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感觉日本

　　小时候生活很苦，母亲经常念叨说：“要得饱隔夜饱，要得好祖上好，我们家可是毁在日本人手里的啊！”母亲说的“我们家”是指外婆家，外婆家有田也开店，生活满好的。一九四四年年三十傍晚，外婆出门办事，驻扎在附近的日本兵扫机关枪，外婆给打死了。舅舅给外婆办丧事时染上伤寒，不久也死了。外公“送走”舅舅后悲愤交加，给气死了。年轻的舅妈承受不了这一系列的打击，疯了。母亲爱回忆往事，父亲则不爱讲话。他十五岁就到上海学手艺去了，那是一九三三年。上海沦陷时没能逃出来，日本兵在上海烧杀抢掠他见多了，但他很少讲这些。一九九七年至一九九九年，我有机会到东京大学教养学部讲学两年，事前打电话告诉父亲，他只说了一句话“当心身体”。母亲在一九八九年去世了，假如她老人家还活着，准该会说些什么的。
　　正因为有这个情结，我到日本后就留心看日本，并把看到的写下来告诉在国内的老师和朋友们，他们看了都说好，来信鼓励我多写。叶至善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他年事已高，身体又总是不太好，写给他的信大多是他女儿小沫回的，可信里的话都是至善先生说的，这我看得出来。至善先生亲笔写的回信有两封，第一封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写的，信中说：
　　“我的父亲一辈，对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情趣，都非常欣赏，尤其是夏先生。我小时候住在上海闸北区，日本人见得多了，也有这样的感受。可是日本军人，还有浪人，那横行霸道使我们深受其苦，使我们非常厌恶。两个极端无法调和，不知怎么竟会融合在一个民族身上。您在日本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逗留，可以细细观察体验，随手写些摘记，一定大有可观，希望有暇时再给我来信。”
　　至善先生在信里说到的“夏先生”，是他的岳父夏丏尊先生。夏先生青年时代留学日本，回国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因为很欣赏日本人的生活情趣，夏先生给大女儿取名为“吉子”，给小女儿取名为“满子”；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盖的“平屋”、在春晖中学设计的校园都模仿日本的建筑风格。可日本侵略者让夏先生吃足了苦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时，夏先生在上海的寓所被日军轰毁。“孤岛”时期，夏先生因力倡抗日，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受到折磨，熬到抗战胜利就去世了。叶圣陶先生虽说没有到过日本，但他在一九一九年就与武者小路实笃通讯，还加入了日本的“新村”(社)，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圣陶先生也吃尽了日本侵略者的苦头，“一·二八”在上海的寓所中了日军猛烈的枪弹。一九三七年九月，苏州告危，圣陶先生举家西迁逃难来到乐山。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九日日军轰炸乐山，圣陶先生在乐山的寓庐被炸，所有衣物器用书籍悉付一炬。至善先生在信中叮嘱我“细细观察体验”日本民族的话，意味深长。在看这封信的时候，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母亲的身影，回忆起了外婆家的灾难，那是半个多世纪前中华民族血海深仇中的一滴血泪。
　　至善先生一直鼓励我要多写。不过，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的两面性和二重性，是很难看透彻的。到过日本的人常常说，“日本既可爱又可怕，蓝蓝的天空，漆黑的深渊”；说日本文化“文雅而暴躁，赏花落泪而杀人不眨眼”；说日本人是“艺术的国民”，又说日本“风俗淫靡，男女无耻”，“日本似乎是世界上最异常的国家”，等等。我是到日本讲学的，接触的大多是教师和学生，因而看日本的“好性质”看得多。不过我所说的“好性质”是否真的就那么好，也很难说。诗人徐志摩的《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赞美日本女郎温柔敦厚，我们捧为“经典”，可日本人并不这么看。在一次读书会上有位女教师说：“日本的女孩子温柔的只是外表，骨子里很厉害。中国的女孩子看起来很厉害，其实很软弱。”日文中使用很多汉字，不了解其中意思的人认为日文容易，其实日文中利用的汉字大部分在原来汉语的意思之外，又赋予了日语的含意，日文中的汉字应该看做是“日语”，稍不留意就会闹出笑话。比如说日语中的“乌瓜”应该是“黄瓜”的意思，可鲁迅先生在翻译芥川龙之介短篇《鼻子》时，把“乌瓜”译成了“乌鸦脚爪”。事隔四十年后，香港鲍耀明先生发现了这一问题，写信告诉周作人，周作人着实将阿哥嘲讽了一通，他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七日的回信中说：“前书说及误译'乌爪'，此甚有意思，记得《沉默之塔》亦有类似的例子，而世间崇拜圣人，向无人注意，亦可笑。”
　　鲁迅先生的这个失误很可能是原著有误排，把“瓜”字排成了“爪”字。把日本的“好性质”看得太好、翻译日语的时候把日语中的汉字看得随意了点儿，这是中国人写日本时最容易犯的错误。日本学者在写中国时也常常犯错误，不过他们的“错”常常错得太离谱。例如，安冈秀夫在《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中，认为“支那人”好色，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的效能为目的。“支那人”嗜笋，“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态，引起想像来的罢”。鲁迅先生在批驳安冈秀夫的荒谬观点时说：“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指出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之所以有这种看法，那是他们“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马上支日记》)。这话一点也不过分。日本小酒馆有一种冷盘叫“手淫”：把香肠做成男根形状，顶上再浇些奶油，下面摆了两个小西红柿，你能不佩服日本人“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吗！至于传统的“日本处女裸体的盛宴”，就更出格了。漂亮的女子经过严格训练，成为“女体盛”的艺伎。艺伎净过身躺在用餐的和室里，摆好固定的姿态后，把寿司摆在胸部、腹部、阴部、腿部供客人享用。“女体盛”价格昂贵，但有日本人说这是“传统”，这是“艺术”，这是日本民族的特殊喜好。
　　这也可以看出“日本似乎是世界上最异常的国家”(小泉八云语)。出自要了解日本的愿望，我把我旅日两年间的见闻记录下来，编成《感觉日本》一书(安徽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无论是平常的还是“异常”的，都力求真实。是会有《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式的“肤浮”和“乌爪”之类的错误的，但绝对没有安冈秀夫式的污辱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