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目击者，分析者，批判者

　　沃尔夫没能迎到新世纪的曙光。一九九九年三月六日，这位身兼美国国家科学院与科学艺术院两院院士，以多半生致力于研究农民社会及其与国家、市场和殖民入侵的关系，揭示苦难、焦虑与革命和暴力意识形态的关联，并详细描述、分析了欧洲扩张前后全球经济—社会变迁的人类学者，在完成了一组待发表论文的编辑之后，静静离开了这个世界。
　　艾里克·R·沃尔夫出生于一九二三年的日内瓦，童年—少年时代的部分光阴就在奥地利与纳粹德国的边界度过，目睹、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蔓延与纳粹主义的兴起。和许多有过相似经历的思想家(如柏林、波普)一样，沃尔夫被残酷现实激发出的强烈憎恶情感最终转化成对社会—文化的深思与批判，并在日后的学习、研究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和这些同辈思想家不同的是，沃尔夫对艰难生存困境中极端意识形态的生发过程给予了特别关注，并投入大量的心血去研究、探讨。在他去世那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预想的权力：支配和危机的意识形态》一书，就是这心血的结晶。
　　在书中，沃尔夫以三个时空迥异的社会—文化为实例，相互参照，从中清理思想、权力和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三个实例分别是：十九世纪中叶北美西北太平洋夸其尤脱印第安文化、十五——十六世纪(今墨西哥中部)的阿兹蒂克文化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德国纳粹文化。而沃尔夫试图揭示的，是思想与权力如何以文化为媒介结合在一起，形成支配性的意识形态，进而成为人类集体暴力活动的温床。
　　沃尔夫是有幸逃离纳粹屠杀的少数犹太人之一(如我们所知道的，爱因斯坦、柏林等也在这少数人中)。他先在英国就学，不久转到美国，入读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主攻人类学。那时的美国人类学，正由“文化与人格”学派所主导，学生们被指教的，就是锁定一个给出的文化，把这个文化的特质类比于一个人的人格特征，然后像分析、描述某人人格一样分析、描述这个给定文化。当然，这样的研究还会打上文化进化论和结构—功能学派的烙印，学生们在描述出某文化的“特质”后，还要去追溯其演化的来龙去脉，阐述它的结构与功能。沃尔夫当时被指定的“文化”，是位于美国南邻的农业国家——墨西哥。
　　出乎导师意料之外的是，在墨西哥的实地考查(人类学者所谓“田野工作”)启发了年轻的沃尔夫与当时主流人类学思想相当不同的见识。这位已有不同文化生存体验的学生深切感到，一个被人格化、脸谱化了的“文化”，实际上本应是一个相当复杂而且时常变化的动态过程，是不同的人群与社会单位在互动中结成的生存体系。这个体系在此时、彼时会有不同的状态，也上演着不同的历史场景。而一个生存体系中优势观念的形成、传播和社会组织的运作在文化中扮演的角色，开始引起他的格外注意。沃尔夫的第一本学术著作《震撼之土的儿子们》(一九五九)就是在这样的思索中完成的。
　　这以后，沃尔夫又先后参加了若干项不同领域的人类学实地研究，课题包括麦加的社会组织与伊斯兰教的起源、安第斯山农耕方式与社会组织等。这些表面看本是各自独立的案例研究，最终为沃尔夫发展出自己超越专案的学术思想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美国“现代人类学大系”中收入的沃氏所著《农民》与他三年后付梓的《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这两本书内，这位人类学者从生活困境到集体暴力(革命、战争)的分析思路，已经是清晰可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是西方世界包括西方学术界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沃尔夫于此时身为一名新生代的人类学教授，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挑战、批判主流学术思想，并置身于社会活动的前沿位置。一九六五年，他积极参与、推动了全美高校学术界反越战组织的筹建(该组织总部就设在当时高校反越战重要堡垒之一的密歇根大学校园内)。随后，作为美国人类学学会伦理委员会主席，他带头声讨并力阻美国政府将人类学研究结果用于军事目的。如果联想到这位教授曾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志愿入伍的一名美国士兵，亲身参加过意大利战场与德、意法西斯军队的血战并荣获一枚陆军银星勋章，人们应不难判断，沃尔夫并不是那种逃兵式的“和平主义者”，而是一名勇于反对一切非正义行径的坚强斗士。或许，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和对集体暴力的痛恨，原本根植于沃尔夫童年的经历，但与不同人群的亲身接触和对他们历史与现状的了解，也当对这位学者深化自己的信念，助益匪浅。
　　在此期间，除了前述《二十世纪的农民战争》外，沃尔夫还完成了《隐藏的前线：一条山谷的生态学与民族性》一书(一九七四)，而他所撰写的大学教材《人类学》一书也在此前不久印行。这些著作奠定了沃尔夫在美国人类学学术圈内的权威地位，但他对思想界影响最大的著作，还要数在此之后(一九八二)出版的《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在书中，沃尔夫开宗明义，痛斥了西方人类学界(其实也是整个西方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欧洲(或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这本书的问世，为当时美国高校已然活跃起来的思想池水又注入一泓强劲的清流。
