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多些肯用心思的人

　　楼下一位不知其为谁的邻居，托人送给我一张《中华读书报》，传语那上面有一短文《梁漱溟作诗否？》想来这位邻居已听说我是梁漱溟的次子，出于关心遂有此举。
　　仅在上周，老同事乔君又打电话以《文汇读书周报》上登了有关先父的文章见告(我说“又”打电话，因为他去年曾来电话叫我找《炎黄子孙》某期看)；接着老同事张君同样来了电话，说《文汇读书周报》上有文章《梁漱溟——否定“文革”第一人》。
　　我无法不感动。不是因为我受到关心。我没有那么糊涂竟认为是自己受到了这般的关心。当然，也不能说这几年我没有“分享”(姑且这么说)大家对先父的好感。若问感受，则我是和当年“分享”冷遇同样地希望没有这回事。
　　这种情况几年前已有过，所说情况或不符或有出入，但都不曾动念做某种解释说明。这次是《梁漱溟作诗否？》的作者陈章先生感动了我。陈先生写道：“梁漱溟先生逝世不过四五年，他的亲友、同事、学生应该有人知道，……”(按：先父逝于一九八八年)
　　陈先生文中引了两首语带讥诮的诗，一首批“文革”，一首评郭沫若。我设想，两位诗作者有意见要表达，为求流传得广些，托名为先父所作。但那效果恐怕是事与愿违，因为陈章先生就不信。
　　至于先父是否为否定“文革”第一人，我想，他未见得是。史锐锋先生这样说，分明出于好意，我却否认之，原因无他，尊重事实最为要紧。美誉若非事实亦不当受。
　　本来分别说明一下是或否也就行了。可我是有所感而选择了不简单了事：大家对先父怀有好感而很不了解他，这是一；我仿佛感到有一种但愿其没有的现象，这是二。
　　没有诗才不能作诗，但先父生平不作诗还须从根上讲。三十年代他对学生剖析自己的思想，说那是经过了“再转再变”的。不止是思想，连情绪都同样改变。请注意后一点。我们通常是思想有改变生活大体照样过，他不然，他是有一种思想必跟着有与之相合的生活情趣和目标。他说，否则他就不会生活。
　　二十岁上下，他曾经相当偏激(这是我的说法)，只爱读辩论思想和议论政事的文章，并干脆认为只该写这样的文章。换言之，在他看来文章只该用之于思辨，视发抒情感、词藻美妙为不良倾向。试想，既然如此他怎么会去作诗呢？
　　不过他没有一直偏激下去，将近三十岁，他懂得了(也可以说尝到了)儒家生活态度的滋味，儒家肯定现世生活，一切好的情趣都是应该有的，一副好的体格也是应有的。这个改变当然也改变了他对文艺的态度——以健康向上的志趣作诗、唱歌、跳舞完全对。
　　先父率先否定“文革”吗？这个问题不如“作诗否”那么容易回答。可以有把握地说，他赞成发动一场反对和防止修正主义的运动。我们许多人是因听毛主席的话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则不同，是依自己的一个分析，认为俄国人(前苏联)已显见丧失了革命的高度自觉，他们是不免要走回头路的了。同时认为，如果中国人丧失高度自觉，也会走回头路。马恩本来是认为生产高度发达之后社会将可进入(采行)社会主义制度，列宁和毛泽东将各自的国家超越一个历史阶段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认为这不是完全不可以，但是勉强。必须以人的高度自觉(不是某些人而是社会群体)，弥补缺少一个发展阶段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并不是因为也有见于此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他强调“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后来先父看懂了，毛泽东是避开正常程序以群众运动清除一批人，再后来又看懂了有一批人借“文革”之名窃权窃国。这后一个认识是我们许多人所共有的，只是时间有点差异。所以我不觉得他率先否定“文革”。
