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从服装开始的改革

　　公元前三○七年，一次意义深远的改革在赵国开始，发起者是国君武灵王。改革的内容似乎相当简单——胡服骑射——改换胡人的服装、学习胡人的骑马和射箭技艺。在改革中，骑射的推行似乎没有什么阻力，提倡胡服却举步维艰，所以这次改革的重点还是易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服装革命。
　　这次改革不是赵武灵王心血来潮，或异想天开，而是他继位十九年后深思熟虑的决断。
　　武灵王初年，日益强大的秦国成为赵国的主要威胁，赵国参加魏、韩、燕、楚的五国联合抗秦，与魏、韩联兵攻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以失败告终。次年(武灵王九年，公元前三一七年)，秦将樗里疾在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击败赵、魏、韩联军，赵军被杀八万人，损失惨重。接着，赵国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西阳(一作中阳，今山西中阳)为秦所攻占，蔺再度为秦所占，将军赵庄被俘。
　　但武灵王并非碌碌无为，实际上他继位之初就有不同凡响之举。当时他尚未成年，不能处理政务，就任命了三位“博闻师”和三位“司过”，接受他们的指导和监督。到亲政时，先听取先王的重臣肥义的建议，并给他增加秩禄。当各诸侯国纷纷称王时，武灵王却下令国内称他为“君”，原因是“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他一直在积蓄力量，寻求强国之道。
　　武灵王十九年，武灵王大举进攻中山，占据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他亲自率军北上，从代北而西，在今河套一带渡过黄河，登上黄华山。这不仅使赵国获得了大片土地，也使武灵王进一步了解了胡人的习俗，特别是他们战斗力强的原因。于是他召来谋士楼缓，正式提出了改革计划。楼缓完全赞成，群臣却一致反对。于是武灵王只得与肥义商议。在这关键时刻，肥义这位老臣一锤定音：“没有信心办不成大事，怀疑自己的行动就不能名正言顺。大王既然已经准备承担不尊重传统的指责，那就不必再顾虑天下的议论反对了。最高的德行必定与众人不同，要办成大事不能与普通人商量。以往舜在有苗部落时与当地人一起跳舞，禹到了裸国也脱掉上衣，不是真的喜欢这样做，而是为了尊重他们的习俗，办事方便。愚蠢的人在事情办成前总是看不清，智者才能作正确的预测，大王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武灵王决心已定，自己带头穿了胡服。
　　但是武灵王深知反对势力的强大，为了顺利推行胡服，必须取得一些关键人物的支持，其中一位就是叔父公子成，于是他派了一位使者向公子成传达自己的意见。
　　果然，公子成说了反对的理由：“中国这地方，是聪明智慧的人所住，各种财富和用品所积聚，圣贤所进行教化，仁义所得以施行，诗书礼乐所运用，有异常本领的人可以一显身手，远方来宾所向往观摩，蛮夷作为学习的榜样。现在大王舍弃中国的服装，却采用远方的胡服，不遵守自古以来的规矩，改变了传统，违背了人心，不顾学者的意见，脱离了中国实际，所以臣请大王再慎重考虑。”
　　使者回报后，武灵王来到公子成家，讲了一番道理：“衣服是为了便于穿着，礼仪是为了便于办事。圣人考察往事，以顺应形势；根据客观条件，制定礼仪；目的都是为了对百姓有利，增强国力。……时代不同了，办法可以改变；形势变化了，礼仪不必固定。所以圣人只要对国家有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只要便于实行，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礼仪。儒家的宗旨是一致的，但做法可以不同；中国的礼仪是共同的，但方式可以有差异。……出于公心的人，对不了解的事物不会随便怀疑，对不同意见不任意反对，而是尽量争取一致，共同加以完善。……我国的东部是河水(黄河，当时流经今河北)和漳水，是与齐国、中山国的界河，所以没有航运之利。从常山到代、上党一线，东面是燕国和东胡的境界，而西边与楼烦、秦、韩相交，目前也没有防卫实力。我要是没有舟楫可用，沿河水、漳水的百姓将如何守卫？实行胡服骑射，就是为了能防守与燕、三胡(东胡、楼烦、林胡)、秦、韩的边界。”
　　公子成听后就接受了武灵王赐给他的胡服，并在第二天穿着胡服参加朝会。于是武灵王正式发布了改穿胡服的命令。
　　但大臣赵文、赵造、周绍、赵俊又极力劝阻，要求撤销胡服令。为此，武灵王再次强调了他的理由：“……法制和政令都要讲究合理，衣服和器械都要便于使用，所以礼仪不一定只有一种，有利于国家的事也不必学古代的样子。圣人的兴起，并不一定靠继承才能获得统治地位；夏、商二朝的衰落，也不是因为改变了礼制才灭亡。因此不能由于不照古法办就加以批评，而遵循旧礼也不值得肯定。……况且圣人对服装的要求就是便利身体，对礼的要求就是便于办事。进退的规矩，衣服的样式，都是用来管束普通百姓的，并不是评论贤人的标准，所以说普通百姓因循习俗，而贤人总是追求变革。俗话说：‘照书本上知识去驾车的人不懂得马的性情，只会以过去的办法来处理现实的人不理解事物的变化，遵循传统的不足以建立盖世之功，一味效法古代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你们都不懂呀！”
