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媒今与现体之日实

　　美国今年六月份上映的新片《真人活剧》(The Truman Show)，其主人公的名字Truman与当年那个提倡“和平演变”的总统的姓完全一样，为示与之两不相干，现译为特鲁门。
　　特鲁门是个挺可爱的小伙儿。他是个保险经纪人，在美国这个成熟发达的消费社会中，这是一种极其普通的职业角色。他从小生活在一个名叫“海上避风港”的风景如画的小岛上，未曾离岛一步。他的当护士的妻子梅芮尔曾是他的大学同学，现在他们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小家庭。特鲁门每天早晨上班，见到邻人朋友总是满面春风地招呼：“早上好！”他还很周全地继续他独特的问候方式：“要是回头见不到你的话，我现在先祝你下午好！晚上好！夜安！”
　　不过特鲁门其实还是一个极其惊人、不那么普通、却更“大众化”的角色，全世界除了他自己，没人不知道。他是一个“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播放的超级肥皂剧“特鲁门剧”的主人公。作为一个真实的个人，特鲁门其实有为他自己所不知的辛酸出身。他之所以来到这世界上，是起因于一对男女的一次意外的怀孕，而这对男女并不打算或不能自己抚养这个孩子，遂决定将之放弃给愿意收养的人。这样，小特鲁门在母腹中就通过法律手续属于了养父母。这种事在美国并不特别，尤其是在少女怀孕生产数字惊人的情况下。然而特鲁门命运的特别之处在于：收养他的不是哪一对具体的夫妇，而是一个机构——“全像”(Omni Cam)媒体公司。这个公司以尚未出世的特鲁门为主角设计了一个大型电视肥皂剧，全天候实况卫星转播，其内容是特鲁门每天的日常生活。于是，小特鲁门在卫星实况转播下诞生了。他一出生就是一个戏中人，他的一举一动每时每刻都暴露在摄影机和电视观众的窥视之下。到影片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在这种不间断的窥视中浑然不觉地度过了一万多天，由一个稚嫩的婴儿变成了一个好脾气的成年人。
　　这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电视连续剧。“海上避风港”是世界上最大的摄影棚，其中巧妙地设置了几万台摄影机，无论特鲁门走到哪里，都有镜头捕捉他的踪影。演职员阵容也是空前的庞大——他们要构成特鲁门每天“真实”地生活其中的“海上避风港”社区：从特鲁门的父母、妻子、朋友、邻居、同事到所有他认识或不认识的店员、警察、行人等。当然，这个电视连续剧最不同凡响之处是它的主角是“真人”(“特鲁门”在英文中与“真人”同音)，它给观众看的是“真实”的生活。它的制作者们一直在声称：这个剧是真实的，它没有伪造，它只有“控制”。
　　这个表现“真实”的电视剧恰恰成为我们今日生活现实的一个象征。现代工业和科技的高度发展已经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大众传媒无孔不入，成了改造社会、创造现实的巨大力量。今天我们处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诸如利奥塔德和詹明信所指出的历史状态之下：“表现(representation)”和“现实(reality)”已难以截然分开，“表现”常常在代替和创造“现实”。在此条件下，“真实”成为一个最为吊诡和最不确定的概念，它就像“真人”特鲁门，最最真实地生活在一个铺天盖地的、充满“控制”的表现系统中，一个大众传媒制造的影像世界里。他是在真实地生活着，他也在“控制”之下出色地表演着，而影片也不断地通过“特鲁门剧”的制作者之口指出，这个电视剧就是我们的生活，它与“海上避风港”外面的世界没什么两样。
　　影片敏锐辛辣地揭示了媒体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以及对主体性的扼杀。不是电视剧在“反映”和“记录”特鲁门的一切，而是特鲁门在按照剧情的要求去生活。为了防止特鲁门发现他正生活在戏中，“特鲁门剧”的制片兼导演克莱斯特夫设计了一个场景：童年的特鲁门与父亲泛舟海上，突遇风暴，父亲溺水而亡。人为设计的灾难成了特鲁门真正的童年创伤，从此他对水有难以克服的心理恐惧，不敢乘船，从而无法离开四面环水的“海上避风港”。特鲁门在大学校园里与秀丽的西尔维娅一见钟情，而剧情要求这只能是一次不成功的短暂恋情，西尔维娅被强行放逐出戏，特鲁门则被逐渐“引导”到最终与梅芮尔结婚，从此常在貌似美满的婚姻中，在亿万观众面前孤独地想念那个稍纵即逝却刻骨铭心的西尔维娅，而这自然又恰好成为一个吸引观众的经典场面。每当特鲁门不甘寂寞，试图冲破他被圈定的生活时，电视剧的制作者总是及时伸出圆滑而有力的控制之手。比如试图驱车远行的特鲁门在冲破各种障碍之后，突然遇到了导演及时布置好的核泄漏现场，无法通过，只好掉头回家。电视剧就在这种对特鲁门生活的有效控制中成功地进行着。
