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于我是一件必须困勉从事的工作，因此我通常不以作文为乐事，对自己的文章也并不欣赏，甚至没有发表后收集留存的习惯。当友人促我将旧作结集出版时，我在犹豫、狐疑的心情下，颇费周章地搜罗来十几年间的几十篇文章，重读之余不禁浮起复杂的感受。这些文章里头或许没有什么高明见地，可是十几年来，我在并无自觉的情况下，始终在关切几个紧密相关的问题，其一贯性显然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若再不反省这种一贯性寄身何处，除了构成思想的疏懒之外，也怠慢了“认识自己”这项德尔菲神谕的严峻要求。
可是真要交代有什么议题贯穿在这些文章之间，似乎很难不回到一些比较个人层面的感想上。重读这些文章，首先不免会自问，当初为什么会谈到这些问题，心里又为什么会有文字间所表达的那些意见与情绪。文章是自己的创作，也借着思索与关怀而成为纸上文字，进一步界定了自己。年过五十以后，半世纪的存在积淀下一堆本质，逼你不得不承认，已经不应该企图回避来时路上的种种。在这个意义上，从个人成长路程交代文章的关怀所在，应该还不算是自我耽溺。
当初我会注意到这些文章的主题，似乎并非偶然。我少年时代，适逢西方的反越战学生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两件惊动世界的大风暴，给身在边缘之岛的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当时的我，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意义。如今回想起来，我对这两场革命的模糊认识，大概就是西方与东方既有的政治、社会、文化“体制”的正当性正在土崩瓦解，以及以世界为范围的遭践踏、侮辱的人们，终于取得了翻身反抗的理由与机会。对于一个在当日台湾封闭、窒息气氛下甫告睁眼的懵懂少年，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教育。它所启发的一种心态——几乎就是我心目中这两场运动的内在矛盾性格所在——我愿意用热情与怀疑、反抗与同情这两套对立倾向来形容。我希望能够说(在这类事情上，自己通常不适合作判断)，这两套倾向，从此成为我的视野与性情的基本结构。多年之后，即使我对西方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尤其是对中国的“文革”有了较为真切、较为灰暗的认识与评价(包括其童
、浅陋、残忍、虚无)，我仍然感谢这场政治启蒙，因为它在我身上启发的这两套基本冲动，帮助我在成长过程里摸索方向，也帮助我日后面对台湾政治反对运动的保守、投机走向，犹能维持住几许坚持与原则。在求学方面，这两套素朴的冲动，指点我在学术思想领域形成问题意识，寻找思考资源；它们特别教我要学着判断各种立场、观点是否庸俗无聊，尤其令我受用。作为学术工作者，我不敢奢望自己的思考努力有所发明，不过我希望自己不要走上庸俗无聊的路子。几十年来，维持我不自惭面目可憎的，大概也就是少年时代侥幸形成的这种热情与怀疑、同情与反抗并重的基本冲动。
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庸俗与无聊？在我看来，人的尊严，正是靠热情与怀疑的适当配合而支撑起来的。尊严系于担当，可是没有怀疑与热情，岂有余地发挥坦荡荡的担当？在这个脉络里，庸俗无聊的心态特别需要提防。庸俗者没有怀疑，所以无所担当；无聊者缺乏热情，所以不求担当。庸俗者以为意义与价值的问题业已解决，生命不过是随着主流逐波弄潮；无聊者则根本不识意义与价值的追求包含着徒劳的悲剧成分，以为生命本身原是轻松幸福的尽兴一场。只要读过一些韦伯，你就知道这整套问题是何等惊心动魄、振聋发聩。在当年的台湾，当然没有人能指点我去读韦伯。不过我们那一代的少数人，有幸接触到了殷海光先生的一些间接影响，居然借着他所散布的某种道德感召，也勉强发展出了一点对付庸俗无聊的抗体。殷先生的人格力量所在，只有“尊严”二字可以形容：在各种政治压制、文化侵蚀，乃至于整个庸碌世界的扭曲消耗之下，如何维持一份做人的尊严。这种尊严的可贵与辛酸，当然也要到我自己尘面霜鬓，才能有所体会。不过当年的殷先生(无论他自觉到什么程度)，正是用炽烈热情苦撑生命、用禁欲式的怀疑割舍一切形而上的安慰、用出不得声的同情看周边人们、却又用凌厉的批判精神喊出“我不分享这个时代的价值！”热情、怀疑、同情、反抗如何结合成一种尊严的处世态度，抗拒这个时代的庸俗与无聊，维护“基本的做人道理”，殷先生的典范间接丰富了我的启蒙过程(我的另一段启蒙教育，涉及求学英国几年间的重要经验，其中也有前辈典范的惕励，其深刻与严肃并不次于殷海光先生所开启的境界。不过那段心得，应该属于另外一个故事)。