　　武灵王没有再理会一些大臣的反对，坚决实行胡服骑射的政策，不久就开始见效。武灵王二十年，他亲自率军进攻中山，占据了宁葭(今河北获鹿北)，又西征林胡，夺取榆中(今内蒙古与陕西相交处一带)，林胡王不得不向他献马。二十一年，赵军大举进攻中山，夺取了丹丘(今河北曲阳西北)、华阳(今恒山)、鸱之塞(鸿上塞，今唐县西北)，武灵王亲自率军攻下了鄗、石邑(今获鹿东南)、封龙(今获鹿东南)、东垣(今正定南)，中山王献出四城求和，赵军才暂停攻势。二十三年和二十六年，赵军继续夺取中山国的土地，使北至燕国和代(今河北西北及相邻内蒙古地区)，西至云中和九原(今内蒙古阴山以南)的新疆土连成一片。四年后，中山国被灭，国君被迁往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至此，赵国的疆域和国力都达到极盛。
　　今天的读者或许很难理解，一位国君要臣民改变服装竟会这样困难，而胡服骑射竟有如此大的威力。由于史料非常简略，我们要详细考察这次改革的过程已不可能，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再从史料的字里行间作一番挖掘，还是能有所发现。
　　马很早就成为家畜，但中国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对马的利用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华夏诸族主要用来拉车，而胡人(泛指北方游牧民族，包括东胡、林胡、楼烦、匈奴等)主要用于骑。所以华夏诸族，包括春秋及战国前期各诸侯国军队主要军事力量是兵车，步兵是兵车的辅助力量，而胡人基本上都是骑兵。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当然要胜过兵车，特别是在长距离和复杂地形条件下。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因各方都用兵车，这种方式的优劣难以显示，而在华夏与胡人的战争中，兵车对骑兵的劣势就会很明显，对此赵武灵王必定比其他诸侯国君有更深的体会。
　　由于马车普遍使用，御(驾驶马车)就成为成年男子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艺。因为无论贫富贵贱，人人都有驾车的可能和需要。举凡日常生活、婚丧礼仪、行军出征等都离不开车，替贵族或国君驾车得有一定身份，战时为主帅、主将驾车更不同寻常。所以孔子教学生的“六艺”之一，就是御术。
　　射箭倒不是胡人的专利，孔子的“六艺”中也有一项是射。但胡人习惯于骑在马上射箭，华夏人都是站在车上或步行射箭，技术孰优孰劣不言自明。而且胡人经常骑马狩猎。要射飞禽走兽，其弓箭威力自非华夏可比。而华夏除了打仗外，弓箭的利用机会不多，往往成为一种装饰和单纯的技艺，结果是中看不中用。
　　赵武灵王能够意识到胡人骑射的优势，当然与赵国的地理位置接近胡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事先进行了长期深入考察。《史记·赵世家》记载他十七年、十九年间“出九门，为野台，以望齐、中山”；“遂至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自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这从他此后对形势的熟悉程度也可以证明。他从亲政到正式颁布胡服骑射令，已经过十多年的准备。
　　从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过程可以看出，对实行骑射没有人公开抵制，大概也提不出什么不赞同的理由，而对改胡服则不仅普遍反对，而且相当激烈。
　　但胡服是骑射的前提，不改服，骑射就是一句空话。当时的男子服装，是“上衣下裳”，下身穿的“裳”就是不分裤腿的裙子，站在或坐在车上当然没有问题，但如何骑马奔跑和作战？就是上身的“衣”，贵族也穿宽袍大袖，站在车上挥戈指挥尚无大碍，骑马射箭或格斗就不适宜了。
　　可是服饰是等级的标志、地位的象征，要贵族穿上与奴隶的服装差不多式样的紧身衣裤——胡服，他们如何能接受？就是一般士人，也视服饰为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生命还重要。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格斗中帽缨被打断，他明知风险，竟停止战斗说：“君子死而冠不免。”为了保持帽子的完整，他将帽缨重新扎上，从容被杀。
　　而且，华夏优于夷狄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这从反对言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中国应该是蛮夷的学习榜样，现在反过来要向蛮夷学习，岂非是非颠倒？
