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视域

　　我选择“视域”这个词来描述南帆的《隐蔽的成规》有两层含义：一、这本著作是南帆关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考察，南帆拈出了十个问题来构成本书的框架。为什么是这十个而不是另外十个问题占据了他的视野，这里头肯定包含了他个人的理论兴趣以及对于所选择论题重要性的估量。二、南帆考察的基点是制约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论、观念前提与逻辑框架，这有点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意思，南帆想要追究的是，什么样的理论资源、批评术语、文学观念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与作家、读者的眼界与思考空间，这样的一个视域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生产、建制与流通，开启了又闭锁了哪些可能。
　　文学史写作无疑是文学建制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本著作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关于文学史写作的检讨。前几年有关“重写文学史”的讨论沸沸扬扬，去年更有洪子诚的《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当代文学史教程》两本力作问世，但是有关文学史写作的理论前提——何谓文学史？它与一般历史的关系如何？文学史写作何为？重写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一个历史的真相？评判文学史的质量标准何在？这一系列问题一直未能得到集中、有力的阐明。二○○○年第一期的《文学评论》上有一组文学史写作的笔谈，钱理群借洪子诚写给他的信，诚恳地谈到他的困惑：当我们逐渐明白历史实际上只是一种历史叙述，一种并不存在最终审判席的叙述，我们写作文学史的依据是什么？在我们勇敢地承认了文学史乃是“个人”的文学史之后，接下来，在相对主义的园子里，这朵花与那朵花之间是不是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南帆在这个“此处吃紧”的暗礁上继续了他艰难的前行：“历史语境”的引进——“‘历史语境’之中存在了遏制相对主义的基本尺度。”一方面，文学史写作必须进入历史语境，当历史话语与现有的文化体系发生冲突、脱榫，历史语境的压力将迫使人们“重写”文学史——这是重写的理由；另一方面，“文学史写作必须企求这个历史语境之中最高的认识水准。这样的认识水准将尽可能消除个人视域的盲区，利用学科规范摒弃个人私欲导致的偏见，将个人的趣味提高到历史文化的水平线上。”“相对主义的意义上，人们没有理由否认这样的结论：《阿Q正传》不如《艳阳天》，《东方快车谋杀案》比《百年孤独》更为有趣——只有在历史文化的水平线上，这样的结论才会遭到正当的拒绝。”南帆给出的答案也许并不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解决，但是他的思索无疑将问题的理论深度往前推进了一步。
　　南帆在这本著作里所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在对“文学史、经典与现代性”、“文学观念与文学理论资源”、“性格与典型”、“长篇小说与历史叙事”、“诗与国家神话”、“批评与意义再生产”、“传统与文学传统”、“民间的意义”、“边缘的声音”，“电子时代的文学”等一系列问题紧张的追踪、辨析与诘问中，原有视域中的盲区被揭露，新的视域呈现出难以抑制的活力——十个问题的选择无不标明了南帆思考问题的方向，与他对历史语境的基本设想。这样，《隐蔽的成规》提供了南帆对旧有文学研究视域的考察，而“南帆的视域”又提供了考察当下文化现状的一个角度：作为一位著名的文学研究者，他的问题意识，他的关注重点，他采取怎样的方式参与当下文化空间的建设——这，又是另一重视域了。
　　(《隐蔽的成规》，南帆著，福建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九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