这样的成长背景，部分说明了我为什么关切时代对于行动者的道德要求。我无法带着憨憨傻笑认同这个时代的任何价值。但是一个时代的价值资源与人的价值实践，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实，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特色：它的基本精神，正是对于当下价值的怀疑与反思。出于怀疑，它对于行动者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考验。它不仅考验行动者的能力与动机，还要考验行动者的道德品质。在我之见，“现代”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要求的时代。有见于人性中懦弱、轻薄成分的在所难免，在现代情境里，前现代的温馨与后现代的作戏，本是常在的诱惑。
近二十年来，“现代性”广受讨论。在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这个议题的兴起，一方面固然反映着保守思想与感性主体主义的颠覆势力在这个时期的上升趋势，另一方面却也代表二次世界大战后树立的主流价值取向与思想架构，确实呈现了僵化衰败的迹象，需要从基础上重新整理、评估。整理与评估，不必然带来否定与抛弃。相反，整理与评估可以是一种批判性的、以重建为旨的事业，代表重新经营道德资源与论述理据，借以在新局面与新问题考验之下，维持现代性所许诺的进步可能。可是这种尝试、这种努力要有意义，难处主要不在能不能找到学术与理智的资源去从事重建，而是个人有没有理由与勇气继续维持现代性的道德承诺。换言之，对今天的人来说，现代性不仅是一个学术或思想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伦理、政治问题。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我们不只是在处理一组客观的历史、社会现象，更是在认定或者弃绝一些价值立场。这种选择乃是伦理性的；关于这种选择的思考，也是伦理性的思考。
现代性会特别提出伦理问题，本身就值得玩味。其实，价值可以由人来自行认定或者弃绝，正是现代人处境的一大特色。这代表超越源头的断绝以及多元论的成为“事实”，论者已经很多，在此不赘。不过一旦人可以自行弃绝或认定价值，两个问题接踵出现：第一、任何认定或弃绝，能不能提出很好的理由？什么样的理据，才算是好的理由？前现代的思维对这个问题有很完整的答案，可是现代人已经无法援引。前现代的思想模式可以诉诸超越的秩序、内在的目的或者有意义的传统，作为价值的根基性的源头。现代人为价值信念做辩护的时候，却无法诉诸任何实质性的理由。第二、做下认定或弃绝的决定之后，如何承担责任？如果责任的考虑没有进入决定的过程，任何责任的承诺是否均属于空话？前现代的思维对此也有精密的说法，可是现代人也已经与这类说法绝缘。前现代的责任意识之落实，表现在向一座巍然矗立的坚固磐石委身，舍弃对于自我的信任或者留恋，由而也就摆脱了自己须负的责任。殉国、殉道，都表现了这一点；道德优越感自诩磐石撑腰，则是这种弱者逻辑的镜中倒影。现代人的责任意识，却只能表现在自我承担，必须由自我扮演主动操控一切的角色，毫无借口与退路。莫怪乎诚实的现代人不可能有安适的良知、更不可能产生道德优越感，因为他在这个道德中立而无名势力横阻的世界里行动，必然会充满道德的疑惑与无奈。
从这两个问题来看，在现代情境里，价值的自由认定或者弃绝，纵使可以用“抉择”一词称之，其内容也必定超过了这个字眼的主观、恣意意味。现代性的伦理性格即在此：它不仅容许自由地抉择价值立场，并且在抉择的理据与责任两方面有特定的要求。于是，现代的价值立场抉择，不仅与前现代的景况迥异，与后现代的构想也迥异，而其差异主要是在抉择的可能、理据与责任三方面，现代性提出了特殊的诠释与观点。这套诠释与观点，渗透了特定的价值认定。现代性对于我们的挑战，正是问我们能不能维持这套认定。
在直接因应这个挑战之前，我们自然需要先了解，现代情境里的价值抉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它所涉及的可能性、理据与责任等重重问题，又该如何分析梳理。我一直在这群问题之间摸索。直到如今，我仍然没有比较完整的答案。可是我也必须承认，我不是没有成见。本题中“纵欲”与“虚无”两个带着一定道德褒贬含义的字眼，说明了我的倾向。对这两个字眼，我原先参考韦伯，是这样了解的：
