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二十世纪后，我们将迈向何方？

　　世纪已尽，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纪？各地关心世界发展的学者，对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一定共识，但大多数都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自七十年代起已经历了急剧变迁。“全球化”、“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纪元”等词汇的兴起，正好反映大家正焦急不已地尝试理解这个世纪交接的大时代。
　　经历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对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造反后，能帮助我们掌握世界走向的宏观分析，似乎已变得罕见之极。然而，有两位在近年鼓起勇气，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走向做全面、宏观分析的作者，虽然他们的论说，各有局限，但其对历史大叙事的执著，却为我们思考当今世界的变局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首先尝试系统地解释七十年代以来全球资本主义急剧变迁的一个代表人物，便是先后任教于英国牛津及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教授大卫·哈菲。哈氏的《后现代性的条件》先从西方文化艺术领域内“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入手，然后由一个唯物主义的角度，追溯这个文化变迁的政治经济基础。根据哈氏的理解，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战后的繁荣发达，乃有赖于福特式工业及凯恩斯主义的财经政策。所谓的福特主义(Fordism)，乃源于美国福特车厂在二三十年代独创的一套工厂组织方式。在车厂的生产线上，任何工序都被切割分工成极细小的部分，务求工人只需不断重复同一简单动作。同时，雇主则通过高工资、就业保障及种种员工福利保持工人生产的积极性。等级森严的科层管理与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的原则，也是福特式组织的基础。
　　高工资与高福利政策，除企图抵消工人因过度分工而产生的消极情绪外，还有刺激工人消费的功能，与美国政府在战后通过增大开支、刺激消费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相辅相成。规模经济下的生产效率，加上消费主义所创造的巨大消费市场，令战后欧美经济走上供求不断攀比上升的良性循环。
　　在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因长期奉行凯恩斯政策及其军事扩张而累积了大量债务，陷入了史无前例的财政危机。另一方面，福特式大生产欠缺弹性的缺点日渐暴露。结果是政府介入经济的能力大减，传统大工业的利润率大降。这就是七十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根源。
　　为了度过日渐加剧的利润率下降危机，一些欧美财团选择撤离工业生产部门，将资金投进各种投机炒卖活动。另一些财团则将生产工序移至工资成本极低的第三世界地区，进行哈氏所谓的“边陲福特主义”(peripheral fordism)的生产。在这种生产形式下，第三世界的劳工仍需面对高度异化的生产工序，却享受不到原有福特主义下的各种工人福利与工资水平。工业资本现在已将投资弹性视为最高原则，随时准备撤离被认为不利投资的地区，将工厂关闭。就业保障，也就成了历史名词。这种资本财团任意于天下驰骋的经济活动，被哈氏形容为“弹性资本累积”(flexibl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与此同时，英美右翼政党在八十年代双双上台，将凯恩斯主义政策全面废除，又取消了政府原有对国际金融活动的限制。尤其是美国政府通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软硬兼施令各边陲国家开放金融市场，减低对外国投资者的规范。这大大增加了国际资本进行全球性投机炒卖的空间。
　　哈菲指出，现时的国际金融市场已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国际大炒家成了强可敌国的恶霸。而在工业投资极具弹性的情况下，跨国公司相对于各地劳工的议价能力也大大增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劳工，都成了这一过程的大输家。资本的全球性流动，直接或间接导致全球资讯网络的急速发展。再加上各国政府对国际投资者的驾驭能力日减，便造成了“全球化”的局面。有趣的是，哈氏认为全球化使各地人民感受到世界正在缩小，导致了所谓“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现象。“时空压缩”的认知经验，配合“弹性资本累积”所引起的不安全感，成为后现代思潮产生的社会土壤。
　　哈氏的论说，有力地揭示了现今全球化乃由欧美资本主义危机引发，而又加强了欧美资本的全球性牵制的矛盾性。哈氏的局限，在于他不能告诉我们，“弹性资本累积”究竟是欧美资本主义以纸包火的权宜选择，还是能一次性解决七十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危机的灵丹妙药。哈氏在书末郑重地提出这个问题，并预测“弹性资本累积”有可能会导致更大危机，例如全球金融大崩溃。如果哈氏的预测正确，那么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一波又一波的危机中将步向何方？哈氏似乎连一点线索也没提出。
　　阿锐基所著《漫长的二十世纪》，则从一个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探讨世纪交接之际世界体系转型的轨迹。阿氏乃意裔社会学家。他在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宾/姆顿分校期间(一九七九——一九九八)，成为世界体系学派的掌门人之一，与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分庭抗礼。