　　史锐锋先生所举证明先父是否定“文革”第一人的几件事，严格说来是“文革”期间的荒唐事，不是“文革”本题之内的事，并且同样的事可以发生在平时，例如修改宪法竟将个人(林彪)的名字写入宪法。他明确说不该这么做。这不合制宪本意。但是，他这样说完全没有中国也该像西方国家那样在宪政体制下治国的意思。他认为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标的革命政党，可以开创适用的政治体制。一九三六年苏联制宪，一九五四年中国制宪，在他看来其实是不妥当的。既然是以党治国就不要谈宪政，宪法的功用是任何政党或个人都在宪法之下。斯大林、毛泽东权倾一时，完全以自己的意思行事，苏联、中国制定一部宪法，是一种“借用”(这是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的措词了)。自首次将他就宪法问题讲的一番话传播于公众，至少已有十多年之久了，总是把注意之点放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敢于直说不该把个人的名字写入宪法，却忽略他说的革命尽可走自己的路，没有必要假借宪法的形式而其实不遵守这种精神。
　　他赞成以革命精神干革命事，干什么就说什么。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恕我直言，发表这个意见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在于否定“文革”。
　　史先生也举了先父不批孔，并以此作为否定“文革”的一例。他不怕围攻，不过起初也曾想不讲话亦即不引发围攻。他说领导上发动批林批孔是政治性的运动，他不想妨碍出于这种目的的运动，自己对孔子的看法是学术性的，与那个政治目的无涉。虽然如此，如果领导上想知道，他可以写出来供参考。可是，既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事情自是闹得越大越好，领导上岂肯放过？领导直属小组批孔学习讨论的赵朴初先生已经违背“上意”，对他说：发不发言由自己决定。他可以不发言了。可是他过后觉得自己必须发言。读了冯友兰先生的批孔文章(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五日)，日记里写了两个字的评语：“可叹”。次日日记写道：“夜思索孔子评论问题，当从理智理性二分法入手，证明中西文化之异，而论定其功罪。”
　　孔子早已死了，不须别人替他说话。怎样认识自孔子以降二千多年中国的社会—文化才是重要的。其所以重要，在于正确认识老中国方能建好新中国。是因为这个，怎样认识孔子(的功罪)才重要。江青之流乱说，只好随她去，哲学家不可以。
　　人们的注意力，没有放对地方。
　　史先生写道：“‘要彻底否定“文革”！’梁漱溟说得毫不含糊。”可是，他并没有说过这句话呀。
　　史先生还写道：“他(按：指先父)自己也以孔子后代自喜。”姓梁的人怎么成了姓孔的后代！
　　上面这段话读起来好像是对着史先生。绝对不是。具有普遍性的现象才是要关心的。
　　《梁漱溟——否定“文革”第一人》原刊于《文汇读书周报》，《中华周末报》转载之，放在《旧闻钩沉》一栏。我读到的是《中华周末报》。说不定还有什么报转载，放在什么轶闻、揭秘栏里。
　　陈章先生读到那两首诗，也是经过转载而后由《中华读书报》再刊出。如今转载之风可谓盛矣。且同样地图省事。作者怎么写编者怎么登，属实否，得当否全不介意。
　　上文两度涉及先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走回头路的可能性问题和革命政党尽可开创适合革命需要的政治体制)，读者此刻必定感到很新鲜——想不到梁漱溟还有这样的观点！十余年来出版物提供给社会的信息只是：此人敢于直言，此人曾受打击，此人关心民瘼，此人乃当代儒家……公众对此人倘所闻惟在此，自然就只在这个范围内打起转转来。有感于此一现状，谨祝愿多些肯用心思的人。
　　前面提到社会主义，那就接着说。
　　下文引自《与张蓉溪舅氏书》：“甥虽不肖，曾发大愿，一曰研考哲理，以阐佛学。二曰倡导社会主义，以促佛教之成功。(吾所谓社会主义颇与时论有异，今不详。)”这封信写于一九一四年，二十一岁。即我前面妄言情绪有些偏激的时候。
　　佛教和社会主义在我们看是南辕北辙，他要两件一起做。一提信佛我们就条件反射式地想到看破红尘，故而又有遁入空门的说法——以这种方式救出自己。他生活上未尝受挫折，所说促佛教之成功，听那语气，出发点显然非关个人。他的大愿是救众生，这个目的不限于当前，甚至不限于人类。人类所受到的苦，以来自私有制的罪恶为主要。他认为社会主义因其为公有制，各个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人无需为自己而图谋损害他人。此一人彼一人的立场不再分隔对立。生活上无匮乏，感情上一体，人类便与佛学的境界接近了重要的一步。在他心里(情感上)两件事非但不矛盾且是出自一个心愿。然而实行起来有矛盾，住进庙里就不能管世事了。去呢还是不去？渐渐地体会到必选择其一，他选择了留在世间。留在世间，又必有一种主导自己生活的思想，这一点比较特别，其不肯随便活着正于此可见。