如果对于意义的渴求是一种欲望，纵欲指的便是对于意义的存在有太多幻觉、对于人类的作为创造意义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对于此，当纵欲的亢奋高潮带来的只是虚脱挫败，幻觉与信心会在瞬间崩解，沦为对于一切价值的麻木虚无心态。
放到现代情境里价值抉择的一般状态，我会说：如果到了现代，价值的抉择仍企图从实质性的价值自身导出理据，企图基于信念而开脱责任问题，我称之为纵欲；而若是由于抉择这个概念遭到窄化，成为率性的投入、主观的偏好，而拒绝提供理据，拒绝过问责任，我称之为虚无。价值(value)的抉择不可避免地属于个人的主观认定，可是纵欲与虚无的态度正好忽视了一件要命的事实：主观的认定并不赋予它任何客观的价值(worth)。我希望指出，在现代，个人的信念，惟有在公共的论述里方可证明自己的理据与价值，因为在公共论述里，信念才会面对与自己一样具有主观确定性的异己信念，才会受到认知与道德两方面的考验。也只有承认异己与自己一样拥有道德信心，才能迫使责任意识成为抉择时的有效拘束。简言之，“纵欲与虚无之上”所指的方向，乃是一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公共论述的远景。现代性的伦理，就是对于这样一个批判性的乌托邦的认定。
这个乌托邦远景的批判能量，主要集中在平等、多元与公共性几个概念上。有关平等与多元的议题，由于可以向当代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吸取现成的理论资源，所收的文章应该足以呈现一套轮廓较为完整的观点，取为参考或批评之用，均有下手之处。
道德地位的平等与事实上的多元，界定了我所理解的自由主义。这样理解自由主义，由于焦点与涵蕴都比较特殊，自由主义者以及反自由主义者，都会有不少人不以为然。我视自由主义为现代性批判能量的承载者，认为自由主义是现代情境下较为妥当的一套政治伦理，主张平等才是自由主义追求的最根本政治价值，更相信只有自由主义才能在现实条件下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诉求，都会引起相当的争议。而我将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国族主义、多文化主义、各类人民拜物教对立，也不免引起一些人的反感。我不必在乎立论引起争议或者批驳；但我必须在意自己有没有给立论提出尽可能坚强的理由。举例而言，中国大陆一些知识分子，会指责我关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完全倾向罗尔斯，忽略了哈耶克或者自由主义的其他古典传统。我接受这个批评；不过我的选择不是没有理由的。另外有人会强调，公正(如果这个词还有意义)的制度只能由市场机制提供，而我受到罗尔斯的平等主义影响，对于“建构”出来的公正原则持有错误的幻想。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说清楚的问题。于此所能言者，在我的认识中，自由主义与市场机制，乃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理念。所谓独立，是指这两个理念所关切的问题、所企图逼近的理想状态，是相互独立的。自由主义所关切的问题，乃是从制度上让每个人能够在自由、平等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市场机制所关切的问题，乃是容许资源形成最有效率的流通与分配。这分明是两个问题，因为个人是否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生活，与资源的流通、分配是否有效率，分明是两个问题，解答其一在概念上或逻辑上都不涵蕴解答另一。为了解答前一个问题，我们或许有必要参考──甚至在某些情况中遵循──后面一个问题的解答。可是如果由于这种必须另行证明其详情的经验性关连，或者因为其他历史、现实的原因，就断言自由主义的问题即是市场机制的问题，我以为是不必要的混淆。我猜想，市场自由主义者与罗尔斯式的平等自由主义者，对于什么构成“自由主义”有基本的歧见，对于什么构成自由、平等、正义也有很不同的想法。其实，只要对自由主义传统能提出合理的诠释，这个卷标最后由谁拿去专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承认，上述自由主义的基本关怀是一个正当、妥当、重要的议题。像这么要紧的基本区分，我限于学力与机会没有专文处理，实在很遗憾。
(《纵欲与虚无之上：现代情境里的政治伦理》，钱永祥著，三联书店即将出版)