　　在此之前，也曾有一些学者(如中国读者现已熟知的，于比较文学领域撰写《东方主义》一书的萨义德)认为，西方惯于以一个神秘化、异国情调化的“他者”来证实、肯定自我。这些学者的感觉和立意或许不差，但如果从人类学的观点看，这类“隐形歧视”的现象至少并不是“西方”所独有(试以许多中国作家笔下的“少数民族”来看，神秘化、异域情调化的笔法并非少数)。而对人类各主要文化对其周边弱势文化这类神秘化和异域情调化描写的简单批评，又极易导致对主流文化尺度可以衡量一切之类观点的认可甚至赞誉。因为一旦剔除了神秘与异域情调，没有足够政治—经济实力支撑的弱势文化，将在比较框架中更显脆弱、更难生存。应当指出，这也可能是《东方主义》这样的批评书籍本身也能够为“主流社会”所接受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当然也很重要，比如萨义德自己在宗教环境、教育背景与现有职业上，也相当“主流”)。相较之下，《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评，就来得更鲜明、更尖锐。
　　沃尔夫在卷首直入主题，痛斥了当时西方人类学界的主流思想：那种把世界切割成一块一块孤立、静止的文化，以西方观点再将这些“文化”描绘、定性，并首尾相接排成演化序列，再以欧洲为中心展开历史的观念。他还特别对“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二方不相聚”(“East is East，and West is West，and never the twin shall meet”)的传统思维定势，集中火力予以痛击。
　　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长达五百零三页的篇幅中，作者以细密的材料，描绘出一张古老地球村的草图。在资本主义兴起之前、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这个世界已经被多层的脉络联系在一起，当中既有大区域性的社会组织联系，也有洲际的文化、技术传播和工商往来，还有流民、难民的长途迁徙。
　　当欧洲人从非洲海岸把一船船“黑奴”运往美洲大陆时，黑奴的供应者实质上是一整套运作有效的商业网络，而不是西方通行历史课本上所称的一个个孤立的部落与一位位蒙昧的酋长。他们与欧洲的“同业”一道组成了越洋的人口贩运线，也同后者一样不择手段地榨取利润。在欧洲人的铁蹄全面征服非洲大陆之前，出现如此不同“文化”之间大规模的商业协作，这在传统西方史学著作特别是教材中却罕有提及。人们通常看到的图景是，贪婪但精明(也就是文明)的西方人对笨拙且愚昧的非洲人可以任意摆布。在这类的语境里，即使对一位相当“开明”、勇于批评西方殖民主义者丑恶行径的读者(如马克思)，最终也难于脱离文明—野蛮的两分窠臼。
　　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西方主流对弱势文化的“异国情调化”，而是西方史学—人类学对人类文明史的人为切割和对自己“优越传统”之源远流长的建构。更明白地说，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对“其他文化”的误解、曲解、偏见、成见，而是对自身一个完全独立传统的编织、打造、美化和优势化。
　　在这个精心建构的人类文明框架中，文明可以一个个分割开，可以一个个单独评价，而西方文明则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个文明源于希腊，并自罗马以降连续成长，经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一步步跃升，兼备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等优美特质，并且繁荣、富强而领文明之尊至今。对此等文明框架做出批评的主要思路有二，一是所谓西方文明本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它本来就是相对的、动态的，汲取着各方养分，更新、改造着自身，也影响着其他文明；二是西方文明也与其他人为建构的文明一样，常常被所归属的史家有意无意的“隐恶扬善”，将黑暗面化小了。沃尔夫在第一点上的阐述前面已略述，在第二点上的研究这里再多提一笔。
　　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沃尔夫从被树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文明入手，质询西方主流学者的史笔：如果希腊文明当年以民主—自由的文明火炬照亮爱琴海，该怎样理解在海伦联盟对波斯战争期间，更多的希腊人选择站在波斯一方(事实上，就连在外邦军队中服役的希腊军官数量，也比在本邦中服役的军官为多)？该怎样理解当时有更多的希腊人是生活在意大利，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社区组织，开创自己的生活？该怎样理解“自由人”与来自地中海各地奴隶的关系？又该怎样理解“希腊文明”与周边文化相当紧密的关系？沿着沃氏的思路，我们换个问法，西方这个“文明”是那么孤立、完整，那么“欧洲”地发展起来的吗？在我们认可史家写作的选择性之后，又有多大理由可以撇开其他文明的影响不谈，全盘认可现在建构起的脉络、薪传？