　　简捷地说，他体验到儒家的生活态度是世间生活最得当的。它不偏，最于生命的合理运用与合理发展之理相合，于是宣布归宗儒家以救中国，只在心里保存着对佛家生活的向往(那对他个人是最好的，却为此时危亡的中国民族所不许)。
　　由佛而儒，是个改变，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未变，且无宁说世间生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更为直接了。当然，他的社会主义始终“与时人所论有异”。相异之处在建国后因有新悟而缩小，一九五八年，政协委员们也不例外地要在会上“向党交心”(特别强调“交出黑心”)。他说没有黑心，心里话是有的。那就是：“我承认马克思主义，可惜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我。”又说，“马克思主义就世间法而言完全是对的”(说来话长，也只得“今不详”)。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他写了三本书：《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和《中国——理性之国》。写作时间分别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第一本曾送给毛泽东看。毛主席嫌太长，由林伯渠看了划出要点才看的。后两本，他说要等到身后再发表。我们照着做了，只收入《全集》。
　　关于他的社会主义，说到这里为止。只该说到这里，原因是：应该、必须为肯用心思的人留出足够的“空间”，由着他们去阅读，去评价。
　　我不想假装是无意中把话头引到肯用心思上头来的。他直言，自己必坚持“独立思考，表里如一”，乃至“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我想说的是：倘若不用心思，脑子里是空的，拿什么表里如一？
　　他只是中学毕业，没有上大学，更不曾出国。不用心思就不会有自己的意见，自己思索得出的意见才真会(自信地)坚持。
　　“依我所见，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这句结论性的话当初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只是一小节的内容，且是作为问题提出。十年后，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里，这个问题再次出现，但已是成竹在胸，用以解答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民主和科学为什么没有产生在中国而产生于西方？中国为什么停滞，他们为什么飞？连西方人也承认我们是文明古国，他们的历史短多了。可是，中国早先很行后来不行的缘故呢？好在找不到原因我们也活过来了。
　　近些年科技飞跃似乎又使得有人想起了中国无科学的问题而莫得其解。很少有人知道他有一个说法，那就是：西方曾经长时间生活在教权禁锢之下，而中国历史上完全没有这一页，至今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他说，西方人把“朝天的脸”转向自身寻求现世幸福带来这一切变化。
　　所谓“最后觉悟”就是悟出中西社会文化从根上不同，由此认定在民族自救的道路上我们“没有现成饭”可吃——模仿不是路。
　　又过十几年，有了那句结论性的话——宗教是文化的分水岭。
　　亦如我没有细说他的社会主义观，这里也不完整介绍“分水岭”。我无意(真的无意)“兜售”他的思想观点。二十世纪结束时，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原来认为已成定局的事其实并没有成为定局，原来以为有了的结论大都不够当作结论。
　　然而我的确在兜售点什么，那就是有感于摘抄和转载之盛。少一点摘抄和转载——在浅层次搞热闹便绝了向前推进之机，除非本意是吃现成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