去拜谒帕尔梅墓时的情景，第二天我还特地去墓上看了看冰球队放在那里的花环。冰球是瑞典人喜爱的运动。那些苏联冰球队员们是瑞典人心目中的明星。他们的拜谒，给瑞典人带来了欢乐和自豪感。但是，我从没有听说过中国乒乓球队队员们去帕尔梅墓的消息，其实，这些队员们也是瑞典人心目中的明星。是不是中国离瑞典太远了？康有为周游列国时，并不感到瑞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