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一点，“全部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西方史学传统是欧洲中心史观立论的重要理论基础，而这一传统的主导地位正是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受到了社会史学者的强有力挑战。沃尔夫的质询方式，就是典型的社会史学的思路。时至今日，西方史学界的风景正在改观，至少就我所知的美国各主要高校，思想史的影响力已无复当年，在许多院校已经退出了主导地位。“反叛”一代的年轻学者渐次执掌教鞭，当是造成这种转变的要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分析了社会科学的诸多晚近理论之后，沃尔夫还特别点到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说，批评后者在强调欧洲资本主义扩张到世界各地并“边缘化”非西方国家的同时，并未给予“边缘”国家原有的历史应有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沃氏指出，处于资本主义扩张前夜的世界，本有着范围宽广、式样繁多的社会—经济“生存方式”(Modes of Existence)，而这些方式在历史上如何先后被市场压力和资本主义外力打开、破坏或吸收的，在当时并没有人给予通盘考察(即使现在也是研究不多)。《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的最大贡献，正在于此。在这本书中作者展开了一幅欧洲人侵入前后的全球社会—经济发展图景，即便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依然感觉受益良多。全书的结论是，在欧洲人入侵前，世界各大区域经济网络已经形成，欧洲资本主义的进入一方面以强力改变了原有的网络(无论是打开、破坏或吸收)，另一方面也将这些改变了的网络以市场的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紧密联系或迟或早会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发生、发展。与此相关，欧洲扩张后之所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也依然带上浓厚的区域性色彩，新的“生存方式”未必不在孕育之中。即便在沃尔夫身后的二十一世纪，我们依然有理由相信历史没有终结，生存方式依然有新的可能。
　　回顾起来，多数“没有历史的人民”不仅仅是在政治—经济上已被边缘化，在历史上也很大程度上被边缘化了。历史的还原过程虽然艰难，可喜的是毕竟已有人在做了，沃尔夫就是其中之一。《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是他用十年心血写就，是熔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思想于一炉的大家之作。遗憾的是，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国内对海外学术著作的引进往往与某些活跃学者的具体介绍与联系相关，也因而受到其知识、观点与喜好的限制。对某一学科各种思潮与各位知名学者的全面些的译介通常还仅是出版者的愿望，实际上被忽略的学术大家还为数不少。作为一名曾经修习过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学生，我衷心希望《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文版能早日问世，我也深信这部著作对于有悠久历史感并处于与国际接轨之际的中国读者依然有着特殊的意义。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之后，沃尔夫再次回到他关于“生存困境—极端意识形态—集体暴力”之间关联的人类学课题上，在《地方社区：宗教、权力与抗议：地中海北岸》和《宗教积淀与国家形成：以欧洲民族志的观点看》(编辑)成书之后，于世纪之末完成了他的另一部重量级作品，本文起始时提到的《预想的权力：支配和危机的意识形态》，为我们于今日回首上一世纪、上几世纪的人类集体暴力行为和极端残暴与苦难，拓开一条新思路。仅以沃尔夫对纳粹德国的集体暴力分析来看，我身为一名中国读者已不由触发出相当的感慨。沃尔夫着重落笔的，正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整合过程所导致的意识形态霸权下，处于困境中的弱势国民，如何倚仗对更弱势族群的集体暴力，来提升自己成为强势(至少是精神上的“强势”)的。纳粹主义影响下所爆发的德国普罗大众对社会主义者、犹太裔和吉卜赛裔的极端集体暴力行为，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是最有代表意义的，而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史料分析，比较而言可能也是最彻底的。《预想的权力：支配和危机的意识形态》的问世，对尚未深入其他二十世纪集体暴力案例的学者们，有着深刻的启迪。
　　沃尔夫离去了。许许多多极端生存困境与残酷集体暴力的目击者也正在先后离去。为了理解人类苦难的过去，也为了我们的新世纪免于极端生存困境与残酷集体暴力的再度降临，我们有理由倾听这些逝者与将逝者的声音，特别是身兼目击者、分析者与批判者于一身的像沃尔夫那样学者的声音。
　　二○○○年四月洛杉矶初稿，八月北京定稿
　　(E.R.Wolf，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