　　我以为还有一点贵族们不便说的原因。当时文武官员还没有分化，一般贵族大臣必须文武兼资，胡服骑射涉及众人。但胡服骑射对个人技艺的要求比车战更高，在战斗中的危险性也更大，对那些平时养尊处优的人，或者只会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自然是一场难关。正因为如此，一旦实行胡服骑射，不仅会迫使贵族大臣们精心骑射，而且会淘汰一大批素质低又不能提高的人。也因为如此，改革后的赵国才能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实力。
　　为了使这场改革能推行下去，武灵王与他的支持者必定要作周密的部署，他与肥义一连开了五天秘密会议就是明证。这些措施不会只是辩论说服，可惜史料中缺乏更详细的记载。但可以肯定，当时还采用了编造神话，假借天意的方式，《史记·赵世家》中能找到证据。
　　据说武灵王的父亲赵简子曾大病七天，不省人事，醒来后说：我到了天帝的住所，与众神在一起，听到钧天广乐，见到九奏万舞。有一熊扑来，帝命我射它，我射中了，又射死了一头罴。帝很高兴，赐给我两个竹盒，都有同样的小盒子。我又见到帝旁边有个孩子，帝给我一条翟犬，说：“等你孩子长大了就赐给他。”帝告诉我：“晋国快衰落了，七代后灭亡。嬴姓将在范魁(地名)以西大败周人，但不能占有这些土地。我想到虞舜的功勋，将以他的嫡传女子配给你的七世孙。”
　　不久赵简子遇到有人当道，非要与他密谈，结果此人竟是当时也在帝身旁的，他为简子解释了帝的预言：熊和罴是晋国其他二卿的祖先，所以将能灭二卿。赐给他的两个竹盒都有“副”，象征着将消灭两个子姓的翟国(代和智氏)。帝旁的小孩是他儿子，而翟犬是代国的祖先，他的儿子必定能拥有代国，后代一定会实行改革，穿胡服。
　　这些预言的前面部分在武灵王之前已经实现，当然可能在此前已经编造出来。但涉及武灵王的却正是他最引人争议的两件事，一件是胡服骑射，另一件是他娶吴娃。武灵王十六年他到大陵游玩，回来后梦见一位美女弹琴唱歌，后来在饮酒时就描述了美女的形象，吴广就将自己的女儿献上，据说正是虞舜的后代，称为孟姚。武灵王对孟姚十分宠爱，甚至一度影响处理政务。孟姚生了儿子后，他就废了长子，立为太子，以后又将王位传给了刚满十岁的太子。所以可以肯定，这两件事都是武灵王时编造的。之所以能流传下去，并能载入史册，是因为胡服骑射的改革大功告成，而孟姚的儿子成为惠文王并在位三十三年。
　　武灵王为改革确实用心良苦，很多具体过程，我们只能加以想像了。但骑射就此从赵国推广到各国，兵车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至于胡服的推广，显然只限于军队。因为秦汉时代，士大夫的服装与战国时并无明显变化。东汉灵帝时胡服流行，史官认为是东汉灭亡的不祥预兆，可见胡服并没有在中原得到流传。以后中国北方经过一次次的“胡化”，但“汉家衣冠”一直传到了明末清初。而进入中原的胡人，最终大多改着汉装，不过主动实行全面改革汉装的君主，大概只有北魏孝文帝一人。
　　清朝强制推行雉发和满装，曾经引发汉人激烈的反抗，不知多少人头为之落地。而且即使在全国改穿满装以后，民间为死者准备的寿衣往往还是明式，为祖先画像时也一律穿明式服装。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士大夫声讨太平天国的罪行中，有一条就是变衣冠；日本明治维新后改穿西装，也为李鸿章等讥讽议论；到了清末以至民国，又有一批文人为维持这套完全可称为“胡服”的“大清衣冠”而号呼奔走。
　　不过中国史上最彻底的变化还是发生在一九四九年之后，几年之内，满装和西装被一扫而光，除少数民族外，中国大陆的服装统一为一个模式，真正是“全盘西化”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西式服装流行普及，但除了旗袍一枝独秀外，连满装者都无影无踪，更何况汉族真正的传统服装！前几年恢复祭孔，用的都是清朝衣冠仪式。孔老夫子要真有灵，面对这样的“夷礼”，不知作何感想？一些人什么都要讲传统，动不动就是不合国情，那么国人在穿衣方面为什么可以将传统全部抛光？为什么完全由外国传入的服装倒能适应中国的国情呢？
　　在欧洲常可见到一些穿着传统甲胄的仪仗队或警卫，汉城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者大多穿韩国古装，去年见到日本京都市的市长穿着和服在成人节大会上致词，阿拉伯国家的元首大多作传统穿戴。有时我想，要是我们在服装上要“传统”一下，究竟应该穿什么样式？
　　据一份回忆录介绍，解放初陈毅就任上海市长时，就遇到过这个难题。他认为市长是民政官，不宜穿军装；刚解放，穿西装也不合适；于是他穿长袍马褂出席就职典礼。此事如记载无误，我真佩服陈毅的通达，但也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居然没有自己的传统服装而感叹。
　　我丝毫没有非穿传统服装不可的意思，但回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的历史，服装与政治的关系、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倒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