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开放时代的经济学家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三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Robert A.Mundell)。瑞典皇家科学院在颁奖公告中指出，芒德尔获奖是由于“他对不同汇率体制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佳货币区域的分析”。把本世纪最后一次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在国际宏观经济学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的经济学家也许预示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剧的时代。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称芒德尔是“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出生的经济学家，他的影响从里根时代的供给学派经济学到欧元的创造”。这段话对我们了解芒德尔及其在经济学中的贡献是很有启发的。
　　芒德尔一九三二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金斯敦(Kingston)，在一九五三年获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之后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并于一九五六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纽约时报》之所以强调他出生于加拿大是因为，尽管他长期生活在美国，但“加拿大是他的根”，这一点对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曾经是他的学生的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指出，“在加拿大，他有自己的实验室”。他关于不同汇率体制下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分析正来源于对加拿大政府在不同汇率体制时运用这两种政策不同效果的经验观察。
　　芒德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在芝加哥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在斯坦福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博洛格那(Bologna)高级国际研究中心任教，一九六一——一九六六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一九六六——一九七一年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和《政治经济学杂志》编辑。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贡献主要是在这一时期做出的。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还培养出了一批至今仍活跃在学术与实业界的经济学家，如上述提到的多恩布什、以色列银行行长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A.Frenkel)、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等。
　　一九七一年离开芝加哥大学之后，他曾回加拿大滑铁卢大学任教，从一九七四年起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现为该校C.劳威尔·哈里斯经济学讲座教授。此外，芒德尔还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拉丁美洲与欧洲一些国家，以及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财政部和加拿大政府担任顾问。尤其是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三年先后任欧洲经济共同体货币委员会顾问、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研究组成员，对欧元的创造起过一定作用。芒德尔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曾被法国议会授予雅克·鲁夫奖(Jacques Reuff Prize)。
　　芒德尔最早为我国经济学界所了解并不是由于他对国际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而在于他是八十年代红极一时的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纽约时报》等媒体也认为，芒德尔最早为公众所熟知是由于他在供给学派中的活动。
　　供给学派经济学也被称为里根经济学，是八十年代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是刺激供给的关键在于通过减税来刺激人们生产与投资的积极性。因此，论述税率与税收之间关系的拉伐曲线是这一派理论的中心。根据拉伐曲线，美国税率太高，减税，即降低税率，不仅能刺激供给，增加国内生产总值，而且也会增加总税收。里根政府时的大幅度减税正来源于此。当时鼓吹这一主张的是《华尔街日报》记者温宁斯基、国会议员肯普和社会学家吉尔德等人。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他们把一直主张减税的经济学家芒德尔和拉伐拉入，并从事一系列活动吹捧芒德尔是供给学派的创立者。尽管格鲁克曼认为“芒德尔本人在标以供给学派特征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形成中作用甚微”，而且“他本人的观点能否冠之以供给学派还很成问题”。但由于芒德尔本人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华尔街日报》至今还称他是“里根时代供给经济学之父”。
　　尽管供给经济学被新闻媒体和政界炒得沸沸扬扬，但学术界并不买账。一九八八年当美国《挑战》杂志记者访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主编伊特韦尔，问到为什么没有收入“供给学派”的词条时，伊特韦尔的答复是，“我们对供给学派经济学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认定所谓供给学派经济学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格鲁克曼对供给学派的评价更加刻薄：“连主流保守分子(指货币主义等自由放任学派——引者注)也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一小撮人在孤芳自赏地游荡于自己的知识领域。”美国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则把供给经济学比喻为与骗人的“新潮节食计划”(fad diets)同样的“新潮经济学”(fad economics)。甚至连前总统乔治·布什都把供给经济学称为类似邪教的“伏都教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绝大多数严肃的经济学家认为，供给经济学的减税理论缺乏依据，在实际上不仅没有刺激经济，反而引起八十年代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大幅度增加。
　　从现在来看，像芒德尔这样学术上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也为供给学派这样的邪说捧场当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正因为如此，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公告根本没有提芒德尔与供给学派的关系。