　　影片对媒体巨大控制力量的反讽令人想起当年阿多诺和霍凯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一个标准化文化工业大规模兴起的社会已经丧失了培育自由和个性的能力。今天我们面临的现实中大众传媒的威力比法兰克福学派所针对的时代更空前强大，连007电影的最新篇章《明天永不死亡》(Tomorrow Never Dies)都触动了这样的主题：今天妄图称霸世界的狂人所恃武器不是原子弹，而是大众传媒。媒体是今天主宰世界的上帝。《真人活剧》故意将那个戴贝雷帽的导演塑造成一个准上帝的形象(他的名字克莱斯特夫Christof使得这层寓意更为明显)，当他不得不与特鲁门对话时，描述他的电影手段正是要营造一种上帝在说话的氛围。在迅速推近的仰拍镜头中，面对特鲁门“你是谁”的发问，他庄严回答：“我是你的创造者”。虽然在《明天永不死亡》中英俊的邦德先生与中国女间谍林小姐携手粉碎了那个媒体狂人的美梦，可谁又能否认大众传媒正在不可避免地构筑我们的生活本身？去年的美国影片《疯狂城市》(Mad City)正是通过一个由媒体全面控制而导致的悲剧愤怒地指责媒体正在“杀人”。
　　尽管《真人活剧》全片笼罩着一层喜剧气氛，它所揭露的媒体对人的扼杀却同《疯狂城市》一样令人发指。特鲁门从生下来就从未有过个人生活，他一直生活在操纵和控制之中。更残酷的是他从不知道真相，使得这种操纵和控制成为一种成功的赤裸裸的欺骗。他的妻子在带给他三合一的厨用小工具或是某品牌的巧克力热饮时其实是在对电视观众做广告；而他从儿时起的至交好友在劝慰解脱他疑惑的心境时，按照导演的指示用彻头彻尾的谎言表白他的真诚：“我最不愿做的事就是对你说谎。”然而人的主体性似乎注定不能臣服于大众控制和大众欺骗，“上帝”终于受到了挑战。西尔维娅在短暂的出演特鲁门恋人的过程中警告特鲁门他正经历着一个骗局；出戏之后作为“特鲁门剧”的一名电视观众，她愤怒地谴责“准上帝”对特鲁门所作所为的病态和残忍。最关键的是特鲁门自己开始怀疑加之于他的骗局。他对西尔维娅的爱恋和想念毕竟是他的个人欲望，这欲望终于冲破了“上帝”的控制，使他坚定了走出“海上避风港”去寻找西尔维娅的决心。他机智地摆脱了摄影机的监视，第一次在屏幕上消失了，那连续了一万多天的电视画面突然变成了一片雪花。待到摄影机重新找到他时，他已驾着风帆航行在他一向恐惧的海上，驶向外面的世界。克莱斯特夫用现代科技呼风唤雨，在“海上避风港”影城的水面上掀起惊涛骇浪，试图逼特鲁门知难而回。却不料此刻特鲁门心意已决，宁死不屈，与狂风巨浪搏斗无所畏惧，终于驶向远处的蓝天白云碧海。然而在电视观众欣慰的惊叹中，特鲁门的小舟“咚”地一声撞上了“蓝天白天”——“海上避风港”影城最外围的布景，也是影城的围墙。小舟至此已无处可去。绝望中猛击“蓝天白云”围墙的特鲁门突然发现了一段楼梯，他拾级而上走到一扇标着“出口”的小门跟前。外面的世界就在眼前。在他打开门的那一刻，他的创造者终于从幕后发话了。这是真相大白的一刻，“控制”的巨手终于显形。“上帝”倒是对他的作品充满温情，他老调重弹，告诉特鲁门外面的世界与“海上避风港”无甚差别，只会更丑恶。刚刚明了自己三十年生活实为大戏一场的特鲁门伫立出口面前，背向观众，默然无语。克莱斯特夫大呼：“说点儿什么吧，你正在电视上啊！”特鲁门转过身：“要是回头见不到你的话，我现在先祝你下午好！晚上好！夜安！”随后他脸上绽开了观众熟悉的灿烂笑容，从容地鞠躬谢幕。三十年的大戏终于收场。
　　特鲁门走出了那扇门。外面的世界在蓝天白云布景的映衬下显得黑洞洞的，也许一点儿都不精彩。但特鲁门毕竟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真人”生活。阿多诺和霍凯默毕竟是太悲观了，他们在自己时代的局限中只看到了在文化工业的强大控制下文化的消费者消极被动地处于“大众欺骗”之下。然而近些年蓬勃发展的文化研究表明，在文化工业的历史框架内，在人们重新构筑和阐释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各种个体或集体的创造和解构的可能性。自由和抵抗存在的证据不在于特鲁门走出了摄影机控制那样一个人道主义的影片结局，而是《真人活剧》式影片的出现和存在。这部影片采用了它所反讽的一切媒体手段反思我们这个时代最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体现我们对丧失主体性和创造力的恐惧的同时，也为在我们自身历史条件下主体性和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力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