　　如果说阿氏对七十年代以后美式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与大卫·哈菲一脉相承的话，那么《漫长的二十世纪》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其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论述框架。阿氏着眼于国际巨额融资(High Finance)六百年的历史，详论资本主义自十五世纪至今的历史。他发现，七十年代以后全球金融秩序的失控与长期危机，并非什么新奇事物。这在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中，不断周期性地发生。
　　阿氏的其中一个突破性观点，便在于推出国际流动资本对国家兴衰起落的巨大影响力。资本主义体系的历史，其实是由体系中各国为争夺国际融资而掀起的冲突所交织成的。西方历史上一些小国，如中世纪称霸地中海的威尼斯，及十六世纪将西班牙帝国拖垮的荷兰，均是通过其巨大的融资能力，化财力为国力，扬威国际。
　　阿氏又承继了传统世界体系理论中的“霸权理论”，认为在各个历史阶段之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运作，都以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占压倒性优势的世界霸权为重心——即十六世纪的荷兰、十九世纪的英国，以及二十世纪的美国。一个霸权之所以成为霸权，在于它能将国际流动资本驯服，令它们乖乖向本国投资。这通常有赖三个条件：一、赢利能力极高的创新经济组织(十六世纪荷兰的股份制国家特许公司、十九世纪英国的家庭企业网络，二十世纪美国的福特式大工业；二、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能大力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荷兰的重商主义、英国的贸易自由主义及美国的凯恩斯主义)；三、在国际舞台上占绝对优势的军力。
　　一个国家/地区成为世界霸权及世界资本累积的中心后，必会惹来各国的模仿与竞争。久而久之，霸权国的独创经济组织与政策不再独特，赢利能力也因竞争加剧而下降，导致世界体系中利润率普遍下降的危机。这时，国际资本即纷纷离开已变得高竞争、低利润的实业，大规模转移至投机炒卖活动，回复野性难驯的本性，导致国际金融秩序大乱。同时，旧有霸权的军事力量，也会遇到愈来愈多的挑战，终至出现大规模战祸。十七世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英法战争，以及二十世纪初的两次大战，均是资本累积重心转移引起的混乱所致。
　　旧霸权没落的混乱，往往会持续至新霸权出现。除了周期性的运动之外，资本主义体系也会在每个周期更替中进化；任何一个新霸权的活动范围，政经组织上的复杂性，以及军事力量，都会较上一个霸权更上一层楼。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每次霸权转移，都会带来比上一次更大规模的混乱。
　　基于上述对资本主义长周期的分析，阿氏指出，美国霸权在七十年代的越战挫败，以及一连串的经济、财政危机中，已步入了衰落的阶段。与此同时，以日本为首，“四小龙”、中国及东南亚逐一居上的东亚地区，则凭其极富弹性和灵活性的跨国包工合同制、成本极低的小企业运作，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一个全球资本累积中心由美国转移至东亚的格局，逐渐形成。当前“全球化”过程中跨国炒家嚣张狂妄和地区冲突的急剧增加，其实只是历次重心转移中金融扩张和世界秩序瓦解的翻版。
　　阿氏还认为，在历次重心转移中，我们除可看到世界政经秩序的瓦解，还可看到旧中心在衰退中的回光返照(十八世纪末荷兰纸醉金迷的“佩鲁基”暴发时代，及二十世纪初爱德华时代的腐烂繁华)和新中心在冒升中的阵痛(十八世纪末的伦敦股市大崩溃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大衰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当今美国股市不寻常的持续暴涨与亚洲金融危机，便能有更全面的理解。阿氏预测，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一个东亚与美国对峙甚至冲突的时代，不过东亚作为新兴经济中心在军事、政治上的虚弱，以及美国作为旧中心在冷战后军事力量的持续扩张，可说是史无前例。因此，这次重心转移的形势，将会比以前的更复杂。他更担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会利用其政治、军事力量强行制约东亚发展，扭转重心转移的趋势，导致混乱加剧。
　　根据《漫长的二十世纪》，世界体系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方向：一、全球经济重心成功转移至东亚，结束了西方白种人对世界的长久宰制，也创建出一个比荷兰、英国及美国霸权时期更平等的世界体系；二、美国借着能毁灭全人类几次的军力，成功逆转重心转移的趋向，并通过对全世界进行武器恫吓，建立起一个形式上类似古罗马的全球帝国；三、世界性的暴力与冲突不断升级，达至完全失控的地步，为人类带来大浩劫。
　　第二及第三种结果，都是我们不愿看见的。因此阿氏对东亚地区的发展寄予极大厚望，认为是人类和平与繁荣的新希望。
　　阿锐基的分析，无疑比哈菲的更全面，也更有远见，除了帮助我们理解现状之外，还为我们思考未来提供了线索。不过，阿氏对东亚崛起的评价，似乎有点过于片面。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东亚之崛起，对世界体系产生的进步作用，言之成理。可是在东亚发展中产生的种种隐忧，同样不可忽视。例如近年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便令区域内甚至世界和平，蒙上阴影。
　　而“四小龙”及东南亚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出口导向工业高速增长造成的环境和社会代价，也是不小的。对于阿氏来说，哈菲所谓的“弹性资本累积”体制，其实就是东亚崛起的秘密。在这点上，哈菲相对于阿氏的优胜之处，在于他观察到“弹性资本累积”与第三世界“血汗工场”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外资(主要是日资和美资)企业在东南亚各国的不负责任行为，如随处弃置有毒废料(甚至核废料)，漠视工业安全等，已引起了当地社会团体及政府的关注与谴责。如此看来，东亚之崛起，与世界平等、世界和平之间的“必然联系”还有待于努力。
　　(DavidHarvey，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New York & London：Blackwell 1989；Gioranni Arrighi，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 & London：Verso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