　　尽管格鲁克曼批评了芒德尔供给学派的捧场，但他在同一本书中客观地评价了芒德尔的贡献：“以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严谨治学而闻名”，“他对于最佳货币区域的标准分析仍然是欧洲货币体系形成讨论中主要的参考文献”，“他有关如何选择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文章影响了货币和财政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是每本国际经济学教科书的必选内容”。应该说，格鲁克曼的这些概括与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公告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可以把芒德尔的主要贡献归纳为以下三点。
　　开放经济中的宏观稳定政策理论　在五十——六十年代，各国都实行固定汇率，并对国际资本流动实行严格限制，只有加拿大与美国允许资本流动并调整加元与美元汇率。芒德尔在加拿大读大学时注意到，加拿大政府运用的货币政策有时起作用，而有时不起作用，是否起作用取决于当时实行哪一种汇率政策。他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 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了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之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之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在固定汇率之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时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支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的效果达到最佳。
　　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
　　在芒德尔提出这种分析时，各国几乎都是控制资本流动并实行固定汇率。但七十年代后当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各国又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制的固定汇率时，芒德尔的分析就显示出其正确性。九十年代美国经济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克林顿政府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减少预算赤字，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由于在开放经济中浮动汇率的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远远大于财政政策。所以，既减少了赤字，又促进了经济繁荣。美国经济学家加迪什·巴格瓦蒂(Jodish Bhagwhati)认为芒德尔的这项研究在当时是“超前的”，但在今天显然是“正确”的。
　　当然，这一模型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在于关于金融市场的预期是过分简单化的，并假设了短期中的价格刚性。以后的研究者从理性预期和价格的逐渐调整出发对这一模型做出了发展，使之更适用于现实世界。
　　货币动态变动理论　芒德尔并没有停留在短期分析上，在以后的几篇文章中，货币的动态变动始终是他研究的中心主题。货币动态变动说明了货币与财政政策的长期效应，其根据是有效市场分类原理，即物品与资产市场的调整速度不同。
　　战后对国际收支不平衡调整的研究运用了静态模型，强调了实际经济因素和外贸变化。芒德尔建立了动态模型来分析持续较长时间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产生与消失。他证明了，随着私人部门货币持有量对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变动，经济逐渐进行调整。例如，在固定汇率下，当资本流动不畅时，扩张性货币政策将降低利率并增加总需求。随后国际收支赤字引起资本外流，这又使需求减少到国际收支恢复均衡为止。这种方法称为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方法，已被许多研究者所采用。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开放经济中分析长期稳定政策的分水岭，被经济决策者广泛运用。
　　以前对长期经济政策的分析是静态的，并假设所有经济政策在单一方向上协调与配套。芒德尔用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说明了，货币与财政政策应该分别针对内在与外在均衡的不同目标，以使经济实现这两个目标。内在均衡是国内充分就业与物价稳定，外在均衡是国际收支平衡。芒德尔的结论是，要根据不同政策工具对不同市场的作用，使政策的作用最大。具体来说，货币政策与外在均衡相关，财政政策与内在均衡相关，两者配合实现内外均衡。
　　芒德尔的长期分析根据流量与存量的区分以及经济向长期状态调整过程引入了动态方法，并使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与古典学派的长期分析更为接近。这种分析已被其他研究者所发展。
　　最优货币区域理论　一九六一年芒德尔在《最优货币区域》一文中分析了在一定区域内取消货币主权而使用统一货币的利弊，并支持实行统一货币。这种理论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激进的，但九十年代欧元的出现无疑又证明了它的前瞻性。
　　芒德尔认为，统一货币的优势在于降低了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和相对价格的不确定性。其不利之处在于，当某个地区由于需求或其他不对称冲击要求降低实际工资时，就难以维持充分就业。他强调了，只有保持劳动的高度流动性，在统一货币区内才能抵消这些干扰，实现充分就业，发挥统一货币的优势。
　　芒德尔把最优货币区域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他学者把这一特征扩大为资本流动、地区专业化和共同税收与转移支付等条件。
　　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果劳动流动性低，汇率无法固定，统一货币就难以维持。例如，统一货币区内的需求由A地物品转向B地物品。A地劳动有超额供给，B地劳动有超额需求。只要劳动由A地流往B地，充分就业就可以维持。但如果劳动流动滞后，则要通过实际汇率变动来进行调整。如果价格有充分的伸缩性，A地价格下降和B地价格上升，也可以达到充分就业。但如果价格是粘性的，不能及时调整，就不得不中止统一货币，使汇率变动。这说明了，形成统一货币的问题在于，如果缺乏劳动的国际流动性，粘性价格与工资难以及时调整，就会使某些地区出现长期失业。所以，形成统一货币区域的条件首先在于促进劳动流动。
　　芒德尔在四十年前做出的分析更适用于今天的现实。不言而喻，芒德尔关于最佳货币区域的设想已在欧洲得到了实现。欧洲学者和决策者正是根据芒德尔的理论分析了欧元建立的利弊，并为欧元的建立创造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芒德尔又被称为“欧元之父”。
　　正当我这篇文章写作之际，传来了中美两国签署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协议。经过十三年艰苦的谈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了全球化。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开放经济环境下实现二十一世纪的腾飞。在这种意义上说，芒德尔的理论对我们就更有现实性了。当然，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经济为背景的，不可能为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